大漠也， 巨海也，泛之而无涯，行之而无途， 杳杳茫茫，入之迷方，失路以悲，漂泊可伤者皆是也。浩乎孔子之道，荡荡则天①，六通四辟②， 其运无乎不在。然以其彍博浩颛③，举二千五百年之绵薆④，合四万万人民之繁众， 并日本、高丽、安南之同文⑤， 立于学官⑥，著为国教，诵之读之，尊之服之，而苍苍无正色⑦，渺渺无终极，欲实为孔子之至道也， 莫可得而指也。人好其私说， 家修其旧习， 以多互证， 以久相蔽， 以小自珍。始误于荀学⑧之拘陋， 中乱于刘歆⑨之伪谬，末割于朱子⑩之偏安。于是素王⑾之大道， 明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 安于小康， 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

予小子六岁而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 乃受经说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⑿矣。始循宋人之途辙⒀，炯炯乎自以为得之矣， 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⒁，纷纷乎自以为践之矣， 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苟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凡数千年国家风俗治乱之故，若者与孔教相因而进退者， 得之于战国、秦、汉之间。东汉为美矣， 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

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⒂，凡齐、鲁、韩之《诗》⒃， 欧阳、大小夏侯之《书》(17)，孟、焦、京之《易》(18)， 大小戴之《礼》(19)，公羊、谷梁之《春秋》(20)，而得《易》之阴阳之变(21)， 《春秋》三世之义(22)， 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见， 而庶几窥其藩(23)矣， 惜其弥深太漫(24)， 不得数言而赅(25)大道之要也。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 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 大道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 发之明而别之精， 古之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 并行而不悖， 时圣之变通在是矣。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 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 天爱群生， 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 至予小子而鸿宝发现， 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 以仁济天下， 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 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 岂不异哉!

康有为乃猎缨敷衽(26)而正言曰：吾中国二千年来， 凡汉、唐、宋、明， 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 自荀卿、刘歆、朱子之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 皆三代之道， 亦不离乎小康故也。夫孔子之哀生民之艰，拯斯民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怀，其注于大同也至矣。但以生当乱世，道难躐等(27)， 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 不能不盈科乃进(28)， 循序而行。故此篇余论及他经所明， 多为小康之论而寡发大同之道， 亦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29)者耶!若其发礼意之本，极天人之故，抑可以撢(30)先圣制作之意焉。

幼孩不能离襁褓(31)， 蒙学不能去严师。害饥渴者， 当醉饱以济其虚， 不能遽与八珍(32);病伤寒者， 当涤荡以去其邪， 不能遽投以参术(33)。乱次以济，无翼以飞，其害更甚矣。若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尽去， 尚不补以参苓(34)。泥守旧方而不知变，永因旧历而不更新， 非徒不适于时用， 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 而不求进化， 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 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道也。且孔子之神圣， 为人道之进化，岂止大同而已哉?《庄子》建德之国(35)，《列子》甔甗之山(36)，凡至人之所思， 固不可测矣， 而说孔子乎! 圣人之治， 如大医然， 但因病而发药耳， 病无穷而方亦无穷。大同小康， 不过神人之一二方哉!窃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旧方， 不揣愚妄， 窃用发明，公诸天下， 庶几中国有瘳(37)，而大地群生具起乎! 其诸好学高识之君子有以正之。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 即光绪十年甲申(38)冬至日， 康有为叙。

(“万本草堂丛书”本《礼运注》卷首)

注释 

①荡荡则天——形容孔子之道浩荡渊博， 取法于天。②六通四辟——语出《庄子·天下》。六通，指六合，即上下四方通达;四辟，指春夏秋冬四季通畅。这里指任何事物都离不开道。③博浩弥——渊博浩瀚。(kuo)，张满弩弓，这里是丰盛、渊博的意思。④绵——同“绵暧”。《文心雕龙·宗经》：“岁历绵暧，条流纷糅。”绵，久远;暧，不明。此句谓历时久远。⑤“并日本”句——日本、高丽、安南三国均为中国邻邦，当时都用中国文字，故曰“同文”。⑥立于学官——立，设置。学官， 又称“教官”。汉朝设立五经博士，教授国学弟子。⑦苍苍无正色——《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这里比喻孔子之道和天一样，一般人难以认识和理解。⑧荀学——指荀子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荀子推崇周制，所以说他“拘陋”。⑨刘歆——汉代古文经学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是今文经学派，曾著《新学伪经考》，故而认为古文经是刘歆的伪造。⑩朱子——指南宋理学家朱熹。⑾素王——语见《庄子·天地》，对有王者才具与道德而无王位者的尊称。这里指孔子。⑿劬(qu)——劳苦。⒀宋人之途辙——指宋人的治学方法。宋人治学偏重于性理的研究，容易陷于拘泥和狭隘。⒁汉人之门径——指汉人的治学方法。汉人治学侧重于文字的考据，容易陷于琐碎和零乱。⒂“既乃”句——古学，指古文经学。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清代学者继承古文经学家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有较大成就。今文学，即今文经学。今文经.指没有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儒家经典。今文经学重视发挥经文“大义”，清代学者继承发挥，托古论今.干预时政，主张变法，使之趋于大盛。⒃齐、鲁、韩之《诗》——汉代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属今文经学。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⒄欧阳、大小夏侯之《书》——欧阳，指汉代传《书》的欧阳生及其以后的欧阳高、欧阳歙等。大夏侯指夏侯胜，小夏侯指夏侯胜之侄夏侯建，也是汉代传《书》者。《书》指《尚书》，汉代称《书经》。⒅孟、焦、京之《易》——汉代传《易》的先有孟喜，喜传焦延寿，延寿再传京房。《易》，即《周易》，汉代称为《易经》。⒆大小戴之《礼》——汉代传《礼》的有戴德和戴圣，分别称大戴和小戴。《礼》即《礼记》，儒家经典之一。⒇公羊、谷梁之《春秋》——指“《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公羊传》传为公羊高所著，《谷梁传》传为谷梁赤所著。此外还有《左传》，传为左丘明所著。(21)《易》之阴阳之变——《易》的卦象由阴阳两爻的变化构成.故谓阴阳之变。(22)《春秋》三世之义——实指“《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解诂》：“于所传闻之世，见起治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作者因此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三世”。(23)窥其藩——意谓已能从外面窥见孔子之道的大概。藩，篱笆，这里指孔子之道的概貌、轮廓。(24)弥深太漫——意谓钻研愈深，反而感到杳茫不着边际。(25)赅(gai)——包括。(26)猎缨敷衽——整理衣冠，表示谦恭。猎，揽。缨，冠带。敷，铺。衽，衣襟。(27)躐等——不按次序，超越阶段。躐(lie)，逾越。(28)盈科乃进——《孟子·离娄下》：“原泉掠掠，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意谓注满了坳凹处，随后再向前进，即应循序渐进。(29)知其不可而为之——语出《论语·宪问》。意谓勉为其难，明知不可为而全力以赴。(30)撢 (tan)——探。(31)襁褓——襁 (qiang)，布幅，用以络负;褓 (bao)， 小儿的被，用以裹覆。泛指背负小儿所用的东西。(32)八珍——八种珍贵的食物，如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鸮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之类。这里泛指珍贵菜肴。(33)参术——指人参和白术之类的滋补药品。(34)参苓——人参和茯苓，亦属滋补药品。(35)建德之国——《庄子·山木》：“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36)甔甗之山——《列子·汤问篇》：“其国名曰终北，……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领，状若甔甀。”国中之民“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甔甗 (dan lu)， 坛子一类的瓦器。甗为“甀”之误。甀(zhui)，小口瓮。(37)瘳(chou)——病愈。(38)光绪十年甲申——即公元1884年。

赏析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屈辱、苦难的近代。面对神州陆沉的危机，每个有良知、热血的中国人不能不为祖国的命运焦灼、痛苦。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他面对生民涂炭、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殚精竭虑，苦苦思索，希望能找到一剂救国救民的良方。

倘要济人以良方，首先要做的是要为之找出病因。治人如此，救国亦然。儒家经典作为几千年来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于中国历史的形成自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仿佛孔子也就对中国历史现状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康梁变法维新失败后，“五四”时代的热血青年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学的源头孔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出于这种思路。但在康有为看来： “孔子之道，荡荡则天，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正因为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故而虽“举二千五百年之绵薆，合四万万人民之繁众，并日本、高丽、安南之同文”，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会。从表面上看，它“著为国教”，人们“诵之读之，尊之服之”，但人们抓住的却只是孔子之道的皮毛与细枝末节，在根本精神上与孔子的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要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不得蒙大同之泽的历史及现状负责任的话，其责任不在孔子，而在于历来对孔子的误读。既然病因在此，那么，在康有为看来，第一要务就是将孔子的真精神揭示出来。只要一天不如此， 中国就一天不能摆脱“小康”而达于“大同”。

经过苦苦的求索，康有为终于在《礼记·礼运》中找到了孔子的大道之所在，认为《礼运》乃是孔子的微言真传，并将它抬到了“万国无上之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的崇高位置。康有为难以掩饰自己这一伟大发现的狂喜与骄傲：“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现，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 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

是什么原因，使得康有为在众多的儒家经典中对《礼运》如此青睐?

在儒家经典中， 《礼运》是十分特殊的一篇。在该篇中，把儒学历来津津乐道的三代称为“小康”社会，而把孔子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不曾说过的“大同”社会视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对“天下为家”的私有制乃至传统礼教都持批判态度。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对此疑窦丛生，多认为这是借孔子之名而载记的却并非孔子的思想。孔子说过：“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怎么到这里却成为与“大同”对立的“小康”，成为批评的对象了呢?康有为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孔子哀生民之艰，拯斯民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怀，其注于大同也至矣，但以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故此篇余论及他经所明，多为小康之论而寡发大同之道，亦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耶。”也就是说，孔子不是不知道三代乃是“小康”社会，不是不知道礼乐纲常乃是致“小康”之道，但在天下纷乱、大道既隐的乱世，也只能如此而已。这就好比一个重病的人，他最需要的是治病的良药，而使其进一步健康成长的人参、黄苓之类应当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正如病好了就不必再吃去病的药物，在“小康”既已达到的社会，再泥守致“小康”的策略就是十分有害的了。几千年来中国之所以安于“小康”而没有蒙“大同”之泽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一点，将孔子就乱世而发的致“小康”的策略当作必须恪守的教条，泥古不化，不知变通。康有为认为，孔子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拯救乱世而致“小康”的策略，也不仅仅在于他阐发了所谓“大同”之道，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懂得古今不同、人道进化的道理。“进化”乃是孔子的真精神，是儒学的根本，舍此均为细枝末节。

康有为一再指出，他为中国开出的，乃是“孔子旧方”。但明眼人一望而知，这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孔子旧方”，在“孔子旧方”包装下的是西方的进化论观点。至于他这样做的动机，或许是因为他明白：在中国这样一块儒学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任何思想都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人们因循守旧的思想习惯，只有孔子的言论、思想才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这当然是一种猜测。究竟是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一个进化论者并将其推向社会舞台呢，还是康有为确确实实认定孔子就是一个进化论者呢?康有为没有也不会告诉人们， 只有读者用自己的头脑来作出判断。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三世”说解说成历史的进化是由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共和制的普遍规律，从而借“三世”来表明走君主立宪道路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其所主张的变法维新张目。所以，梁启超说： “(康)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 实本于此。”(《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