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 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 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 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最可以见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人里。他又说：
你们做诗人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像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你诬枉了我， 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后来的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但是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不能静止，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 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 写下了许多爱国诗。他将中国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个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一句话》)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 于是乎转向历史， 中国文学史。他在给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 “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同在三十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 迈开了大步”。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 在这四个国度里， 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 点头，招手，交谈， 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 以至总有那么一天， 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 也不必改变。
这就是“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得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 不得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于是他好像也有了 “考据癖”。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告诉臧先生，“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 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断的写出了一些。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 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这时期最长， 写作最多。到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 行动虽然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 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讲录。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这两篇， 还有杂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罢。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 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 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 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从这些里找训诂的源头。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的走着正统的道路。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 尤其想看洛阳——杜甫30岁前后所住的地方”。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 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 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着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几回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他在前一个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 “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 实质上都是诗史”。可是到了北宋， “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他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 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 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 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 ……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 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 主人自己却没落了， 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 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 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 也是我们能否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的影响。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语言学系，打破“中西对立， 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是“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下一堆语句，没有写成。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 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人民的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的史的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 在小说戏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 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 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 不是一本正经。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气。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 知识阶级渐渐形成， 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 “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和戏剧这才堂堂正正的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 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响”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二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 还说， “前几次外来影响皆不自觉， 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纲，还待整理，没有收在全集里。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 1000年左右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2050至前1100)约950年
第二段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 1291年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1099至前599)约500年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598至前87) 510年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86至后195) 281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1719年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至755) 559年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至1276) 520年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1277至1917) 640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待 民国七年至……(1918至……)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 以及农业的兴起等。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 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第四段的“大循环”， 指的回到大众。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 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这中间发展的“二大原则”， 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 补充一些。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献出了， 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段，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他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 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惟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惟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 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够尝鼎一脔!他最后还写出了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这一篇短小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晚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 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3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农民的严肃的工作。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 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 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朱自清三十六年八月，清华园。
(《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47年版)
赏析
提到闻一多，我们就会想到那支“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的光焰四射的“红烛”;就会想到那沟填满了破铜烂铁，残羹冷炙在水中漂浮的“死水”;就会想到那篇拍案而起，对国民党反动派无耻行径进行痛斥的《最后一次讲演》……
闻一多的确像他所歌颂的红烛那样，把深沉而炽烈的爱献给了祖国、人民和我国的古典文化。他用自己的光和热，用他的生命写下了不朽的诗篇。生命的短暂使他的学术研究中断，诗笔永辍，呐喊无声，但是，历史却赋予了他永久的光环。
作为闻一多的同事和挚友，朱自清闻知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暗杀的消息，怎能不悲愤和激动!在日记中，朱自清就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已经10多年不写新诗的他，再也不能沉默，又写了一首，其中热烈地歌颂闻先生是“‘一团’照见了魔鬼”的火。相信在这火的“遗烬”里，必将“爆出个新中国”!在白色恐怖中召开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上，朱自清毅然出席作报告，介绍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作为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朱自清花费了一年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目录，编入了许多篇未刊的遗著。亲自为编定的《闻一多全集》写了序和编后记。再一次表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正抗议和同他们继续斗争的决心。
在这篇序言中，朱自清主要对闻一多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笔端时时流露的是钦敬和怀念。本篇序言的独到之处，在于朱自清的独辟蹊径——他不是从作品本身谈起，而是先对闻一多其人进行介绍，在评价人物的同时结合其作品，使人物的品格精神闪烁于介绍作品的文辞之间。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或隐或现。”这是对闻一多毕生的高度概括，也是整篇序文的总纲。闻一多先生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史，表面上是在“故纸堆内讨生活”，但理解他的朱自清明白他这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想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不仅如此， 自身作为诗人，还对新诗进行批评和抄选。任何一条新道路的开辟，都需要披荆斩棘，流血流汗的“斗士”和先锋。从这个意义上， 闻一多当之无愧。而后来，革命形势高涨，闻一多领导着青年为“民主”、“自由”、为反内战而大声疾呼的时候，更显现出他作为斗士的风姿。
如果没有朱自清的这篇序，读者头脑中会有学者、诗人、斗士这三个概念，但很难把这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完整、全面地去评价闻一多，理解闻一多。闻一多对于学术方面，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朱自清对他的评价是公允而且全面的。
同时，作为闻一多多年的同事和挚友，朱自清对闻一多比平常人又多了一份熟人间的了解，多了一份挚友间的亲密和友爱。因此朱自清能够在序言中驾轻就熟地对闻一多一生的各个阶段作准确的介绍，能够深入闻先生的内心，了解他的思想，可以放大了给我们以真相，而且，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真挚的情感。朱自清欣赏闻一多作为诗人的敏感，佩服他作为学者的真知灼见，热情地赞颂闻先生作为斗士的勇敢与执著。他热情地讴歌闻先生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又非常惋惜闻先生未竟的事业——没有来得及打下中国文学史的别一种基础——唯物史观，没有整理好中国文学史大纲，未完成中国新诗的选编工作——这实在是民族文化的缺憾!
亲密的友人被暗杀了，朱自清没有大放悲声，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的悲悼;也没有深情的追忆，而是在痛定之后，进行了中肯、全面的评价。他没有直接指斥反动派枪杀闻一多的卑劣行径，也没有直接表述要“血债血还”，他只用深沉而激昂的声音说：“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虽仅有一句，却有千钧之力。《闻一多全集》在朱自清逝世前一个月出版了，这是他告慰自己的同道和挚友的最好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