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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俄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自己逼上绝路，直接导致十月革命爆发。尽管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英法德美等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相比，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并不具备参加世界大战的经济能力。
1916年7月8日，俄国沙皇下令对库班、外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区19到43岁的男子进行动员，征召他们开赴欧洲前线。征召对象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孜别克人、塔吉克人以、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回族），征召人数共50万。
中亚地区穆斯林从来都认为自己没有为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沙俄过去也尊重他们的这些传统。本次征召，沙俄向穆斯林民众承诺，只安排他们修建工事和支援后勤，不参加一线战斗。但沙俄的战争动员仍然引发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哈萨克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强烈不满，中亚穆斯林居民纷纷销毁户籍册，对抗沙俄政府。沙俄地方官员拘捕了一部分穆斯林民众，乌兹别克人开始起哄，围攻塔什干和撒马尔罕的政府机关，引发中亚地区的民族大暴乱。
1917年2月，沙俄出兵镇压，为躲避战乱，约有20万难民进入新疆。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记载，“至于哈、布（柯尔克孜）等民族之逃新起因，因为哈柯民族以游牧为主，天性酷爱自由，均信奉伊斯兰教，且政治欲望极低，只要不干涉其生活方式，宁愿以黄米、奶茶、畜肉度过一生，不愿在政治生活中讨生活。过去为中国藩属时代，清廷概取宽大政策不干涉其生活方式，但俄国并吞中亚后则不然，俄人为统治剽悍无羁之民族，处处予以干涉，因之龌龊日生，怨恨日深。更因俄积极移民中亚，强占哈萨克族牧地，哈萨克族为羡慕中国之自由生活，开始向塔城、阿山、伊犁一带迁徙”。
根据当时统计，逃往新疆的俄属中亚人口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2%到3%，哈萨克难民居多。
1916年9月，伊犁镇守使杨飞霞致电省府都督杨增新，“近日俄属哈萨克反抗官军，现以调兵征剿。第恐大队至日，该逆等势必窜扰中境，妨害治安。请密达镇守使速派军队严防噶尔达什、那林郭勒及特克斯川一带为要”。伊犁方面要求省府派兵增援，封锁边境，配合沙俄镇压逃难的哈萨克人。
杨增新不同意伊犁提出的解决办法，“查光绪七年（1881年）通商条约第二款，其无执照之人民过界者仍应送还附近俄官或领事馆管束等语。此刻办法应以阻止俄民不准入境为上策；其潜行入境者应照约照会领事收回。事关外交与军务不同，只可阻止入境，不宜办理操切，更不得开枪轰击，致生枝节”。杨增新要求，边境各地以防堵为主，不得对难民开枪射击。伊犁方面回电叫苦，称，边境线长达数千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来，防不住，也堵不住。“来势凶猛，动结大队，每起常有数千人，我驻卡伦军队难以阻止，非举枪示威不可”。
1916年10月19日，数千名从俄国逃难过来的哈萨克牧民聚集在特克斯河岸卡伦，中国边防军人不许入境。双方交涉过程中，沙俄军队追赶过来，用火炮直接轰击涌向中俄边境的哈萨克难民，上百人被当场炸死。中方指挥官郭义标下令开关，放哈萨克难民入境。沙俄军队试图越境追击，被我边防军鸣枪示警，阻挡在边境线外。
入冬以后，涌入新疆的俄国难民越来越多，边境线上冻饿而死的难民和牲畜无以数计。省府命令喀什、伊犁、塔城三地与俄国领事交涉，要求他们不得再追杀逃难百姓，否则涌往新疆的难民只会越来越多，沙俄人口损失巨大，新疆方面的安置压力也很大。
杨增新电呈民国中央政府汇报时局，“查俄国逃民仅布鲁特（柯尔克孜）一种约计二十余万，哈萨克逃亡者亦不下十数万，而回、缠两种之逃者尚不在内，俄国秩序紊乱可想而知。此项俄民固未必全数逃入中国，然既来者已难驱逐，方来者络绎不绝。现在纷纷调队堵截，防不胜防。又深冬严寒，粮料柴草运转不便，兵丁苦不堪言。而一切临时军用各品在需费为数不赀，从何筹措，财政大受影响。虽经地方文武晓谕俄民劝其回国，而伊等均以畏俄苛政，良莠不分，肆行屠戮，既来逃命未敢回国再入死地为词。若长此迁延，该俄国逃民垂涎我国水草，势必风拥而来，窜入腹地游牧，防务更万分吃紧。添兵既苦于务饷，收回又恐其无期，万一日久变生，将数年苦心维持只秩序坏于一旦，岂不可惜！惟有仰恳由部与俄使严重交涉，并由驻俄公使向俄政府婉为劝告，将逃来中国之哈萨、布鲁特、回、缠各种俄民，宽其逃亡之罪。凡归回俄国之后，概于免究，并饬在新领事设法收回。该逃民知罪可原，自必仍回旧居，收回较易。釜底抽薪计无逾此，须将此层由驻俄公使向俄政府作为关切俄国，如肯听信，再由中国地方官切实帮助，自必办理有效”。
杨增新说，柯尔克孜族来了二十多万，哈萨克族来了十多万，还不包括逃难过来的回族和维族。新疆地方官员虽然苦苦劝说难民回国，但难民们害怕沙俄报复，不敢回国。这些人如果长时间留居在新疆，必定会侵占这里的牧场和土地，吸引更多人进来，往更纵深的地方迁移，维稳压力更大。请中央政府与沙俄交涉，赦免难民罪责，他们才有可能回去。
到10月底，进入新疆的俄国难民已经达20多万人，在北疆的伊犁、塔城、精河、乌苏、沙湾、阜康、吉木萨尔，以及南疆的阿克苏、喀什等地区，四处流窜，强占牧场，抢劫斗殴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给新疆地方治安造成严重混乱。
在中央政府和新疆政府的反复交涉下，沙俄突厥斯坦总督府于1916年11月发布《哈民遵守条例》，“哈萨克等暴乱地区速将安集延人民交出；缴出所有武器和军械；交出叛乱首领；终身遵守悔罪条例，服劳役，做苦工，为政府提供马匹；原来的牧场和居民点，收归公有；难民返回原地，重新划分牧场。如果遵守以上规定，俄国军队和人民再不追究暴动人员的责任”。以上内容来自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原文过于生涩，文理不通，应该是当时的翻译问题，此处做了文字修饰。
对已经入境的难民，杨增新命令收缴武器，设法救济。1916年12月，伊犁状告俄国难民“任意占据草场，自由砍伐树木”，杨增新示意默许，“无非因牲畜乏草，吹爨无柴，实逼如此，情有可原。比平常恃其国势，扰我地方者有别，只得从宽听之而已”。杨增新说，这些人都是生活所迫，和过去那些恃强凌弱的俄国人还是有区别的，应该宽容一些。
杨增新致电沙湾县，要求当地为难民“采买粮食，以免饿毙”。库车县对潜逃境内的俄国难民进行排查，统计人数260余口，县政府每月发给米面1220升，并雇驴骡四十头供难民搬运行李和物资。
中国在处理俄国难民问题上，充分彰显了“以德报怨”的国家品格和民族精神，但俄国人自己却没有这样的道德。1917年5月20日，中国在霍尔果斯关口、特克斯河卡伦遣返俄国难民2.3万多户、10万多人，各种牲畜26万多头。难民入境后，沙俄进行清算和报复，在哈拉湖地区一次枪杀700多人。
1917年，俄国相继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新一波难民潮涌入新疆，“旧党第一批败兵二百余人，难民数千人逃入伊犁一带”。1920年5月，白俄巴奇赤残部约1万余人，挟裹俄罗斯难民5千余人，进入塔城。白俄杜托夫、阿连阔夫残部约4千余人，带领俄罗斯难民约6千余人，进入伊犁。
十月革命后进入新疆的俄国难民，全部由沙俄残军武装保护，新疆地方军队总人数不及进入新疆的沙俄武装分子人数，挡是挡不住的，只能在伊犁、塔城两地暂时安置，后来分批移交给苏俄政府。一部分沙俄残匪从伊犁窜逃至阿勒泰地区，妄图在新疆境内长期割据，经新疆省政府允许，被苏联红军入境清剿。
十月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个那个像魔鬼一样纠缠了东西方上百年的农奴制君主政权轰然倒台，俄罗斯帝国随着沙皇王冠的落地而分崩离析，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十月革命初期的苏俄政权，忙于国内战争，尽量不与周边邻国发生冲突。但十月革命的口号和行动过于激进，直接喊出要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共产主义国家模式，并且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苏俄的暴力革命引起西方资本主义的普遍警觉和强烈对抗，中国也不例外，一面小心依依的处理对俄、涉俄关系，一面严密防范苏俄政权向中国输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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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以后的中俄、新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
苏俄时期（1918年-1922年），新成立的苏俄政府有求于中国。苏俄政府两次声明要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目的是要把中国从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分离出来，承认苏俄政权的合法性，和苏俄政府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具体到新疆，苏俄希望新疆政府支持他们的革命，不收容潜入新疆境内的政治犯、地方头目和大小军阀；遣返难民；配合红军清剿窜逃到新疆境内的沙俄残军；开展正常的边境贸易，帮助苏俄恢复战后经济。
苏联时期（1922年12月以后），苏联红军赢得对外干预战争、对内分裂战争的全面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资本主义与苏俄共存的局面已经形成。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义主共和国联盟，已经成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的强大政治集团，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向，从拉拢中国改变为瓦解中国，公开扶植吴佩孚、冯玉祥、孙中山、蒋介石等政治和军事集团，试图推翻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全面倒向苏联的亲苏政府。这时候的苏联对新疆政策，也不再以侵略和占有为目标，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输出者和领导者，苏联迫切希望新疆长期保持半割据状态，努力寻求和扶持代理人，在新疆建立稳定的亲苏政权。苏联的对中、对新政策，一直延续到三区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前期。
1918年1月22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发函给山东、上海、福建、直隶、四川、湖北、浙江、河南、陕西、烟台、厦门、宁波、温州、九江、苏州、镇江、重庆、江宁、汕头、琼州、广东、云南、广西、湖南等地的外交官员和特派员，要求他们配合各地政府，严密防范来自俄国的入境人士，严禁他们在中国境内鼓吹革命，一旦发现，立刻缉拿，送交当地的沙俄使领馆处理。1月23日，民国政府特别发函给与苏俄临近的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北部边疆省份，要求各地严密防范来自俄国边界的流匪、流民以及革命渗透者。
中国被这个北方邻居欺压怕了，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胆寒，小心应对。2月27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发国务会议议案”中称，“土人（土尔耳人）已有煽动回民独立之事”，要求新疆方向做好应对准备。9月30日，绥远都统蔡成勋报告，有俄国人五男一女，经由伊犁、草地、百灵庙、可镇等地到绥远归化城，被当地政府暂时管制，等待身份查验。结果表明，这六位俄国人是到绥远文丰泰洋货店洽谈生意的，他们计划在绥远暂短停留后，转赴哈尔滨、北京、上海。这些人都是沙俄时期的旧军官、旧外交人员，对苏俄有深仇大恨，没有“输出革命”的动机和意图。
这六个俄国人的遭遇表明，当时中国边境地方官员的“防俄”意识极为强烈，凡涉事俄国人，均由当地主要官员亲自探问，严密侦查。虽然找不到他们传播革命的证据，但“防火、防盗、防俄国”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举国上下的一致行为。
十月革命初期的苏俄，既顾不上向中国输出革命，也没有策划过所谓的“新疆独立”。但周边各种势力趁机渗透，从中亚地区潜入到新疆的各种分裂组织蠢蠢欲动。1919年1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民国政府外交次长陈箓，称，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掌握了一个从中亚地区潜入喀什的分裂组织信息，这个组织在在临近的英属印度地区（今巴基斯坦）设有多个支部，英国方面已经通知抓捕，移交中国政府处理。
1919年4月，杨增新电告民国政府，称，俄国境内七河省的回民约两千余人潜入新疆，在喀什、阿克苏等地秘密串联，试图发动“回民革命”。杨增新汇报说，“已另文行知地方官，密谕阿洪头目开导回、缠人等，勿受外人愚弄。如有意存破坏之人，即行举发禀官查办，以遏乱萌”。
苏俄政府向输出革命的言论，引起资本国主世界普通的不满和恐慌，中华民国政府对苏俄政权极度抵触和不信任。苏俄长期不能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也对中国产生敌意，使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显得极度复杂而且敏感。但客观来看，到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在亚欧大陆的侵略扩张已经到了他们统治能力所能到达的极限，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受国际形势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再也没有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动机和意图。
无论中华民国政府如何“防俄”甚至“绝俄”，终究没有抵挡住来自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李达、张西曼、李汉俊、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暴力革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体思想和核心方向，李大钊称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他满怀信心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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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苏联事实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芬兰、波兰等国领土，大家普遍认为，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与生俱来的侵略扩张天性，对中国有领土野心。苏联扶持盛世才上台，最终目的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有没有这回事？
斯大林上台以后，苏联多数人口被强迫投入到工业化改造运动中，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苏联军队总人数只有100万。苏联大规模扩军，恰恰是在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签约两方都知道对方的心思，都知道双方必有一战，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德国希望稳住苏联，全力解决西欧和北欧战事；苏联希望争取时间，做好军事斗争准备。1939年，苏联常规兵力扩充到300万；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军队扩充到540万。
从军队的基本盘，可以看出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国家战略，没有大规模侵略扩张的野心。
1919年，中亚五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激发了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暴乱分子的革命狂热，有人越国边界进入苏联，参加苏联红军。当时，中亚五国有50多个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新疆少数民族党员达1500人之多。
新疆早期的“民族革命运动”曾经获得过苏联支持，共产国际试图通过活跃在中亚地区的少数民族“革命人士”在新疆建立组织。1923年，“革命人士”准备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中亚局召开专门会议，通过支持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会议最终没有开成，但可以看出，苏联早期对中亚地区针对新疆的“革命运动”是支持的。
1921年5月，苏联红军越境进入新疆，清剿流窜在新疆境内的沙俄白匪，新疆问题在苏联被提上日程。苏共中央中亚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向苏共中央提出，在新疆发动“革命”，成立所谓的“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在1921年6月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一提案，在列宁的支持下，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
此后一年，苏共在中亚五国的领导机构苏共中央中亚局，仍然鼓吹在新疆发动“革命运动”。1922年，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契切林责令设立在喀什的“外交与外贸联合特别委员会”，对来自中亚地区的“革命人士”展开调查，并要求该委员会针对新疆政策提出意见性报告。
该委员会提交给苏联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含有大量贬低民族属性的歧义词语，不宜在此引用。我们可以用今天的正常语言，大致概述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引发一次暴动很容易，但要把他们引入到秩序和轨道上来，是很困难的。南疆地区的居民极其蒙昧，他们仇视宗教以外的一切事物，他们既没有西方主导的民主意识，也没有我们（苏联）倡导的阶级意识。可以断定，在这里发动任何形式的革命，最终结果都全导致泛突厥主义浪潮的兴起，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当地（新疆）政府，还会冲击到我们（苏联）。我们（苏联）不应该支持这里（新疆）的革命运动，我们应该支持的，是当地（新疆）政府。我们（苏联）要阻止任何人在这里发动革命的企图，让中国认识到，我们在新疆的一切活动，是遵守国际法公约的。
苏联驻新疆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全权代表纳措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他们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企图，促进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彻底奴役。”纳措夫认为，“支持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不利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国际社会借机在中国进行反苏宣传，对共产国际形象有极大损害。”
1927年2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泽连斯基和负责对华事务的副委员卡拉汉的报告后，对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特别决定”：
1，未经苏共中央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委派新疆籍少数民族党员到新疆工作。
2，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与新疆武装分子的武器交易，严格防止武装人员穿越苏联边境进入新疆。
3，苏共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新疆分部的组织人员构成，绝不允许参与新疆暴乱运动的人员加入苏共组织。
4，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制定加强苏联与新疆经济联系的各项措施。
5，在苏联境内，任何分裂新疆的行为，和促使新疆脱离中国的宣传、活动，都是极为有害的，不能容许的。
会议结束后，新疆籍（少数民族）联共党员、新疆籍（少数民族）红军军人所配备的武器弹药一律被收缴；共产国际在新疆的活动被严格限制；鼓吹分裂新疆的言论和宣传被严格禁止。
这次会议决议，使苏联对新疆的基本政策明确下来，要点为：
1、维护中国领土完整。
2、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变化，苏联只和新疆政府保持关系，不与地方民族势力往来。
3、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苏联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新疆地方政权存在。
苏联对新疆的上述政策，从杨增新时期延续到金树仁时期。盛世才上台后，马仲英率部围攻乌鲁木齐，争夺新疆的统治权。苏联对新疆政策受到新的挑战，选择盛世才，还是选择马仲英，成为摆在苏共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
—— 题外话
“三区革命”最近更新很慢。一是个人原因，年底了，方方面面的杂事需要处理，加上感冒，身体和精力跟不上。二是“三区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官方定义仍然是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发动的武装起义；而非官方历史则普遍认为，“三区革命”是苏联策动下的“民族暴乱和分裂运动”。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以“暴乱和分裂”定性，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苏联为什么会参与？参与程度有多深？苏联有没有操纵新疆分裂的阴谋和事实？
要把这些这些线索梳理出来，形成新的历史逻辑，是一项艰难工作。
首先，我们的历史认知已经被意识形态固化，只要有俄国、苏联参与，他们的动机一定是坏的，他们的目的一定是要新疆分裂。这种历史判断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大国的战略思维，清朝收复新疆以前，张之洞等人给清政府的上疏，基本上代表了那个年代精英阶层的国际视野和地缘政治认识。张之洞认为，俄国的臂膀再长，也过不了嘉峪关，和沙俄一战，最坏的结果是把中国打回到明朝疆域，沙俄无力占领整个中国。蒋介石1934年在庐山军官会议上的讲话，也阐明了他对未来中日战争的认识，如出一辙，他确定日本无力吞并整个中国，这是他敢于发动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底气。
具体到新疆，沙俄在同治年间出兵伊犁，则完全是英俄帝国主义在新疆争霸的结果。今天的新疆历史一直在讲，英国秘密支持阿古柏领导的南疆暴乱，却从来不讲沙俄秘密支持妥明领导的回匪暴乱。两个暴乱集团，阿古柏维匪使用的是英制武器，妥明回匪使用的是俄制武器，手中的枪杆子代表着背后的大国势力。阿古柏打败妥明，占领乌鲁木齐后，沙俄担心英国势力进一步到达中俄边境的伊犁地区，这才是沙俄出兵伊犁的真实原因。
而左宗棠敢于领兵收复新疆，也出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一个再坏的政权，也不愿意和一群流氓暴匪天天纠缠。左宗棠断定，沙俄政府急切盼望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会干预清政府在新疆的军事行动。清朝大军进疆以前，国内粮食储备供应不上，左宗棠向沙俄购买军粮，沙俄积极配合。尽管购买价格高出正常粮价的三倍，但相比于从内地到新疆二十倍的粮食消耗，沙俄军粮仍然为清军节省了巨额的费用开支。还有一些今天的历史从来不肯承认的事实，清朝收复大军进疆后，一直有沙俄情报人员秘密带路，才有了刘锦棠、张曜、董福祥等人的所向披靡。
历史的对错，不是说不清楚，而是有些人不愿意说清楚。比如，同治以前，和卓和他的后裔们一直是新疆历次暴乱的发起者；清朝平定所谓的“阿古柏叛乱”后，原来的宗教领袖和卓在新疆突然消失，被屠杀了？还是和卓继承制度不再延续了？都不是。“阿古柏叛乱”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今天被忽略了，或者不被重视。阿古柏既不是新疆人，也不是宗教人士，为了巩固自己在新疆民族暴乱分子中的合法地位，他将瓦哈比教派引入新疆，以泛伊斯兰主义取代地方宗教门派，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尊奉为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主国，完成了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整合。
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引领下，不但新疆维吾尔人群改变了过去的地域和门派信仰，甚至影响到整个西北地区的回民教众。从此以后，教派和门宦日渐式微，形成以阿訇为主教的信仰体系，有教无国，一直到现在。
正因为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曾经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宗主国，泛突厥主义分子们才会把新疆和土耳其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区联系到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东突厥斯坦”。以至于，今天的土耳其还会时常对中国新疆问题指手划脚。
这是新疆分裂流毒的历史源头，是主流历史最应该揭露的真相。但翻遍纸质出版物，几乎找不到只言片语的相关信息。把有理的历史讲到没理，是新疆近现代史埋头苦干出来的成果。所以，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放下生活本来的乐趣，孜孜不倦，持笔奋战，力所能及的为大家还原并且留下一些真相。
所幸的是，我们并不孤单，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至少有网名如“逍遥羽士”、“大西北豪义故事录”、“异火榜第二”等人，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和写作西北边疆史。更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自媒体时代，有各自的发布渠道和传播平台，尽管审核很严格，但总还能用各种方式发表出来。每一次，看着作品在平台上审核栏转圈再转圈，到最后发布成功的那一刻，我都有一种冲动，想给微信公众号敬一柱香。虽然内心卑微，我们对眼前的时代还有一种责任和担当。
有人留言质疑，说我写“三区革命”一直纠缠在中俄斗争中，不进入正题，甚至提醒我跑题了。没有跑题，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形成都不偶然，三区革命的直接起因，是盛世才叛变革命。盛世才为什么要叛变革命？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本著作做过符合历史真相的解释，在快餐历史的引导下，大家对盛世才的认识全面妖魔化，说盛世才喝醉了、得病了，所以叛变革命，都有人相信。
盛世才是苏联共产党员，他的入党过程、入党介绍人、党证编号，在他的个人回忆录里面写的清清楚楚，主流历史著作连这样的基本事实都不提及，盛世才叛变革命的真相又有几分是真的？但要碰触到真实历史，很可能就踩到了红线，甚至是雷区。迄今为止，我个人看到过最接近真相的一本书，是吉林省政协文献组在二十多年前编辑出版的一本《一代枭雄盛世才》，封面是最常见的盛世才标准像，从顶部渗下来几滴血红色，再加上这个充满贬义的书名，就知道出版方费尽了苦心。如果不这样处理，这本书出版不了。里面关于《苏新租借条约》签订过程，和到盛世骐在同乐公园寓所被杀的过程，有大量当事人的采访，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这本书，今天在网上已经找不见了，连书名都再搜索不到。
“三区革命”的过程并不复杂，无非是盛世才叛变、苏联策划暴动、形成民族分裂组织、杀人又杀人、国民政府镇压失败、苏联出面调停、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但背景远比过程复杂，要说清楚盛世才，必须先说清楚马仲英，这两个人是相生相克的绝代双雄。而且马仲英也有非常明确的共产主义倾向，只不过因为民族宗教身份，马仲英被苏联抛弃，苏联选择了盛世才。而此前的杨增新和金树仁，都不是碌碌无为之辈，他们能在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那些年，确保新疆领土完整无遗，他们都是坚定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