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仍然是《三区革命》的前期部分，杨增新和马仲英所涉事件较多，内容繁杂，独立成篇，不添加篇目主题。内容过长，分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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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8日，革命党人在乌鲁木齐发动起义。
和辛亥以前的历次革命一样，两三百个人，两三百条枪。暴力革命的最初目的不是打打杀杀，那时候的革命党人总以为，大清王朝已经是一座四面漏风的破房子，只需要踹上一脚，旧王朝便会稀里哗啦的倒塌。当然，他们也希望民众站出来，成千上万的人拥上街头的时候，他们便可以站在高处，笑微微的等待革命成功。
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张麻子带领几个弟兄把黄四郎家的大门打成筛子的那一幕，是辛亥革命最好的隐喻和景象。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演了张麻子最后那一出戏。
乌鲁木齐革命失败了，文史称，“由于革命党内部告密”。当时的乌鲁木齐，革命已经是公开活动，革命党人在街头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号召民众于12月28日参加起义。袁大化派人和革命党沟通，希望他们收敛一些，停止宣传，停止起义，革命党不予理睬。大街小巷都在叫嚷革命，哪还有什么可告的秘密？
刘先俊，湖南宁乡县人，曾经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他的舅舅陶森甲是一个顽固的满清复辟派，刘先俊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一心一意要闹革命。刘先俊来新疆的时候，陶森甲给袁大化写过一封信，请托袁大化照顾这个看不懂的外甥，袁大化不负所托，安排刘先俊到新疆督练公所任新军教员。革命消息传开以后，袁大化才知道，这个人来新疆是要他命的，刘先俊是新疆革命的领头人。袁大化派人找来刘先俊，给了他两条出路：要么当官，军队和地方任他挑选；要么给一笔路费，送他回家。刘先俊不为所动，反而劝说袁大化投身革命，拥立共和。双方不欢而散。
几天后，刘先俊组织两百多哥老会成员发动起义，围攻抚署衙门失败，围攻陆军炮营又失败。刘先俊被捕，袁大化再也不想见他了，下令处死。据说刘先俊死的很英勇，喊了很多口号。袁大化对革命党成员还算宽容，没有继续杀人，参加起义的193名哥老会成员被疏散到南北疆各地，分别安置。
1912年1月7日，惠远城头一声枪响，伊犁又革命了。伊犁革命准备的时间比较早，清朝末年的新军编练为伊犁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自武汉的革命党人进入新编练的“伊犁混成协”，已经掌握了对这支部队的领导权。伊犁革命前，武汉方面发来急电，称，以陕甘总督长庚、伊犁将军志锐、陕西巡抚升允、新疆巡抚袁大化为首的西北“四人帮”密谋，要将满清皇室接到甘肃或新疆，建立割据政权。要求伊犁革命党行动起来，尽快起义。
伊犁革命由武器装备最先进的伊犁新军发起，迅速取得成功。起义后的革命军遇到了和武昌同样的问题，谁来领导？伊犁的情况比武昌复杂，在满清残余、外蒙古、沙俄的三面包围之中，要找到一个能让各方势力都服气的人，还真不像武昌革命军找到黎元洪那么容易。
革命军抓捕了末代伊犁将军志锐，要求他出任伊犁新政府领导人，志锐拒绝，被捆绑在惠远城南门的老柳树上杀害。前任伊犁将军广福本来已经调任杭州将军，但帐目交接不清，志锐扣着他不让走，革命军于是把广福拉出来，逼迫他出任“新伊大都督”。革命军把伊犁革命成果假装交给另一个满人，是对周边环敌的忌惮，至少广福还能安抚住北边草原上的蒙古人。
伊犁革命后，袁大化命省军协统王佩兰率军前往镇压，革命党派李辅黄率军前往截击，双方在精河固尔图 一线遭遇，激战数月，打成僵局。
甲午战争前，董福祥甘军被调离新疆，赴赶京津冀地区拱卫京师。跟随左宗棠进疆的湘军名将魏光焘、张俊、马玉昆、罗荣光、余恩虎等人，全部投奔甲午前线。甲午以后，第三次河湟回乱爆发，董福祥率军返回甘肃清剿乱匪。然后，八国联军入侵，甘军被再次征调进京。庚子国难，南方各省宣布互保，不介入战争，抗击八国联军的队伍分别是聂士成武毅军、董福祥甘军、宋庆毅（豫）军、袁世凯新军、荣毅新军。荣毅和袁世凯是朝廷重臣，了解情况，不得罪西方列强，出工不出力，应付了事。宋庆毅军可有可无。只有聂士成部和董福祥部这两支地方军队看不清时局，奋勇抵抗，打的最惨烈，被南方系主导的中国近代史反复讽刺和嘲笑。
甘军在抗击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表现英勇，但用力过猛。西方人不知道这支部队的来历，称他们是“一万个回回军”。英国女王写信给慈禧太后，要求她制止“穆斯林军队”攻击各国联军。在后来的停战谈判中，西方列强提供了一个十二人名单，要求处死。董福祥名列其中，是王公大臣以外唯一上榜的地方官员。清政府拒绝处死董福祥，将其革职处理，并按照西方要求裁撤所谓的“西北穆斯林军队”。
甘军解散，这支刘锦棠以后镇守新疆十九年的西北铁军土崩瓦解。满清在即将覆没的最后关头，新疆也失去了唯一的军事支柱。袁大化面临的情况，比同治暴乱更为严峻，那时候的新疆虽然已经沦陷，大清国的军机处每天还在发六百里加急过问情况，清政府还在千方面计的提供援助。到新疆革命爆发，末代巡抚袁大化只能自求多福，再也没有可依靠的外部力量了。
1901年，清政府要求新疆仿照内地模式，编练新军，下达指标为一镇，对比今天军队建制，是一个军的编制，番号“第十八镇”。当时的新疆，人口缺乏，财政困难，新军编练工作进展非常困难。为招募兵源，时任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以土地、牛马、牲畜皮毛充当薪饷。1906年，潘效苏向清政府汇报，乌鲁木齐已经完成一个新军“混成协”的编练任务，被授予“暂编陆军第三十五协”番号。对比今天的军队建制，一协等于一旅，而这个所谓的“混成协”，实际上只有2200人。
伊犁将军长庚的新兵编练工作相对顺畅一些。长庚是光绪皇帝的堂舅哥，长期驻守西北边疆，两次出任伊犁将军，对沙俄进逼、大清危亡以及朝堂之上的内部斗争有清醒认识，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调动一切资源编练新军，向蒙古王公求助索捐，向军机处索要武器装备，亲自到甘州、凉州召募兵源。这还不够，长庚利用自己满亲贵族身份，直接向袁世凯、张之洞伸手要兵。袁世凯从北洋第三、第四、第六镇挑选官兵238人，带薪支援伊犁。张之洞从武汉新军第八镇抽调步兵、炮兵、工程兵各一队，共643人，奔赴伊犁。1910年，伊犁新军完成编练，称“伊犁混成协”，官兵共计6000人。
从武汉过来的新军队伍中，有革命党人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也有日本户山陆军大军毕业的新锐军官杨缵绪。长庚辛苦打造出来的伊犁新军，最后成为伊犁革命的主力军。“伊犁混成协”起义后，清政府在新疆的残余部队，只剩下乌鲁木齐“暂编陆军第三十五协”，这两千多人，是大清王朝留给新疆的最后家底。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逊位，袁大化拒不发布清帝逊位消息，新疆省军继续在前线和伊犁革命军作战。黎元洪致电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制止新疆省军对伊犁革命军的镇压。袁大化拒不执行民命令，称自己做的是清朝的官，没有清朝军机处的指示，“平叛战争”不会结束。黎元洪急了，亲自致电袁大化，说清帝已经退位，大清国的军机处已经不存在了，希望袁大化“认清时局，宣布共和”。
1912年3月22日，袁世凯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电令袁大化革除旧职，出任新疆都督。袁大化复电，“遵旨承认国体共和”，宣布停战。但袁大化不接受新疆都督的任命，他说，自己宁做清朝的奴，不当民国的官。袁世凯复电抚慰，表达挽留之意，袁大化去意坚决，再次推拒。
袁世凯要求袁大化推举一位新疆主政官员，袁大化推荐喀什道尹袁鸿佑接任。权力推让中的三位袁姓人物，虽为本家，却相互不认识。袁大化推举袁鸿佑的理由，是他在南疆为官多年，熟悉新疆事务。
袁鸿佑在喀什起程前一天晚上，宴请几位同僚，被哥老会成员边永福、魏得喜杀害。通常说法，哥老会刺杀袁鸿佑，是伊犁革命党在幕后指使，伊犁方面希望推举革命党人出任新疆都督。但只是说法，没有实证。袁鸿佑死因成谜。十七年后，袁鸿佑的继任者杨增新再度被杀。民国时期的新疆，主政官员几乎没有善终，金树仁和盛世才虽然没有死于任上，也都是在遭遇事变后非正常下台。
左宗棠收复新疆，背后有太平天国一路走过来的湘军班底。董福祥坐镇新疆，背后有甘肃带出来的子弟兵。盛世才独霸新疆，背后有苏联红军飞机大炮的武装加持。杨增新背后有什么？仅靠一双翻云覆雨的手，摁不住新疆遍地的火药桶。更何况，还有一群野心家在图谋他屁股底下那个位置。个人安全都成问题，新疆何以长治久安？
杨增新的悲剧，从他走上前台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外有群狼环伺，内部纷争不断，汉族人要“驱逐鞑虏”，民族地区要清洗汉人。假如，杨增新不被谋害，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新疆，他最终会是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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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杨增新从甘肃备武学堂总办任上，调往新疆，筹办新疆陆军学堂。杨增新官宦路上有两个贵人，甘军首领董福祥，新疆布政使王树枏。
杨增新，云南蒙自人，祖籍江苏上元县。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中进士，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出身。入仕以后签分甘肃中宁县（今属宁夏）知县。1895年，第三次河湟回乱爆发，宁夏将军钟泰请求董福祥，调杨增新入“振盛全军”，任营务处管带，兼领一营。杨增新自此有了从军经历，进入董福祥甘军派系。
营务处管带主要负责后勤事务，但兼领一营，就要带兵打仗。杨增新有没有参加过一线作战？他自己没说过，也没有资料记录。杨增新很快引起董福祥注意，说明他在军中表现很抢眼，在那个刀头滴血的年代，所有活过来的人都有他们生存的本钱，更何况董福祥对杨增新格外器重。河湟回乱后，董福祥上奏清廷，认为河州“屡经兵灾，物力凋蔽”，须任命一位“戡回民顽犷之气，化汉民仇视之心”的官员，保举杨增新署理河州（今甘肃临夏）知州。
杨增新在河州任职五年，招抚流民，恢复生产，社会形势日趋好转。他深受左宗棠治回、治疆思想影响，在河州开办书院，推行儒学，创办风林、龙泉、爱知三座书院，礼聘名师任教。及至甲午开科，河州回民一共有9名生员中举，一跃成为甘肃科举重点地区。
杨增新长期在穆斯林地区任职，对西北伊斯兰教认识深刻。他认为，回教之乱在于门宦之争，“于争教非争教，争门宦耳”。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回民形成很多教派，旧教之外有新教，教派之中有门宦，盘根错节，互相攻杀。一遇官府围剿，则升级为民族矛盾，新教旧教迅速合流，制造暴乱，屠杀汉民。杨增新召集回民宗教人士，筛选出三十部经书，审核修订，印刷成书，分发到各清真寺。官方审核以外的经书统统被列为“邪经”，收缴查没，全部销毁。杨增新要求地方官员经常到清真寺检查，对非法讲经者，严厉查办。
清朝平定西北同治回乱后，对民族和宗教问题有过深刻反省。在行政领域，取消少数民族地方自治权，完成新疆建省，将新疆纳入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在文化领域，强力推行汉化教育，在教育程度相对较好的回族地区开办书院，鼓励回民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应试；在教育程度差的新疆地区，设私垫，办公学，要求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接受汉化教育。在民族宗教领域，大力宣扬爱国教育，严密防范新教渗透，严厉打击非法讲经活动。所有政策，和今天的民族治理方略并无二致，甚至力度更大，走的更远。在通讯、信息条件闭塞的时代，意识形态压力相对较轻，利剑高悬，胆敢以身试法，真要砍头杀人。
辛亥以后，清朝推行的民族治理政策全部失效，民族区域再度混杂。袁世凯当政后，孙中山以革命的名义处处捣乱，“驱逐鞑虏”不讲了，“汉地十八省”也不讲了，不管哪个民族，只要能给民国政府制造麻烦，人人都是革命者。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辛苦播种下的文化成果，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中国近现代史很少说满清政府的好话，这段民族融合史再也没人提及，所以才会不断疑问，西北马家为什么会突然掘起？他们是回民接受儒学教育的成功范例，西北马家的老一代，马占鳌、马千龄、马海宴，都是科举应试的秀才出身。西北马家的中生代，马福禄、马福祥、马安良，都是科学应试的武举人出身。
论资排辈，新疆都督的职位落不到杨增新头上，那时候的杨增新还只是个道台，对比今天的行政级别，他只是个地厅级干部。历史选择了杨增新，背后折射着那一代人身上背负的疼痛，民族和宗教治理，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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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枏（读音楠），清末大儒，河北新城人。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早年在广西、四川任职。第三次河湟回乱时，王树枏奉张之洞之命往甘肃解运军饷，被陕甘总督陶模留住，先后署任中卫知县、庆泾固道尹、兰州道尹。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增新卸任河州知州，升任甘肃新式学校提调，跟随王树枏创办新学。他们一起进京，赴礼部汇报工作。然后转赴京、津、苏、沪、浙、皖等地区，考察学务。两人从此成为挚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树枏调任新疆布政使。为配合新军编练，清政府要求新疆创办陆军学堂，王树枏请求陕甘总督崧藩，调杨增新入疆，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学校开办后的第二年，杨增新转调地方，任阿克苏道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杨增新调任镇迪道尹，兼提法使。
“道”是明清两代设置的特殊行政机构，因事而设，非因地而设。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有“道”，根据事务需要，确定设立与否。“道”是事务管理机构，不管地方管理机构，如，粮道专管征粮储粮事务，盐道专管盐运事务，兵备道专管军事防务。兵备道通常设在战争频发的边疆地区，负责征兵、后勤、军属安置等工作，不统领军队，不参与作战。镇迪道、阿克苏道都是兵备道，镇迪道管理范围包括天山以北、精河以东、吐鲁番和哈密在内的广大地区，道员署衙设在乌鲁木齐。
晚清末年，乌鲁木齐发生震惊全国的“火烧八大家”事件，起因是津帮与晋商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津帮商人，在新疆势力很大，不但帮办了各省发往新疆的协饷，而且在税务、运输等方面安插人手，欺行霸市，招致晋商不满。山西人胆子小，不敢闹事，请陕甘哥老会出手帮忙，在乌鲁木齐西郊的红山嘴庙会上，陕甘帮蓄意挑事，和津帮打手发生械斗。巡抚连魁派绿营军管带田熙年率兵镇压，田熙年是河北人，偏袒津帮一方，下令开枪，打死陕甘民众七人，重伤一人，被称为“红山嘴事件”。陕西护兵蒋兴奎多次找田熙年讨要说法，惹怒了田熙年，被棒棍打死。蒋兴奎的死，彻底激怒了陕甘哥老会，1910年中秋节当晚，甘肃人王高升率哥老会成员在大小什字纵火，津帮八大商号被焚烧，南门到北门的商铺被烧毁殆尽，带头闹事的王高升被绿营军击毙。事件发生后，清廷震怒，免去新疆巡抚连魁、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职务，从东北急调袁大化赴疆，接任新疆巡抚。
王树枏被免职后，一直留在乌鲁木齐，专心编纂《新疆图志》。袁大化去职后，也没有离开新疆，和王树枏合作完成《新疆图志》的编纂、勘印工作，才结伴返回内地。自媒体历史对袁大化离开新疆的描写很有文学性，说，新疆革命爆发，袁大化仓慌出逃，连夜离去。
有文史称，杨增新在镇迪道尹任上组建回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出任新疆都督的想法。并且有鼻子有眼的强调袁大化和杨增新之间有矛盾，说杨增新有意刁难，拒不执行袁大化若干命令，等等。甚至说，杨增新是刺杀袁鸿佑的幕后主使，他想取代袁鸿佑督署新疆。
王树枏是后来《清史稿》的编纂官之一，长期在西北为官，声望高，声誉好。这样的大人物都还没有离场，杨增新怎么可能对新疆都督的位置有非份之想？杨增新个人能力固然强，但毕竟是个道尹，新疆都督是天上掉下来的官帽子，以正常仕途而论，他个人不会有非份之想。
袁大化进疆后，杨增新对新疆局势已有隐忧，他主动找袁大化，两人有过多次长谈。杨增新认为，新疆军力单薄，难以应付时局。但要扩军也很难，汉民人口少，维民不能用，哥老会是湘军裁撤后留下来帮派会党，不但用不起来，而且是制造动乱的大麻烦。“汉地十八省”的传言出来以后，也把回民逼到了悬崖边上，回民想在新疆求生存，就必须和政府站在一起，除了国家一统，他们别无选择。杨增新建议袁大化，团结回民，组建回军，以回治维，以维治汉。
袁大化接受杨增新建议，授权他新组建回队。杨增新找到他的云南老乡、回教首领马福兴，迅速拉起三个营的回军队伍。新疆省军赴伊犁镇压革命军期间，乌鲁木齐城防空虚，杨增新组建的回队替补上场，成为稳定大后方的主要力量。在后来和伊犁革命党的谈判中，杨增新再次展现出他的政治能力，洞察事理，分化瓦解，据理力争，省府代表始终占据谈判的主动权。
袁大化在新疆近现代史上被写的极期愚昧，狼狈不堪。真实的袁大化，举人出身，因为不能入仕才去了东北，在漠河金矿表现出色，又能挖金子，又能打土匪，成绩优异，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以示褒扬。李鸿章发现袁大化是个人才，自已花钱，给袁大化捐了个进士身份，袁大化才有了入仕机会，拜在李鸿章门下。甲午以后，李鸿章被任命两广总督，在去广东赴任的路上，李鸿章和时任署理山东巡抚的袁大化见面，李鸿章问袁大化，愿不愿意跟他到广东任职？袁大化跟随李鸿章南下广东，高职低就，任清河道，从省级干部变成地级干部。吃水不忘挖井人，是袁大化一生最大的闪光点。八国联军侵华后，沙俄在东北步步紧逼，蚕食我国领土。袁大化早年在东北任职，多次和沙俄对抗，有丰富的对外斗争经验。袁大化从广东奉命北调，再入东北，任东边道。满清灭亡之际，沙俄屡屡进犯新疆，志锐二次入疆任伊犁将军，袁大化奉命进疆担当巡抚，并非完全因为内政，这两个人都是满清鹰派，清王朝在最后时刻也念念不忘西北边疆。
这样的袁大化，怎么可能是历史书写的那个样子？袁大化推举杨增新，是那一代人对新疆的负责态度，通过治疆方略，通过组建回队，通过伊塔谈判，袁大化从杨增新身上看到了新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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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增新的“治疆方略”，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无为而治”。类似不负责任的话，一讲就是上百年，看似恭维，实则流毒，一个“无为而治”，否定了几百年来一人又一代人对新疆付出的流血牺牲。既然无为可以治疆，为什么还要倾举国之力重兵治疆？
清朝收复新疆后，每年用于新疆的军政开支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东西两线有陕甘总督、伊犁将军分别守卫，甘肃、外蒙两个方向提供军事后援，更有左宗棠、刘锦棠、董福祥、张曜、张俊、马玉昆、魏光焘、余恩虎等晚清名将浴血奋战，尚且暴乱不止、动荡不止。在这样一个群狼嘶咬的地方，以杨增新个人之力，纵有通天手段，怎么可能完成一个国家、几百年、十几代人前赴后继都没有实现的长治久安。
1895年，甘肃河湟地区爆发第三次回民叛乱，刚刚从甲午前线撤下来的董福祥甘军，奉命回师甘肃，镇压回乱。回民一再暴乱，令清政府痛恨切齿，清廷谕旨，“多招旧部，速将回氛扫荡，不准招募回勇一人”。而董福祥却有自已的看法，他在给军机呈送的“破回之策”中说，“破回不得不离其党，离其党不得不用其人”。意思是说，要解决回民问题，必须要离间、分化他们的族群，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得从回民内部着手。董福祥抵达甘肃后，立刻起用花寺门宦教派的核心人物马安良，效果立竿见影，那些深受暴乱之苦、不愿意被裹挟的回民教门纷纷站在清政府一边，参与平叛。第三次河湟回乱是西北近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回民的国家意识开始觉醒，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西北地区再没有出现过由教门组织的规模性暴乱。
杨增新的“治疆方略”，是董福祥“破回之策”的翻版。在杨增新个人笔记中，有明确的思想路径。
“全疆人民约二百万，回缠占百分之九十六七，非利用若辈无以维持现状。倘回缠不乐为用，或用之而不能推诚，则必至为外人用，为喀匪用，为哥老会用”。新疆有二百多万人口，回民和维民占绝大多数，不利用好他们，则无法维持新疆稳定。如果政府不能利用好回民维民，他们可能会被别人利用，要么被外蒙（喀尔喀蒙古）分裂分子利用，要么被哥老会这帮黑社会利用。
“缠民与回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视回民为转移。今既招练回兵，可以羁縻回民，即可以羁縻缠民”，“正所谓，得回民者得回缠，得回缠者得新疆”。维民和回民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但信奉相同的宗教。维民能不能稳定，要看回民往哪阵营靠拢。我们组建回军，既可以把回民收拢、管制起来，又能通过他们管理好维民。所以，笼络好回民就稳定了维民。维民稳定了，新疆才可以长治久安。
“回民良莠不齐，招募为兵，纵有一二不羁之才，亦可编入兵籍为民国效力，消患无形”。回民有好有坏，把他们征召到军队中来，纵然有几个刺头，也能用军法纪律管住他们，让他们为国家效力，潜在隐患也就消除了。
“新疆百物昂贵，出关人民无论为官为民为农商工艺，困于衣食者十之八九，以故人心之坏达于极点。新疆客强主弱，内地人民之旅新者，各分帮口，争执意见。此帮人之势力盛，则欲加害于彼帮。彼帮人之势力盛，则欲加害于此帮。所谓人心坏者，所指乃新疆汉族游民群体，为哥老会势力严重渗透，会匪充斥，隐患潜滋”。新疆物价一直很昂贵。到新疆来打拼的人，无论做官、种地、经商，还是干手艺活，十有八九都是在内地吃不饱、活不下去的人。所以，新疆的人心之坏，坏到了极点。在新疆，外来人欺压本地人，他们一来到新疆，就开始分帮派、划圈子，争来吵去。这一伙人势力强大了，就要迫害那一伙人。受迫害的人稍微有点能力，马上又要欺压势力更弱的人。新疆最坏的人群，是从内地到新疆的汉族游民，他们和哥老会黑势力掺杂到一起，会帮林立，盗匪横行，这些人才是新疆最大的隐患。
“回民多系土著，与旅新游民有生命而无财产者不同，不易为革命党人和哥老会所利用”。“回缠悉就范围，少数之游民亦遽然不敢蠢动”。“增新两年以来之政策，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回民多数是本地人，他们和汉族流动人口不一样，汉族游民只带着一条命来新疆，一无所有，便无所顾忌。回民在新疆有家有室有财产，不会轻易被革命党和哥老会利用。管住回民，也就管住了维民。只要人口占多数维族人口和政府站在一起，汉族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总结这两年的治疆方略，是用新疆回民压制哥老会黑恶势力，通过维吾尔人牵制汉民，反过来再用汉民压制回民。针对汉族人口，让定居在新疆的汉族人牵制从内地流动过来的汉族人，让他们相互猜忌，谁也不要在这里闹事。
杨增新百年以前写下的这些笔记，用于今天的新疆，仍然深刻透彻，入木三分。物价还是那么贵，人心还是那么坏。客强主弱的情况依然存在，从内地来新疆的人，大都是在内地混不下去的人，来了就要抢本地人的饭碗，反过来再歧视本地人口。
杨增新在新疆，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巨大，他没有死在维回民族和境外势力手上，却被天天叫喊革命的汉族同胞谋杀。杨增新看透了新疆，一语中的，却也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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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新疆历任巡抚，能平安渡过晚清三十年，有董福祥、张俊等人领导的甘军坐镇南疆。民国初年的新疆都督杨增新，能在乌鲁木齐太平无事十七年，是回民首领马福兴、马绍武在南疆打下的稳定基石。
杨增新在笔记中回忆他上任初期的情形：
“全省幅员二万余里，人民仅二百一十余万，其中汉民不及百分之一，且犹流寓多而土著少。已言募兵，汉民土著既属无多，游民又不愿入伍，不得不参募缠回而绳于纪律”。
“增新起家州县，洞悉回情，并察新疆现象，用回缠方能集事。故将回缠招募为兵，迄今三载，始终维持，不致破坏者在此”。
“自秋及冬，屡次风潮，皆赖回队及防陆各营协力防范，幸能相安”。
回队组建初期，一共三营，后来扩编到五营。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记录的回队各营管带，分别为马福兴、马致和、马福民、李寿福、李福兴。而金树仁在回忆杨增新的文章中则说，“当公（杨增新）招募回队之初，思得一回籍将官为首领。适有马福兴者，云南建水回籍也，出身行伍，清光绪间因案遣戍新疆。为人目不识丁，性粗暴使酒，尝在迪化府附近种稻自给，潦倒垂二十年。公募军时，以其回籍回民隶尺籍者，盖曾任军官，乃擢为回队五营帮统”。说明，马福兴是新疆回队事实上的领导人，一营管带是他的兼领职务。后来担任回营领军职务的，还有杨伯玉、禹宝山、韩玉鳌、马生元、马宝仓、马北林等人。
自清朝乾隆年间第一次河湟回乱起，西北回民多次暴乱，民族割裂，积怨深重，从中央政府到底层百姓，绝大多数人对回民有偏见，时刻保持警惕和防范。革命党人也不例外，伊犁辛亥革命领导人杨缵绪在《新疆刍议》中说，“甘回本突厥种，多由河湟迁往，性狡而残，恶安喜难。枭黠者尤各藉其教，分立门户，互争权势；新旧分裂，党派纷歧；雄长仇杀，累及教外；犯上作乱，视为故常；屡滋事端，最为心腹之患。且复狃教性僻，族见极深，素以汉人为敌，水火冰炭各不相融”。
同治回乱以后，回民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以外，很难参与到正常的社会建设中来。董福祥“破回之策”对甘肃回民治理发挥作用，也只是地方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回民仍然被打压和排挤。包尔汉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引用过一份民国初年的中央指示，“汉装回教心计叵测，正宜胁以兵威，方免后患，更未便使隶军籍”。意思很明确，不能让回民进入到军队中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增新选择与回民合作，使新疆回民大为感动，并且影响到维吾尔人。回民代表给杨增新写信表态，“感公之恩，竭诚图报”。
杨增新回队官兵，多数来自乌鲁木齐二十四教坊回民。杨增新回队中的大小头目，都是二十四教坊的宗教首领。
清朝平定准噶尔部落后，颁布了分封土地、免税免役等若干政策，鼓励全国各地往新疆移民，填充新疆人口，但相应者不多。汉族移民多数是犯罪充军的遣犯，和遭遇饥荒的灾民。在那个骡马代步的时代，也只有甘肃汉民能就近往新疆流动。传统的新疆汉语是清朝八大官话中的“兰银话”，是兰州话和银川话捏合而成的西北方言，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今天还在操持这种语言。一个原因，五代以上的新疆人，追溯根源绝大多数是甘肃人。另一个原因，从乾隆到辛亥，北疆地区本来就是甘肃的行政管辖区，后来的新疆历史有意抹去这段记忆，再没人知道百年以前的过往。
但回民对新疆的兴趣很大。有清一朝，是伊斯兰教在嘉峪关以东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那时候的回民，对传说中的哈里发世界一直心存幻想。穆斯林是一个特殊群体，为了信仰，他们不惜放弃亲情、家庭、财产，甚至生命。清王朝的新疆移民政策给回民教坊创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他们鼓励回民往新疆迁移，并且自己带头移民。到清朝中晚期，回民在新疆已经形成庞大的人口基数，所以才会在同治新疆暴乱中迅速成势。今天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行政区域名称，妥明在新疆自我作孽，消解了一半以上的回民人口，形成今天的民族分布和人口格局。多数文史称，中亚地区的东干人是跟随白彦虎窜逃过去的陕西回民，这是不是事实，陕西回民只是中亚东干人的极小部分，更多东干人是同治回乱以后从伊犁过境出去的新疆回民。而新疆回民又来自两个区域，大部分来自甘肃，小部分来自云南。
马福兴，云南红河州建水县人，武举出身。早年在云南提督马福录手下任参将，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率云南回队赴京“勤王”，又跟随董福祥甘军护送满清皇室出逃西安。
庚子国难，于西北回民而言，是一个埋在深处的关键点。此时的慈禧太后对李鸿章代表的中南系汉族权贵已失去信任，反来复去的调甘军、毅军和湘军老班底入京，给西北回民打开了政治上升通道。护卫清朝皇室出逃的主力部队，是董福祥甘军。而甘军中的一半，是马海宴、马福祥父子以及马安良等人统领的回营。八国联军侵华，甘军被传说成“一万个回回军”，董福祥本人被传说成回民出身。继承了董福祥部分政治遗产的杨增新，后来在新疆也被传说成回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清皇室出逃西安，把躲起来看热闹的中南系汉族权贵们吓了一跳，如果清朝皇帝被“一万个回回军”劫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给满清王朝在即将覆灭的最后关头扣上一顶白帽子，这是儒家知识分子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所以，八国联军在山西地界赶紧收手，催促清政府出来谈判。所以，李鸿章急吼吼从广东赶赴北京，参加谈判。
马福兴随甘军护驾有功，清王朝就近安置，马福兴留在河南，任提督府参将。他本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却在河南打架斗殴，把人打成重伤，被治罪充军，发配到新疆，在乌鲁木齐附近的古牧地三个泉（今米东区长山子镇吉三泉村）开荒种地。当地教门首领马生元认定马福兴不是等闲之辈，将自己十七岁的女儿嫁给四十七岁的马福兴。重新发迹后，马福兴又娶了三房五妾，以“云南夫人”、“杭州夫人”分别称呼。马生元祖籍兰州，马生元女儿被称“兰州夫人”。
杨增新从阿克苏道转任镇迪道后，听到一些马福祥消息，有意笼络，以云南老乡的名义前去拜访。当时的马福祥还是一介平民，道台大人来访，自然受宠若惊，双方称兄道弟，马福祥从此成为杨增新的小弟。
新疆辛亥革命前，杨增新向袁大化汇报“治疆方略”，袁大化授权杨增新组建回队，领兵出身的马福祥大显身手，迅速拉起三个营的回队，制订军规，组织操练。及至杨增新登临大位，马福祥统领的回队已经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从三营扩充到五营，又从五营扩充到十五营，分布驻守于阿尔泰、焉耆、绥来、乌苏、哈密等地，成为杨增新稳定新疆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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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哥老会戕官运动，是民国初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震惊中外，余波不断。
哥老会兴起于两湖和四川，新疆地处偏远，和哥老会没本来什么关系，左宗棠入疆，把哥老会带到新疆。左宗棠入疆主力，是湘军、嵩武军、蜀军、皖军，兵勇大多来自哥老会成员，其中的蜀军队伍，十有八九都是哥老会徒。左宗棠清醒的认识到会帮渗透军队的危害性，在陕西整肃军纪时，即公布“行军五禁”，“谕禁兵勇，不许蹈此匪习，罔顾法纪者送交法办，明正典刑”。
无奈哥老会党徒在军中渗透太多，如同毒瘤，防不胜防。“官军驻扎处所潜随煸结，陕甘两省游勇成群此风尤炽，甚有曾经打仗出力保至二三品武职犹不知悛改者”。同治八年（1869年），高连陛湘军中的哥老会成员与刘松山湘军中的哥老会成员发生冲突，高连陛被正法处斩，引起兵变，左宗棠哀叹说，“各勇与哥老会者，若是之多，实有诛之不可胜诛，办之不可胜办之势，若穷追必滋事端”。湘军从此对哥老会渗透睁一眼闭一闭，不再深究。但这帮人确实能打，湘军入疆平叛，哥老会军中党徒拼命在先，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罪不容辩，却功不可没。
收复新疆后，董福祥甘军整建制驻防新疆，其余外省各军要么返回原籍，要么被裁撤。其中裁撒部分，湘军最多。这支部队从太平天国时期团练起步，从江南打到西北，几乎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多数人已经过了适合兵役的年龄。后来再说起湘军，一直称呼为“老湘军”，包含着尊敬，也包含着辛酸。不是湘军的番号老了，而是湘军子弟大部分都老了。他们从军以后，以军营为家，以兄弟为命，很多人没有妻室和家庭，在新疆领到遣散费的湘军兵勇多数都没有回籍，流入社会，成为新疆哥老会的帮派成员。
到清朝末年，哥老会组织遍布新疆各地，形成以“山、堂、水、香”为次第的严密组织，连且末县这么偏远的地方都有哥老会开设的赌场。哥老会宣扬忠义互助精神，广发布票，相互勾连。各地商民为求得保护，纷纷入会。回、维、蒙、哈等各民族当中的权贵、乡绅和地主，也以加入哥老会为荣。
辛亥初年，革命浪潮纷纭而至，拟任新疆都督袁鸿佑在喀什被哥老会杀害，拉开了“新疆戕官运动”的序幕，新疆大批地方官员被哥老会“戕杀”，这种情况在革命如火如荼的内地省分也没有发生过。没人知道哥老会大规模杀害新疆官吏的背后意图，一般认为是新疆革命党在幕后主使。
1912年4月，阿克苏哥老会“山长”谭长谷指挥阿克苏总兵查春华（哥老会成员）、炮队营长汤友廷（哥老会成员），杀害阿克苏道尹陈正远，杀害温宿知府王乃发。
1912年5月，谭长谷再指挥库车哥老会成员钟冠华，杀害库车知州毛英畏。
1912年5月，哥老会成员连浚等人持刀冲进焉耆知府衙门，杀害知府张铣和过路的新疆省府委员马鸿宾（非宁夏马鸿宾）。
1912年5月，轮台县哥老会成员王海龙、肖秋舫，杀害轮台县令李华嵩。
1912年5月，喀什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在杀害袁鸿佑之后，又杀害疏勒县令张秉义。
之后两月，若羌、于阗、和阗等地相继发生哥老会“戕官”事件，新疆地方官员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人丢下信印，躲入民间潜藏。有人携带家眷往内地逃亡。
当时，袁大化还在新疆都督任上，责令杨增新办理各地戕官案，“从速拿办”。杨增新急派马致和、韩玉鳌、安益元统领三部回队，开赴南疆，镇压盘踞在焉耆、轮台、库车等地的哥老会党徒。又派童明才、赵福苏各领一部回队，开赴和田，搜捕当地的哥老会成员。对于抓捕的哥老会首领，杨增新指示，不用审问，“即行枪毙，勿稍宽纵”。各地会党清剿被杀者，无以数计，仅若羌一县，“会党被杀者先后计四十余人”。
在杨增新严厉打击下，危害新疆三十多年的哥老会组织土崩瓦解。其中几个代表性人物，查春华出逃外蒙，不知所终。边永福返回甘肃原籍后，被追究查办。魏得喜被征调到科布多前线，莫名其妙死亡。他们的最后下场，都和杨增新有关。比如对边永福的处理，杨增新曾经专门致电民国中央，称，袁鸿佑被害，他的家人一直在告状，这个人不处理，给袁家后人没法交代。又致电甘肃都督张广建，要求甘肃省方对边永福查办处理。之后不久，边永福在家中被杀，罪责无人认领。
1914年，经杨增新推举，马福兴被派往南疆，任喀什噶尔提台。到1924年，马福兴坐镇南疆十年，成为董福祥以后的又一个南疆王，杨增新与回民教门的合作充分表明，稳定新疆只能靠拳头和砖头，而不是传说中的“无为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