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两位黄埔出身的志愿军副司令员

陈赓和宋时轮都是湖南人，都曾入黄埔军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同时在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都曾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美援朝战争中又都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从朝鲜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都是主办军事院校。具体来说，陈赓是湘乡人、黄埔第一期、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是醴陵人、黄埔第五期、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总步兵高级学校校长（后兼政治委员）。

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志愿军总部的领导成员除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外，其他都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第二次战役时，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9兵团改为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五次战役时，第一野战军以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治委员的第19兵团和第二野战军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3兵团也改为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内各野战军在指挥和作战上各有特点，指挥术语不尽一致。为便于统一指挥志愿军作战，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前，1951年5月27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6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仍分别兼任第3、第9兵团司令员。直至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陈赓和宋时轮回国主持军事院校工作，陈、宋离开朝鲜回国。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协助彭德怀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在极困难情况下完成了重大战略任务

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9兵团，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主力兵团之一。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即奉命进行解放台湾的作战准备工作。1950年6月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后，8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被中央军委指定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9月，解除了解放台湾的作战准备任务，10月上旬开始，从上海、杭州地区北调山东，准备整训一段时间，待改为志愿军的东北边防军出动后，再到东北整训两个月，作为志愿军的第二批部队入朝参战。第9兵团于11月初奉命由山东北上东北。然而，由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需要，第9兵团在东北未作停留即直接开赴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地区作战。

第9兵团在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的指挥下，秘密开进，昼伏夜行，直至10万大军同美军打响（这是此时到达长津湖地区的人数，整个兵团为15万人。），美军才知道中国的大部队到达长津湖地区。后来西方军事历史学家惊叹这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第9兵团因仓促入朝，各种准备很不充分，寒区服装来不及发放，防寒准备严重不足，加之对战区气候特点了解甚少，缺乏高寒地区生活和作战的经验，同时，山路险峻，美军飞机猖獗，粮食、被服、弹药补给运不上去，就地筹借粮食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宋时轮、陶勇指挥第9兵团部队克服严寒、饥饿，甚至武器打不响等严重困难，在战役一开始，就将美军王牌部队之一的美陆战第1师全部和美步兵第7师一个团级战斗队（相当于加强团）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尔后，宋时轮、陶勇采取集中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的战法，全歼美第7师一个多团，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全歼美军一个建制团的范例。接着又在围追堵截中，使美陆战第1师损失过半。这是美军这个王牌师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失败。

从11月27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第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指挥下，共歼敌13000余人，美第10军指挥的3个美军师和两个南朝鲜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利用海上交通工具，从海上狼狈撤退至南朝鲜的大邱、釜山地区。经此一战，志愿军完全改变了朝鲜东线战局。

12月15日，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和该兵团全体指战员发出祝贺电，祝贺第9兵团歼击长津湖地区美军部队的胜利，对负伤的同志表示慰问，向牺牲的烈士致哀。1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陶勇等，高度评价第9兵团的作战，认为是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对宋时轮的充分肯定。

统一协调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县里作战胜利

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地区的作战由于冻饿交加，加上作战伤亡，部队减员较大，必须休整。毛泽东对此极为关心，考虑到朝鲜战场环境恶劣，在1951年2月中央军委计划志愿军轮番作战兵力时，计划第9兵团调回国内休整补充，然后担任国内防务，以其他部队到朝鲜作战。

宋时轮得到这一消息后，致电彭德怀坚决要求第9兵团留在朝鲜境内休整，尔后继续担负作战任务。得到彭德怀的同意，并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同意了宋时轮的请求，对轮番作战的部队又做了调整，将第9兵团作为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使用，于1951年4月中旬前后接替第一番部队作战。

4月22日，宋时轮、陶勇指挥的第9兵团3个军以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同时，参加战役的第39、第40军也归宋时轮、陶勇指挥。该5个军比较出色地完成担负的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彭德怀采取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战术，以第19兵团在汉城以北及汉城东西的汉江以北地区积极佯动，造成攻击汉城的假象，吸引美军主力；以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在第3兵团的掩护下隐蔽东进，准备在人民军3个军团的配合下歼灭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第9兵团于5月9日开始隐蔽东进，5月15日到达战役开始地区，完成战役展开。

整个县里地区的作战由宋时轮统一协调指挥。宋时轮、陶勇与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共同研究确定了作战部署，5月16日晚，以志愿军3个军和人民军2个军团采取战役上多路突破、多层迂回、多钳合围的战法，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将县里地区南朝鲜军2个多师包围，到5月20日，经4昼夜激战，将被围的南朝鲜军2个师大部歼灭，另2个南朝鲜师也土崩瓦解。“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因南朝鲜军此次遭受惨重失败，一怒之下，将南朝鲜军第3军团建制撤销，并撤销了南朝鲜第3师师长的职务。

1951年9月，经彭德怀与金日成协商，并经中央军委同意，组建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的两个联合指挥机构，宋时轮为东海岸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志愿军2个军和人民军2个军团担任东海岸防御。

从援越抗法前线胜利返回的陈赓又来到抗美援朝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斗争给予援助。3月，胡志明以印度支那共产党名义再次向中国提出请求。中共中央迅速派出了罗贵波为联络代表，常驻越南。

同年7月上旬，陈赓领命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离开昆明赴越南，专程帮助越南共产党组织边界战役，以打开越北交通，并统一处理中国对越南军事援助各项问题。8月上旬，又派出以韦国清为总顾问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

陈赓于7月27日到达越共中央所在地，8月14日，到达越南人民军总部所在地，帮助越南人民军总部制定边界战役计划。在陈赓的帮助指挥下，越南人民军的边界战役从9月16日开始，至10月22日结束。这次战役，越南人民军总部原预定歼灭法军5个营，解放高平，而实际结果是歼灭法军8个多营，解放高平、东溪、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5个城市和13个县镇，打破了法军对越北地区的多年封锁，改变了越北地区的形势，也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军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信心。战后，陈赓又帮助越南人民军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总结，并在有200余越南人民军营以上干部参加的会上，连续报告4天，还对战后越南人民军的建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此后，陈赓于11月初回国。

陈赓从抗法前线回国后，征尘未洗，即于1950年底匆匆赶往朝鲜战场，考察朝鲜战争的作战经验，参加了1951年1月下旬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1951年2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西南军区准备入朝参战的第12军（原属第3兵团）、第15军（原属第4兵团）、第60军（原属第18兵团）编为新的第3兵团。3月16日，组成以陈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3兵团领导机关。3月18日，该兵团开始入朝。但此时陈赓腿伤复发，留在大连治伤。

1951年6月1日，陈赓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伤好后于当年8月中旬入朝，原准备主持第3兵团工作，但到志愿军总部后，被彭德怀留在志愿军总部协助彭德怀工作。从9月初至10月下旬，主要协助彭德怀负责作战工作，指导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起草了许多以志愿军总部和中朝联合司令部名义发给部队的指示。其中， 1951年9月16日，以中朝联合司令部名义致电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充分肯定9月初志愿军取得许多小型作战的胜利，同时指示各部队注意战术问题，强调做好工事，要求“以后我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而且要有假工事，以欺骗敌人”。对各种火力的使用、打敌增援及迂回部队、防御的组织、通信联络的组织等都从战术上提出要求。同年10月8日，起草志愿军总部致各兵团、各军电报，要求“我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晓星山以及其他要点，必须加强工事，向后修交通沟，囤积弹药，准备火力，掌握情况，搜集工事材料，预置于阵地旁（准备工事被敌炮毁后及时修理之用）。制定作战方案与反击计划，必须在敌进攻时使其暴露在我坚固阵地前，给以大量杀伤，歼灭其大部。所有重要之点，必须准备坚守，不得随便放弃”。上述两个电报很受彭德怀赞赏。

1951年秋季防御后，志愿军据此精神开始大规模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使攻防作战有了坚固的阵地依托。

在彭德怀回国治病期间，陈赓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

陈赓因身体多病，在志愿军取得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胜利后，于10月底回国治疗。1952年春，彭德怀前额长了个瘤子，中央一再催促他回国治疗，但彭德怀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仍坚持指挥战场工作。

为使彭德怀回国治疗，中央决定陈赓再次入朝，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1952年3月下旬，陈赓再次奉命入朝。陈赓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三次入朝，奉命换彭总回国。虽非志愿，但坚决执行命令，不讲一分价钱。”

3月31日，陈赓抵达志愿军总部所在地，但彭德怀对是否回国未表示意见。在中央再次催促下。彭德怀于4月7日回国，由陈赓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

4月8日，陈赓主持志愿军党委会，对志愿军领导的工作重新做了分工，陈赓负总责，志愿军副政治委员甘泗淇负责党务和政治工作，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宋时轮负责作战、教育训练和装甲兵以外特种兵工作，志愿军代参谋长张文舟负责后勤、运输和装甲兵工作（此时，邓华在国内治病，5月31日回到志愿军总部）。

4月至5月底，陈赓对第一线作战、东西海岸防御、铁道运输、后勤保障、防空作战等各方面工作做出指示，并组织了第一、第二线部队的换防。

4月26日至5月1日组织召开了志愿军各兵团和各军参谋长会议，总结工事构筑经验，统一工事标准，探讨坑道工事的战术运用，对加强工事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部署，特别是要求坑道工事要做到防空、防炮、防雨、防潮、防毒（疫）、防火、防洪“七防”的标准，强调了技术工程与战术要求的结合，坑道工事必须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使之成为能打（消灭敌人）、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的体系。规定每个连的阵地至少有两个坑道，但也不宜过多反为敌人所利用；每条坑道有三个以上出入口；坑道顶部厚度15至30米，指挥所、卫生所、仓库和各种生活设施，均要能抗御榴弹炮和重磅炸弹的轰击。还对各军接合部的火力支援、兵力策应、交通连接、通信联络、作战指挥做了规定，并对第二线工事构筑做了部署。

此后，志愿军的工事构筑逐渐由初期的应急性向系统化、规范化发展。

6月6日至9日，陈赓与邓华共同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兵团以上干部会议，根据美军在停战谈判中的拖延态度，进一步明确“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并确定全面调整战场部署，使正面战线的每个兵团和东西海岸均有一至二个军作为机动力量。同时确定构筑东西海岸永久性防御工事，使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一样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以利坚持长期作战。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志愿军尔后的作战，直至战争结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赓、宋时轮共同主持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

1952年初宋时轮离开第9兵团，到志愿军总部协助彭德怀工作。负责部队的教育训练。在他的主持下，1月21日，志愿军专门下达半年教育计划的指示，经修改后，于24日又重新下达，对第二线部队的训练提出要求。干部主要是学习步兵、炮兵、坦克协同战术和阵地进攻与防御的兵力、火力组织，战士主要是学习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和单兵战术等。二线部队据此展开训练，战术、技术水平均有较大提高。

为了更有效地指导部队作战和教育训练，陈赓和宋时轮受彭总委托，从1952年4月初起，共同主持总结志愿军攻防作战的战术经验，从志愿军司令部和志愿军部队抽调参谋人员，用3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一套《朝鲜战场对美军作战的几个战术问题》，其内容包括战场概况、敌情研究、进攻、防御、战斗保障5个部分，共40余万字。这是志愿军参战以来对美军作战的第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战术总结，经宋时轮审定后，于1952年7月下发到志愿军师以上机关，作为作战指挥和部队战术训练的参考教材，对志愿军初、中级指挥员更好地指挥作战和组织训练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后来人民解放军指挥院校战术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赓为军委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免除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职务，任命宋时轮为军委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免除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职务。陈赓、宋时轮离开朝鲜回国。他们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抗美援朝的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