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幕后英雄李克农
“铁虎”原来是纸虎，板门店里伏山姆。
毕生探囊忘己生，无名英雄足千古。
这首诗，是李克农1962年2月9日逝世后，张爱萍将军为哀悼他而作的，可谓是对这位无名英雄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精彩、生动写照。
在2年17天的朝鲜谈判斗争中，李克农作为在朝鲜第一线直接领导谈判斗争的总指挥，以他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粉碎了“联合国军”方面一次次的阴谋，全力维护朝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朝鲜停战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毛泽东亲自点将
1951年7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李克农。毛泽东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毛泽东要求李克农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外交部和军队都要出人，乔冠华也参加。
但李克农的身体不大好，哮喘病一直困扰着他。此时，李克农的哮喘病又复发了，平时要靠药物控制，每天服镇痛剂才能入睡。他担心病重误事，就提出是否改派伍修权或姬鹏飞去。毛泽东稍稍犹豫了一下，肯定地说：“还是你去吧！”李克农没有再说什么，当即表示：“我马上准备出发。”
毛泽东和周恩来真可谓知人善任，李克农具有丰富的谈判斗争经验。西安事变时，他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学良的代表谈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西安事变后，他奉命和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到上海、南京等地继续与国民党上层进行谈判交涉。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他参与了国共和谈工作。
受领任务后，李克农7月2日晚率领工作班子，在前门火车站乘车离京赴朝。7月4日，列车到达中国东北边城安东（今丹东）。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专程由平壤到安东来迎接。
7月5日拂晓，李克农等到达平壤。金日成在离平壤约15公里的作战指挥所里，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倪志亮（中国驻朝鲜大使）、柴成文等。
李克农、乔冠华到平壤的目的，主要是与金日成交换意见，就谈判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谈判代表团人员的组成、谈判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中朝双方如何相互配合等进行磋商统一思想。参与讨论的除了金日成外，中方有李克农、乔冠华、邓华、柴成文；朝方有南日、金昌满（时任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后改名为张春山）、金一波等。根据两党的协议，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也就是说由中方负主要责任。
经中朝双方协商，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由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人民军侦察局局长李相朝、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组成，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同时指派张春山为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并指派柴成文、金一波为联络官。
7月7日，李克农、乔冠华一行到达开城。到达开城后，李克农立即投入会谈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熟悉和了解代表团成员的情况。9日晚，他在检査准备工作时，发现一件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按照国际惯例，双方正式代表见面时要互验“全权证书”，而朝中方面还没有准备。
朝鲜代表立即派人火速到平壤请金日成签字。但志愿军要派人到志司请彭德怀签字，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人们十分焦急，无计可施。此时，李克农想了一下，果断地说：“只要金首相签了字就有效，彭老总的字，我替他代签，事后报告。”这个难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9日晚，李克农召集朝中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开会，对谈判工作李克农讲了4点意见。他说，首先，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把我们的和平主张摆在世界人民面前，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我们准备提出的三条原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代表在会场上不要纠缠于枝节问题，首要的是争取把我们的主张打出去，使它成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口号。全世界人民一起来争取和平。其次，谈判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无论哪一方在安全上出现问题，我们都要承担责任，因此，安全第一是个大问题。开城地区的志愿军第47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要保证在安全上不要出问题，这方面请李相朝、解方同志认真检查一下，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大意。第三，谈判是“打仗”，是打“文仗”不是“武仗”。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事关大局，说了的话就要算数，在谈判桌上说了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要尽量使用已经准备好的稿子，除了主稿以外，已经准备了一些小稿子备用。没有把握的时候，宁肯休会商量一下也不要急。第四，停战谈判一刻也脱离不开战场情况的变化。请解方同志要志愿军来的李士奇同志注意掌握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及时告诉我们。如果脱离开战场情况的变化，停战谈判是无法进行的。
李克农还提醒大家：“对我们的同志，我不会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同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注意观察会场上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很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
从此，李克农开始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扮演无名英雄的角色。为保密起见，在代表团内部人们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公开出面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等和志愿军邓华、解方、边章伍、丁国钰等。他们的名字几乎天天见报纸，以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李克农，不仅公开报道不能提他，连他本人在朝鲜的事也是绝密的，以致朝鲜停战后数十年内，人们对李克农在停战谈判中的历史贡献仍不了解。
智斗“山姆大叔”
1951年7月10日，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
从7月10日至20日，代表团大会关于议程的谈判共进行了8次，但毫无结果，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问题。
如何打破僵局，李克农曾多次提出自己的建议。7月16日，他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认为如果美方死咬住谈判不能讨论撤兵问题，拒绝将其列入议程，可考虑向对方提议双方原则上肯定应该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朝鲜境内不再发生敌对军事行动，并造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提。鉴于这一问题的主体虽为军事问题，因其政治牵扯太广，双方同意向各方有关政府建议，在停战后的一定期限内，召开六国（南北朝鲜、中、苏、美、英）会议，或其他类似的会议，讨论撤兵及朝鲜政治问题。最后达成的议程协议，基本上是按照李克农的建议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7月17日，李克农将个人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李克农认为，坚持三八线、坚持撤兵，是朝鲜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坚持，是不可以变更的。但实现上述原则，须有步骤。第一步达到在三八线停火与休战，第二步再谈撤兵。这样才易于主动，才不致扭缠在目前议程上，甚至导致谈判破裂。根据几天来的争论，对方对三八线问题，只表示愿意讨论军事分界线；对撤兵问题则坚决拒绝，认为撤兵是政治性问题。估计对方坚持这一态度的原因，一是讨价还价，二是坚持现在不谈。如是前者，尚易解决；如是后者，则在讨论议程时有破裂的可能。如破裂固然我们仍可取得胜利，将敌人击退三八线以南。但撤兵是否能在我们胜利中提早实现，估计还需要谈判，还需要时间。与其战而谈，不如和而谈。与其在撤兵上破裂，不如在三八线上破裂。因此建议，在目前议程上，对撤兵问题，不宜过分坚持。如有转弯之道，如对方保证在以后适当会议上去谈，我们是否暂时妥协。
毛泽东没有对李克农的上述建议做出明确的指示。7月20日，李克农再次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认为，从美方代表几天来的发言和艾奇逊声明看，美方在撤兵问题上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收到李克农的电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谈判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对策。他们认为，从凯南与马立克的会谈及停战谈判中美方的态度和整个远东局势看，“敌人只打算在朝鲜就地停战，避免在战争中继续损伤和拖延不决，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包括从朝鲜撤出问题在内，敌人是打算继续目前的紧张状况”。根据中朝方面情况看，“我们的武装力量在今天只能将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危机，而国防建设亦难于增长。设使再拖一个时期，假定半年至八个月，即可把敌人赶出南朝鲜，我们仍愿付出这个会有危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看不出这种可能”。这样，“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照马立克同志所说以三八线撤兵停战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
毛泽东听取了李克农的建议，7月20日，致电斯大林，将上述考虑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在斯大林表示赞成后，毛泽东又致电金日成，并取得金日成的同意。
7月23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经过八次会议的争论，证明敌人只打算就地停战，绝对不愿讨论撤兵问题，将停战后的下一步行动束缚起来。在谈判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要求代表团在7月25日会议上发表一篇声明，说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停战不能分开的道理，可是经过八次会议的协商，都得不到对方的重视和同意，实在是万分遗憾。现在我方为求得早日达成停战协议，我们愿同意不将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提议在已达成的四项协议外，加入第五项“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请李克农立即拟好声明稿，先行电告北京。毛泽东认为我方的提议，“想定能获得对方同意”。当天晚上，李克农即草拟了两个发言稿，送中央审阅。
根据上述指示，朝中代表团于25日的谈判会议上，不再坚持将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同时提出，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作为第五项内容列入议程。这样，美方代表团再无反对的理由。
7月26日，停战谈判议程终于达成协议。
呕心沥血促停战
李克农是中国政府和党中央的特派代表，实际上是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与朝鲜党联系协商后，全权处理谈判中的各项问题。同时将谈判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毛泽东，并同时报告金日成和彭德怀，以便做出决策。
朝中代表团的工作经常是这样的：谈判代表在每次谈判后，马上回来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由乔冠华等负责整理写成报告，经李克农审核修改并提出下一步谈判的建议，立即电告北京，由周恩来直接受理并向毛泽东报告，遇到重大问题还要与金日成协商并征求斯大林、彭德怀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做出答复。李克农收到复电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出下一步谈判的具体方案和决策，由乔冠华等写出谈判时朝中代表的发言稿或发言提纲，再交给发言代表在谈判桌上一一提出。每天的工作是一环扣一环，既紧迫又井然有序，并且是从日到夜连轴转。
为进行有力的谈判斗争，朝中方面组成三线班子：第一线，由朝中军队组成谈判代表团，与美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第二线，由中方派出的李克农、乔冠华等具体领导指挥谈判斗争；第三线，是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凡是谈判问题具体由周恩来处理，有关谈判的总体方案、方针和原则，由毛泽东与金日成协商确定，并征求斯大林、彭德怀的意见。
谈判斗争虽然直接表现在谈判桌上双方的唇枪舌剑，但背后实际上是双方最高决策者智慧和斗争艺术的较量。而在这场较量中，李克农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真正的谈判重担是压在他身上的。
李克农自己认为，停战谈判的成功应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归功于朝中两党的协调合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很多事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得到金日成的坚决支持，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字大厅举行签字仪式，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随后，助签人员将停战协定文本带回去尽快送交双方司令官签字。当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28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开城签字。当时，李克农就坐在彭总的身旁。
停战以后，朝中方面将原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经中朝双方商定，停战代表团和停战委员会的业务工作仍主要由志愿军代表团负责，受中共中央领导，重大问题由中朝两党商量决定，再指示停战代表团执行。停战代表团仍由李克农负总责，一切问题由双方代表集体协商解决。到1953年9月，军事停战委员会、战俘遣返委员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并已开展工作，停火安排和直接遣返战俘工作已顺利完成。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各项工作逐步就绪后，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命令于1953年11月初离开朝鲜回国。毛泽东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指出：“克农同志因疲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
在两年多的谈判中，李克农呕心沥血、事无巨细，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朝鲜停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