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怀揣兴国志 缔造海军梦
李鸿章兴办洋务、兴学育才，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实际上从弃文从武的那一天起，他就怀有一个十分遥远的强军兴国的梦想。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他的淮军异军突起，成为清王朝不可忽视的一支武装力量。然而，内乱虽然平定，但外患堪忧，面对这一形势，他的强军梦也越来越清晰：除了这支陆军外，还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抵御外侮。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奉命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改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便开始积极筹办广东海防。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曾向美国商人买进一艘1080吨重的英制商船，将它改成军舰，试图从装备着手，改革旧有水师，筹建海军。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皇帝3次下谕，饬川鄂及沿海各省积极制造大船，并设法向国外购买，同时还奖励“捐资制造”者。但因为种种原因，道光皇帝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不久，思想家魏源也提出了设立造船厂、建立海军以加强海防的主张。咸丰五年（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的海面上，突然冒起一股浓浓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人们从未见过的大船。船的两边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转动着。大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粗的圆筒，黑烟正是从圆筒里冒出来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艘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了一门锃亮的西洋大炮。这是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轮船，名叫“宝顺”轮，是宁波商人集资从西洋购买的，专为宁波商船队武装护航之用。这是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舰船，尽管它还不能称为军舰。
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䜣企图筹建新式舰队。他向英国公使普鲁斯提出，希望他能“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并委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代为从英国购买船炮，组织舰队，以协助湘、淮军镇压太平军。不料，英国人将清廷购买的军舰变相成立了以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的“中英舰队”，在李鸿章等人的坚决反对下，舰队被解散。从那时开始，李鸿章建立中国海军的愿望更加迫切，决心也更大了。
此后数年间，广东、福建等省也曾分别购买外国船舰，但仅用于巡缉沿海地区，未曾有海军舰队建制。
同治六年（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第二年正式向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及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这一章程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其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人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并拟出6条具体的建议，内容是：其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其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其三，选练陆兵；其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其五，北、东、南三洋连为一气；其六，精设机器局。
曾国藩将之转奏朝廷，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朝中几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海防和建立海军之事终无定论。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新兴统治阶级为转移因明治维新所引起的矛盾，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本地人杀害，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安澜”“伏波”等舰船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不久，沈葆桢称，日军虽然只有3000名，但他们船坚炮利，武器精良，官军力不能支；而从船政局调派过去的几艘战船，根本不堪一击，无法与之抗衡。不过，清军的到来，仍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廷进行谈判。清廷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妥协。经过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强盗的逻辑就是以武力入侵，迫使你拿出银子来让它退军。对此，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后盾的弱国只能是忍气吞声。
大久保利通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及两国的变革，不禁感慨地说：“贵国眼明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弹丸小国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清廷的震动很大，海防问题再次被摆到桌面上，从而引发了朝廷的海防、塞防之争。
这时，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揭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再次提出建设中国海军、加强海防、抵御外患的6条办法。
奏折中还阐述了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所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然也被美国敲开了国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狼又有虎，我们不能只是时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二十九日，朝廷下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应该赶快筹划，将应办的重要紧急事项，撮要叙述数条，详议一折。沿江沿海防务，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同时与该将军、督抚等随时筹划，而防备终究不可依恃。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缓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都是紧要事项。着李鸿章等详细审议，逐条落实具体可行的办法，限于一个月内覆奏。”
于是，李鸿章于十一月二日以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海防思想，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痛陈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实力：外国侵略者“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以笔舌胜之”，无异于痴人说梦。他又指出了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也永无自强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概括来说有四大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
这个奏折递上去以后，引起了朝野内外一场有关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
左宗棠首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国家应该实施“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如果设立3支水师，将导致领导的不统一，3支水师会各自为政；他建议海军应该统一领导。他说：“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两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作为海上游击之师，而以余船依附之，声势较壮”。至于船舰的来源，左宗棠指出，福州船政局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造各船，“物价、匠工多由外国招致，所以中国造船的成本，是从外国直接购船的数倍，现在急欲成军，从外国定造更为省事方便”。
显然，左宗棠之所以主张买船，一是为了应急，二是为了省钱，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发展中国自己的造船业。关于沿海防务，左宗棠分析道：“自奉天（今辽宁）至广东沿海，蜿蜒万里，口岸林立，若处处驻以重兵，花费巨大，一旦供给不足，势必大溃，唯有分清轻重缓急，选择其中紧要之处重点设防。”他认为：“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腹地。”
就在争论尚未结束时，20岁的同治皇帝患疾驾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大统，年号光绪。光绪元年（1875年）初，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防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几个月，朝廷终于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
赫德乘机向李鸿章推销英国的新式快艇（即巡洋舰），随后又草拟了一份《试办海军章程》，建议清廷任命他为总海防司，全面负责中国的海防建设。李鸿章虽然感到赫德有借此控制中国海防大权的野心，但碍于总理衙门已原则上表示同意，不便公然反对。但没过多久，他还是明确向总理衙门指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大多不以为然，说他既有利权，又掌兵权，钧署及南、北洋必然为其所牵制”，且中国“刚开始讲求自强，仅仅倚赖一个赫德，恐怕会被东、西洋人所轻视”。他强调，即使采纳赫德的意见，对其所拟章程也“尚须斟酌修改订正，以免大权旁落，自己反受其害”。最后，总理衙门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改变了态度，赫德未能如愿以偿。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请赫德代为从英国订造载38吨大炮与载26.5吨大炮的蚊子船（第二代小炮艇）各两艘，于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三年（1877年）先后造成，行驶来华。李鸿章将此4舰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随后，李鸿章又经赫德代南洋向该厂订购了载38吨大炮的蚊子船4艘，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造成，驶入天津，由沈葆桢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镇西”。是年十二月，沈葆桢病逝，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为总办。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56岁的李鸿章因“督办海防、兴办洋务、办理外交等项成绩卓著”，被朝廷破格赏加太子太傅衔，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李中堂”“李爵相”“李相国”而改为“李傅相”。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李鸿章将北洋订购的“龙骧”“虎威”等4艘旧蚊子船拨给南洋，将南洋订购的“镇北”“镇南”等4艘新蚊子船留在北洋。同时，由阿模士庄厂制造的2艘快船也驶抵大沽，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
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其时北洋水师已具雏形。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经过10年筹建，清王朝基本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3支海军。北洋水师拥有军舰14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管辖奉天、直隶、山东海面；南洋海军拥有军舰17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一带海面；福建海军拥有军舰11艘，负责守卫海口与巡守台湾、厦门以及琼廉海面。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日本试图趁火打劫。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舰队，因而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当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战心惊，他们转变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沙俄变成了中国。
这时，因中、俄伊犁交涉陷入僵局，俄方扬言将“添派兵船多只来华，内有大铁甲二船，吨数甚重，被甲甚厚”。李鸿章深知“沙俄此举无非倚仗其所有，以欺我大清之所无，居心叵测”，因而借机向朝廷提出：“现在若想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艘认真训练，不足以控制远洋，建威于世，以打消敌人的侵略意图。”次年，他令驻德公使李凤苞代为在德意志伏耳铿造船厂订造了2艘排水量达7000余吨的铁甲舰，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同时还在该厂订造了一艘快船，命名为“济远”。
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王朝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及广东4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因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作战能力很差。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但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同意。
清王朝真可谓命运多舛，就在李鸿章积极组建、壮大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了，4支水师的建设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
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中国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率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军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十五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次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国照会清廷，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廷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廷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中法矛盾进一步加深。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一再要求清廷迅速派军支援。清廷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越境。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军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同年九月十五日，法国政府向清廷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清廷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要求清廷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清廷断然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
考虑到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及中法交战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李鸿章则主张避免再开战端。朝中清流派立即对李鸿章进行猛烈抨击。慈禧太后拿着翰林院编修梁鼎芬等人的弹劾奏章给李鸿章看，李鸿章不知她是何用意，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再谈避战，被迫做与法国开战的准备。
二、辖北洋水师 享七十大寿
中法战争的爆发，使李鸿章等人奔走十几年而建立的中国海军即将经受战火的考验。
中法战争始于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的山西之战。山西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还有7个营的桂军和滇军。法军攻占山西后，继续向清军进攻。在越南境内，米乐于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接替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 000人，向北宁进犯。其时清军在北宁一带驻军约40个营，但将帅昏庸、怯懦，士气低落，互不协调，军纪废弛。三月十二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十九日，太原失陷；四月十二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来掩饰败绩，同时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䜣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取而代之。贝勒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实际大权掌握在醇亲王奕手中。朝廷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进行和谈。五月十一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也就是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驻守越南北部国土的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在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对法国商务极为有利”；该约签订后3个月内，双方再派代表会商详细条款。随后，福禄诺通告李鸿章说，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商详细条款，及法军接管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驻地的接防日期。李鸿章未予回应。
六月二十三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地区“接防”，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借口，要求清廷命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2.5亿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清廷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七月下旬在上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由于法国狮子大开口，谈判没有结果，于是，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军采取双线作战的战略，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路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为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八月五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清军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改向马尾而去。
八月二十三日，中法马尾海战爆发。法军停泊在马尾水面的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而新组建的福建水师仅拥有11艘小型军舰，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福建水师仓促应战，顷刻间，11艘战舰或沉或伤，全军覆灭，760名官兵殉难。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另有15人受伤。接着，法舰又炮轰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八月二十六日，清廷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在海上一线，十月初，法国舰队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于是从十月二十三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队骚扰浙江镇海，中途截击了由上海前去支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其中2艘在浙江石浦被击沉。三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和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清军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旗舰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六月十一日死于澎湖岛。
在陆地一线，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法军首先进攻谅山，李鸿章的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继续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协办广西关外军务的老将冯子材受命驻守于此，他在镇南关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2米、长15公里、底宽3米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阵地。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二十三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二十四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于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
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茹费里内阁倒台。
茹费里（1832—1893年），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家，以实行反对教会的教育法和扩大殖民地而出名。他两次担任法国总理（1880—1881年、1883—1885年），因中法战争失败而下台。他死前曾说：“是那些中国人毁了我的一生。”
但是，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双方就进行过多次讨价还价的谈判。李鸿章纵观国内外形势，看到中国海军如此不堪一击，又忌惮沙俄和早有狼子野心的日本图谋不轨，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果单独对付法国，我认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形势真是够严峻的。”与此同时，沙俄正虎视眈眈企图夺取中国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因此，他主张见好就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廷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
就这样，中法战争一胜一败，最终却以清廷割地赔款作为了结。这件事使光绪皇帝大受刺激。刚一停战，他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自海上战事爆发以来，法国依仗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朝筹划防备，也曾经尝试开办船厂，创立水师，无奈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足。去年法国寻衅，屡次开战，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扬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与陆军互相援应，何至于处处受到牵制？吸取这些教训，自应以大力发展水师为主！”
随后，光绪皇帝下谕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海军由此成为清王朝的正式军种，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而一直力主大举兴办海军的李鸿章则出任会办海军大臣，具体掌管全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
李鸿章再次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又用了七八年时间来圆自己的强军梦。这一期间，他埋头致力于海军海防建设的庞大系统工程，使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的发展。他一面健全海军建制，着重建设北洋水师舰队、南洋水师舰队，并将闽沪两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入北洋水师。同时，他在大沽建造船坞；在旅顺口修建口西、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还有大连湾炮台；在威海卫岸上的要隘建立炮台，在水面建筑铁码头。一时间，威海卫堪称“东海屏藩”。旅顺口和威海卫由此成为北洋水师的重要基地，守卫着渤海和天津。
李鸿章还有意识地培养了一大批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几乎都为他所用。此外，李鸿章还雇用了一批洋人担任技术教官。
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德意志伏尔铿造船厂制造的“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各为排水量7335吨，6000马力）驶返中国，所聘洋教练也同舰到达，北洋水师实力不断增强，编制、演练走上正规化。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从德意志购买的“济远”号、“平远”号及从英国购买的“致远”号和“靖远”号舰等主力舰航归威海卫。
这一年，李鸿章63岁。这个年龄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终老南山，但李鸿章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同年十月，在李鸿章的苦心筹划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水师章程》，标志着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水师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北洋舰队另附设了北洋军事工业的重要企业——旅顺鱼雷制造所。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七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向战舰旁，李鸿章指着“定一”号、“定二”号等鱼雷艇，对特使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12年前他赠送我多个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
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委托，带着一个200多人的巡视团，视察了新组建的北洋水师。当天阳光灿烂、海风轻拂，李鸿章和巡视团以及各国公使，乘上排水量达2800吨的“海晏”号，在北洋水师“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超勇”号等8艘军舰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从天津直驶旅顺。
到达旅顺之后，醇亲王和李鸿章登上黄金山炮台，居高临下，见远处的军舰如箭一般驰骋在海面上，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观看了8艘军舰打靶表演，又观看了鱼雷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水柱冲天。
当看到威武雄壮的北洋水师弹无虚发击中目标时，醇亲王和李鸿章忍不住舒心地开怀大笑。醇亲王当即赋诗赞颂，李鸿章也作诗两首唱和：
雕弓玉节出天阊，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切云戈槊耀荣光。
佽飞禁旅严千帐，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
李鸿章实在是太高兴了。也许人一高兴，思维就容易变得简单浅薄，这两首诗的意境实在无法与他年轻时写的诗相提并论。但诗毕竟是次要的，对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才是他毕生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也顾不得诗的意境了。可以说，为创建北洋水师而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的李鸿章不失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而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会办海军大臣之本职要任，更是使李鸿章理所当然地成为北洋水师的直接统帅，享有节制北洋水师的全权。
在一片叫好声中，北洋水师几乎从此止步。时间很快到了光绪十八年（1892年），按照中国传统，李鸿章要做七十大寿。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生日。其时李鸿章共有5个身份：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会办海军大臣，人们称呼他为傅相，或者直接称为相国。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李鸿章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功绩，借寿辰特意在天津直隶总督住所大摆庆贺寿诞。这是清王朝历史上少有的一次祝寿庆典，还没进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已忙得不亦乐乎。从朝廷到地方，不断有寿礼送来，送金银珠宝者，送各种新洋玩意者，送奇珍异兽者，送贺诗、贺联、贺文者，成团成旅奋勇争先。
慈禧太后一向喜欢热闹，面对这个笼络权臣的极佳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慈禧派人送来的大礼非同寻常——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12件。李鸿章大喜过望，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叩头谢恩……”随即呈上感恩折。
光绪皇帝自然也少不了赏赐李鸿章，虽然不敢超过太后的赏赐，但各种奢侈品也不少。
海军石印书局印制了慈禧御赐祝寿典册一书，首册收有赐寿图、寿筵图等多幅。后5册均为寿言，从皇太后、皇帝、王爷到各方官员都有贺寿言辞。其中，吴汝纶的贺联精短绝妙：文字空千载，声名动四维；庆亲王的贺联四平八稳：一德钧衡受兹介福，三朝将相同我太平；张之万的寿联虽为恭维但并不落俗：景武勋名临淮纪律，邺侯相业柱史仙龄；张之洞的寿联既实在又不失风趣：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也献上一联：泰运佐中兴天生以为社稷，元勋侪上寿人望之如神仙。
无论是诚心赞美之言，还是虚意应酬之辞，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李鸿章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未来他还将有怎样的作为呢？如果他急流勇退，就此致仕，他的人生又该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如果说大清帝国是一座已冰封的雪山，那么，70岁的李鸿章已经走到了雪峰的顶端。
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70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刚满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古稀之年的李鸿章在这一年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据说，慈禧太后为了安慰他，特意将宫中的一名侍女赏赐给他做妾。
但李鸿章没有丝毫的英雄迟暮之感，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北洋水师乃至自己正在办理的洋务中未竟事宜尽快完善，不负慈禧太后深恩。
是年，英国青年政治家寇松勋爵来华旅行，他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自己“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6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相反，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对李鸿章则没有什么好感。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即甲午海战前夕，给当时72岁的李鸿章画了张素描：“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