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退让埋祸端 战败失属国
常言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春风得意、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很快迎来了个人命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话说朝鲜很早就是中国的藩属国，中朝唇齿相依，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19世纪70年代后期，朝鲜成为东西列强都想争夺的目标，尤其是日本，对朝鲜早已垂涎欲滴。
日本要打朝鲜的主意，必定会与清廷起冲突。同治十年（1871年）中日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中有约定，对大清国、日本国所属邦土（朝鲜、琉球和台湾等地），“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以求永久安全。”这一约定使朝鲜、琉球和台湾成为中日之争的几枚棋子。
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起来的日本，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寻求对外扩张，不仅妄图染指朝鲜，更在中国沿海一带横行无忌，入侵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
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日本派出一艘小军舰“云扬”号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遭到朝鲜军队驱逐。日本以此作为借口，派出一支军队逼近釜山和江华岛，逼迫朝鲜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按理说，中国对藩属国有关主权问题的大事应该加以干涉，但当日本派森有礼来与清廷交涉朝鲜问题时，李鸿章却以朝鲜有独立主权为由，表示中国不便干涉朝日签约事宜。他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大清国外敌太多，自身难保，如果因朝日通商条约问题与日本翻脸，又会多一个离国门最近的敌人。相反，如果中、日、朝各让一步，即可相安无事，日本只要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至于朝日是否通商，无关大局。
但李鸿章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包括朝廷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不把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放在眼里。这个时候，李鸿章仍希望日本能够继续遵照《修好条规》行事。日本见清廷态度暧昧，便以武力相逼，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其中声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
对此，清廷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采取反制措施。这实际上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不过，李鸿章内心有着另一番考量。他在光绪四年（1878年）致函朝鲜大臣李裕元称：“往年中国驻日公使何侍讲（何如璋）前往日本，仆以贵国之事嘱其留意体察，随时调停，不久即接到何侍讲来函，称日本近来因沙俄在我大清边疆生事，贪得无厌……前闻日本欲在贵国咸镜道的元山津开口通商，沙俄暗中阻止了日本这一动议……英国请日本介绍通商，沙俄又加以阻止……其目的在于使贵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旦发难，便可以不受任何牵制。”他把沙俄当成劲敌，希望朝鲜联络日、英跟沙俄抗衡，所以，他对日本采取的渐进侵略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光绪五年（1879年），法国步步入侵越南，中俄伊犁问题尚未解决，日本强占琉球，清王朝几乎是四面环敌，朝野极为恐惧，认为日本能吞并琉球，也能吞并朝鲜。丁日昌、刘坤一等均建议朝鲜与各国通商，以牵制日、俄。但朝廷不敢明目张胆给朝鲜提示，于是命李鸿章暗中做些工作，婉为开导。李鸿章便写信给朝鲜大臣李裕元，转达清廷的意图。之后，李鸿章上《妥筹朝鲜武备折》，建议朝鲜学习练兵、制器之法，整军经武。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朝鲜国王才派李容肃到天津谒见李鸿章，称领议政李最应等人已决定与各国通商，并办理武备学习事务。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条约。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纷纷与朝鲜签订条约。除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之外，列强皆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等于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一结果，李鸿章表示很满意。
日本人不是傻子，对李鸿章的绥靖政策看得很清楚，作为反制措施，日本开始暗中操作。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
既是政变，必然与政权斗争有关。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朝鲜刚发生过“壬午兵变”，以大院君为首的极端保守势力驱逐当政的高宗和闵妃而夺权，朝鲜开化党也遭到打击。日本闻讯，马上出动海陆军1400人开向朝鲜，为大院君保驾。而死里逃生的闵妃则向大清朝廷求援。慈禧把丁忧中的李鸿章召回，命他全权处理出兵朝鲜事宜。军情紧急，李鸿章立刻派吴长庆率兵3000余人，由金允植充当向导，乘军舰赶往朝鲜平乱。
吴长庆所部在南阳上岸，在向导的引领下，加上本身就是宗主国，出兵名正言顺，清军一路畅行无阻，直趋汉城。驻扎在汉城南部郊区的日军，担心中朝联合对付自己，全部退回仁川。
参与兵变的主要是朝鲜汉城卫戍部队，吴长庆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搞定了。接下来是处理大院君、闵妃两派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将决定朝鲜到底由谁来当权执政。闵妃通过关系抢先上诉状，吴长庆与总兵马建忠、营务处会办袁世凯（吴长庆义子）碰头研究一番后认定：朝鲜今天的乱局，都是大院君一手造成的，把他拘押到中国去（在保定囚禁了3年），再把闵妃护送回汉城，继续与高宗一同执政。这是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最果决的一次，日本人对此只能干瞪眼。
可惜好景不长，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五月，吴长庆奉命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仅留袁世凯所部驻扎朝鲜，依靠清廷的事大党守旧派势力因此有所削弱。八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到法军偷袭，全军覆没，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高宗和闵妃也开始动摇。日本乘机挑唆，暗中设计破坏中朝关系，并拉拢开化党人，一起密谋发动政变。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开化党人最终决定在十二月四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
十二月四日这天，朝鲜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中大臣，准备借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18人出席。
十二月五日上午，驻朝清军方面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开化党勾结日军发动政变，劫持国王李熙，准备另立幼主，残杀事大党大臣多人。事情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这次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使朝鲜脱离中国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开化党暗杀了7名守旧派大臣后，发布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因此，甲申政变也是朝鲜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的尝试。
十二月六日，在没有得到李鸿章命令的情况下，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率军镇压了这次政变，开化党的“三日天下”结束，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袁世凯在朝鲜崭露头角，开始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应该抓住时机稳稳地控制朝鲜，具体办法是对朝鲜设立“监国”，并派重兵进入朝鲜，然后再与日本谈判。袁世凯强调说：“日本并不比中国强大，它敢于如此嚣张是因为知道清廷懦弱，不敢开战。如果我们强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但此时李鸿章正陷于中法战争的阴影之中，他和清廷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及时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而是息事宁人，任由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汉城条约》。
李鸿章虽未采纳袁世凯的建议，但并不影响他对袁世凯的重用。袁世凯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也是常驻朝鲜的清军统领。
李鸿章对待朝鲜两次政变的态度有所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日本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专门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双方如若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次谈判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允许日本可以在朝鲜事变时派兵到朝鲜，另一方面是中国失去了只有宗主国才享有的派兵特权，应该说这是李鸿章一次失败的谈判。但事情还没完，日本步步紧逼，又于四月与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此后，李鸿章对日本一味退让，大大激发了日本人的狂妄野心，他们看出了清廷的软弱无能和害怕打仗的弱点，开始阴谋策划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为此进行了长达10年的战争准备。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春，朝鲜西南地区的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这使得在朝鲜的洋人们寝食不安。各国公使一起来见袁世凯，要求他出面敦促朝鲜政府迅速平息动乱，并说如果局面在一定时限内得不到有效控制，便要请本国派遣军舰，以防不测。袁世凯竭力安抚，请各国使节少安毋躁，静候佳音。同时，他致电给李鸿章，请求派军舰增援。于是李鸿章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出“靖远”号、“来远”号两舰驶入仁川港，后来又派“济远”号、“经远”号、“平远”号去替换“靖远”号、“来远”号两舰。
谁知转年局势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演变成一场大起义、大动乱。朝鲜国王李熙任命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带8000多人前去镇压，但是朝鲜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继，官军毫无斗志，无心替李氏作战，因而屡战屡败。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一日，朝鲜李氏王朝的发祥之地全州城失守，震惊朝鲜。高宗在悲伤、震怒之余，严令洪启薰尽快平息起义，否则就要他的脑袋。洪启薰知道凭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更不用说去平息民变了。情急之中，他上疏高宗，建议请求清廷出兵平乱。
高宗于是请袁世凯发电报给李鸿章请求派兵。袁世凯原本不肯直接在电文中请求发兵，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依据《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双方任何一国派兵去朝鲜，都要知会对方，而且一国派兵去朝鲜后，另一方也可以视情况酌遣军队，而这将使朝鲜的局面更加复杂。但他经不住闵妃的细语劝说，六月二日，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急电。
日本国内，陆奥宗光也收到了驻韩公使的急电，报告清廷将出兵朝鲜。陆奥宗光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出兵朝鲜事宜。在朝鲜，杉村睿造访了袁世凯，劝袁世凯派兵（这是阴谋）。因为只要清廷一派兵，日本也就可以出兵。
六月四日，李鸿章派“济远”号、“扬威”号两舰急驶仁川港，保护大清国侨民与西方各国的侨民。同时，李鸿章还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各率1500人进入朝鲜，驻扎在牙山。根据《天津会议专条》，清廷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清廷出兵事宜。
六月十二日，清军30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与此同时，从广岛宇品港出发的日军混成步兵旅团第一、第二大队也在仁川登陆。高宗、闵妃见状不禁傻了眼，朝鲜这点地盘，就如同把两只相互敌视的野兽关在了一个小笼子里，不干仗才是怪事呢！
洪启薰担心请客容易送客难，若两位客人真在自己的地盘上打起来，倒霉的还是自己。他向闵妃献计说，起义军已被瓦解，不用别人帮忙了。于是，闵妃赶紧要求中日两国撤军。
袁世凯比较听闵妃的话，也看出日本人别有用心，便立刻发电向李鸿章请示。李鸿章不以为意，没有请示军机处就直接回电同意撤军。但是，当袁世凯与日方谈判，要求同时撤兵时，日方却拒绝了。日本本来就在千方百计找碴儿与清军（尤其是与大清海军）交战，怎么肯轻易撤兵呢？
李鸿章这一步让得太不是时候了。他希望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在热闹的鞭炮声中度过，而不想引来一片枪炮声。但世上的事情，往往是怕什么它偏来什么。日本陆军在海军的协助下，不断向朝鲜增兵，显然不只是为了对付东学党的叛乱。六月十六日，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由广岛第五师团抽调的混成旅团7600人进入仁川。
袁世凯见来软的不行，便想来硬的。当时他的驻军加上叶志超、聂士成的援军有五六千人，加上洪启薰的七八千人，合兵一处，对付日军的万余人，即使无法取胜，至少可以打个平手。但因为没有接到李鸿章的作战指令，他一时进退两难。
登陆日军一路无阻，直驱汉城。六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又接到袁世凯急电，决定向朝鲜增兵，下令丁汝昌增派“镇远”号、“超勇”号、“广丙”号3艘舰驶往仁川，壮军威。同时，他仍指示清军“绝不先放第一枪”，又命袁世凯先行回国。
在仁川、牙山一带的江华湾海面，中日各有7艘军舰睥睨对峙着。日本人的意图很明显，对内控制朝鲜王权，对外打击清军，希图一举挑起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汉城景福宫的迎秋、光化、建春3门。朝鲜宫禁卫队顽强抵抗，但也无济于事，高宗、闵妃两人被软禁。当天晚上，日军又冲进云岘宫，把躲在床底下的大院君拖出来，带回景福宫，由其充当摄政王。随后，朝鲜傀儡政府宣布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与清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军”。
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在牙山口外击沉增援的清军舰船并猛攻岸上驻军，叶志超的陆军首战失利，“丰岛之战”爆发。面对此情此景，清廷别无选择。八月一日，清廷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中日宣战后，李鸿章担心日本利用海军优势，截断大清援军的后路，因而一再电令已奉命赶到平壤的卫汝贵“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才能进退自如”。卫汝贵便在平壤附近驻扎，等待左宝贵、丰升阿、马玉昆的人马到来。
不几天，叶志超、聂士成率领从牙山战役败退下来的清军，与卫汝贵的人马会合，左宝贵、丰升阿、马玉昆几路人马也陆续赶到。这样一来，平壤一带的清军就有1.5万人，若挥戈南进，未必不能收复汉城，驱逐日军。但刚被李鸿章任命为朝鲜各路清军主帅的叶志超却按李鸿章“先定守局”的指示坐守平壤，失去先机。
日军控制汉城后，挥师北进，来势凶猛，号称“军阀王国始祖”的山县有朋指挥第一路军急速推进。九月十五日晨，日军三面强攻清军据守的平壤，总兵马玉昆率部在大同江一线顽强阻击，多次将日军击退。在日军主攻的玄武门、牡丹台一线，总兵左宝贵身先士卒，登城亲燃大炮轰敌，将士无不奋勇拼杀。西南战场的清军马队向日军实施反突击，迫使日军退回原驻地。上午的战况空前激烈，势均力敌，各有伤亡。但下午局势突变，左、马二将相继战死，玄武门失守。主帅叶志超顿觉慌乱，于傍晚时分率全军撤退，以6天狂奔500里的速度逃回国内，刷新了统领大将逃跑的纪录。平壤在他逃离后一天便宣告失守。李鸿章接到平壤失陷的电报后，气得重重地把电报摔到地上，怒冲冲地说：“叶志超！我尽力地提拔你，你真是让我太寒心了！”
日军攻下平壤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疯狂地直逼鸭绿江。李鸿章倒是早有准备，淮军另一将领宋庆已率3万大军在这一带修了半个多月的工事，但宋庆在军中威望不高，手下的几员大将都不大听话。十月二十四日晚，清军还在梦中，日军先头部队偷渡鸭绿江。次日晨，不等清军穿好裤子，日军便发动全线总攻，清军仓促应战。十月二十六日，丹东失守；又激战3天，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日军兵分两路深入辽宁省，南路攻打重镇辽阳，北路由凤凰城（今丹东凤城）直扑摩天岭。就在这时，北路日军碰上了淮军后起之秀聂士成。聂士成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于是诱敌深入，将北路日军吸引至摩天岭南10公里的连山关，在此伏击了日军主力，给敌以重创，取得了中日开战以来的最大胜利，遏阻了日军进兵关内的企图。但这一场胜利不足以化解整个辽东战局，南路日军早已在辽东花园口登陆。
南路日军因没有遇到清军强有力的拦击，有意直取金州。十一月五日，日军猛攻金州，总兵徐邦道没有退缩，指挥孤军奋战，两次将日军击退。但日军不断增兵，徐邦道求援不得，金州终于失守。随后，日军火速推进，于十一月七日不战而下大连湾，逼近旅顺。十一月二十二日，旅顺失守，日军进城后开始了近代以来对我国百姓的第一场大屠杀。而另外几地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此形势下，日本东京方面立即派出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并索资重建日本使馆。
四、甲午风云起 战舰覆没悲
中日甲午之战，陆军败得很惨烈，而与陆战相比，海战之悲壮更是令人震惊。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支一度称雄亚洲、排名世界第四的近代化舰队，竟在短短6个月之内，经3次海战就全军覆没？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海军为与清王朝开战进行10年准备的情况。日本位于亚洲东部，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之中的小小岛国，与中国版图相比，好像是一只在雄鸡嘴下挣扎的虫子。说起来，幕府时代的日本与大清帝国，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实行的是一样的封建制度统治；采取的是一样的闭关锁国政策、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与外国通商，经历一样的多灾多难，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凌辱，也一样不可避免地遭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攻击，并被迫对列强开放国门。
但也有两点不同：一是两国对内对外政策不同。门户开放之后，清廷对洋人处处退让，一次次战败后被迫割地赔款，将国库掏空后再借外债，而对国内的农民起义则进行残酷的镇压，不惜血本；日本则是对外不顾一切地抗争，甚至主动向列强挑战，对内则发动倒幕战争，进行明治维新，这只“小虫子”经过蜕变，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毒蜂”。二是改革发展的道路不同。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也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但仅仅是改良而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而日本明治维新的实质是推翻封建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深刻体会到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生存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在列强恣意进行殖民扩张的强权政治时代，日本选择了一条军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先强兵而后富国”，并且形成了全体国民的共识。
大清帝国“自强、求富”的改良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始，中日近代海军创立伊始，可以说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大清帝国还曾一度领先于日本。就在横须贺制铁所成立当年，由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也创立于上海，不久便开始造舰船。同治五年（1866年），日本将筑地的军舰操练所改为讲习所，并派海军士官在“富士山”号军舰上接受法国教官的培训。同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定远”号、“镇远”号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大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大清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兵在日本酿成了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
不久，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几年后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时，在编军舰25艘，总吨位约5万吨，但是，自此以后直至开战，仅添补自制的“平远”号巡洋舰、大鱼雷艇“福龙”号和运输舰“海镜”号。日本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这4年间，平均每年军费预算占军费总开支的29.4%。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日本先后增添了专为对付北洋水师“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的“岩岛”号、“松岛”号、“桥立”号3艘海防舰，还向英国订造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秋津洲”号、“八重山”号等主力战舰。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号、“镇远”号等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整顿后的北洋水师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观，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
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至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但是，丁汝昌回国后，反倒为北洋水师担忧起来。他从李鸿章那里得知，鉴于北洋水师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廷的财政异常拮据。是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750万两挪用于兴建颐和园。
丁汝昌对李鸿章说：“今日之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相比，已无优势可言。下官亲眼看到日本已建成了‘三景舰’。”
李鸿章问道：“什么是‘三景舰’？”
丁汝昌解释说：“它是专门针对北洋舰队‘定远’号、‘镇远’号两舰而建造的。在日本海军中，一方面惧怕‘定远’号、‘镇远’号这两艘铁甲巨舰的威力，一方面又妄图对抗、压制直至战胜‘定远’号、‘镇远’号两舰，因此，日本加紧扩充海军，不惜大量发行公债、捐金来筹措海军经费，甚至孩童玩耍，也以打沉‘定远’号、‘镇远’号二舰为能事！”
李鸿章沉默许久才说：“我大清海防，说起来容易，当真办起来，就不仅仅是海防了。洋人要防，防他借机哄抬船银，防他借机暗升借款利钱；满人要防，防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防他把好端端的一盆水搅浑，让你什么事都办不成；一些汉官也要防，防他不与你真心办事，防他私留款项，防他与你打埋伏。现在对日本人也要防，防他们的舰船会超过我大清，还要防他们借用其他势力敲诈勒索。但款项实在有限，所购船只自然也有限。”
“那大人是不是给上头呈道折子，述明海军军费万万不可减？”丁汝昌问道。
李鸿章阴郁着脸，无奈地说：“本部堂折子是要上的，但能起到什么作用却无法预料。呈给太后，她最多回应3个字：知道了；若呈给皇上，由于太后和皇上的想法完全相左，他不敢轻允，只会把折子转给户部，而翁同龢之流即使不从中作梗，也会不理不睬。”
李鸿章也开始为北洋舰队的前景担忧，但他仍相信日本短时间内没有与大清开战的实力和可能。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仍将主要精力花在与日、俄、英、法等国的外交斡旋上，用它们的在华利益相互牵制，北洋舰队只是他从事外交谈判的一个筹码而已。
丁汝昌见李鸿章态度暧昧，建议他到渤海湾巡视一番，至少可以对那里的防御体系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李鸿章便到渤海湾走了一趟，这一去不仅没有发现问题，反而对他花费10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感到满意，尤其是旅顺、威海卫，岸上炮台与舰上巨炮构成的强大火力，使这两个港口固若金汤。
听了李鸿章的溢美之词，丁汝昌和底下几个有见识的管带不由哭笑不得，如果一支海军舰队要依靠岸炮来保护，这样的舰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相反，日本却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着积极的准备。光绪十九年（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亲自带着百余名间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并组织了以清廷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清廷的一切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人对清军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预定战区都绘制了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在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再次视察了北洋舰队，发现缺乏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严格纪律约束的北洋水师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近6年来，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对舰炮进行过维护更新，不少地方锈迹斑斑，布满灰尘；好几个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上，把舰船保养备战的专用经费挪作他用，官兵更是大肆参与走私；平日里的演练更是流于形式，实弹练习只打固定靶位，而且，各舰上配置的炮弹不仅数量不足，还有一些不配套……李鸿章虽然感到难以置信，面对这么多问题却又束手无策。在军费窘困的情况下，他只得命令天津机器局尽其所能地为北洋水师赶制炮弹。
七月十七日，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其他都是军中要员：陆军大臣大山岩，大本营陆军上席参谋、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海军上席参谋、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少将坪井航三等。他们研究制定了对朝作战方针和对华发动战争预备案。会上还讨论了战术问题：根据日本海军各舰的航速、武器配备，重新进行改编，将航速高、配备速射炮多的军舰编在一队，其余军舰编为一队。这样，一旦开战，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北洋舰队的主力，尤其是“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舰！
七月十九日，日本海军统一整编成为联合舰队，伊东祐亨中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舰队的编队为：本队、第一小队、第二小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对于这场充满多种不确定因素的战争，日本人包括伊东祐亨在内，心里都没有底，所以他们特别谨慎。联合舰队是日本海军的全部家当，此时的整体实力略胜于北洋舰队，伊东祐亨心里明白，日军要想不受大的损失而打败北洋舰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就这么一点儿家当，如果拼到最后赢了，损失可以让清廷来赔偿；如果败了，日本就将会坠入无底深渊。所以，他的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突袭北洋舰队，先将那些战斗力较弱的舰只干掉。在登陆朝鲜之初，他的舰队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而没有想到与北洋舰队进行大规模决战。
此时，日本陆军一边进攻汉城，一边向驻守在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李鸿章派记名提督江自康率领近2200人马分乘“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3艘运输轮船从海路支援牙山，由“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率领本舰和“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3舰护航。
最早抵达牙山的“威远”号护卫“爱仁”号、“飞鲸”号两轮于七月二十三日自牙山返航。七月二十五日，“济远”号、“广乙”号两舰自牙山回航，去接应正向牙山驶来的“高升”号和“操江”号炮船。
“济远”舰刚驶进大海没多久，就遭到早已在牙山以南群山浦埋伏了两天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3艘以高航速和高射速为特征的主力舰的截击。七月二十五日7时45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首先开炮，“丰岛海战”揭开了帷幕。
战斗约进行了一个小时，“济远”号、“广乙”号负伤败退。“广乙”号逃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焚毁；“济远”号则被“吉野”号紧追不舍。由于“济远”号在接战之初就有了伤亡，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管带方伯谦立刻怯阵，掉头逃跑。但航速不及“吉野”号，8时30分“济远”号悬起白旗。日舰追近后，“济远”号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水手王国成、李仕茂义愤填膺，用尾炮攻击“吉野”号。
此时，载有第二波增援朝鲜的清军并悬挂英国国旗的“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号驶来，日舰立刻分头拦截。“秋津洲”号逼降“操江”号，“高升”号被“浪速”号所截，船上官兵宁死不降。“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下令将“高升”号击沉，船上清军950人除200余人生还外，其余全部殉难。
中日宣战之后，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的处境甚为孤独和尴尬。因为他一直主张避战，但除了后党极少数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宣战前，他把袁世凯调回天津，以为袁世凯是可用之才，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而且倾向于开战，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令李鸿章无法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龢门下。这件很简单的事情，使得朝中的两个顶级人物——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关系往后更加复杂化。尽管袁世凯只是个小人物，但李鸿章已预感到他的忘恩负义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只是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清廷一边在与日本打仗，一边自己在窝里掐架。是战是和，李鸿章根本无法控制局面。由于李鸿章极力避战，导致陆军连吃败仗，海军屡次错失战机。
八月十日，日本联合舰队逼近旅顺口、威海卫，光绪皇帝指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畏惧不前，李鸿章不得不命丁汝昌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的愤怒及缓解舆论的压力，战情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还是极力消极避战。日本海军则声东击西，经常窜到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离”。
八月二十三日，光绪判断日舰“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于是指示丁汝昌将北洋舰队的防御重点从朝鲜海海面转移到威海、烟台、旅顺和大连湾等处，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门户”。这便是李鸿章认为固若金汤的渤海湾防御体系。
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白白丢掉了制海权，北洋水师也因数次错过战机而为被日军歼灭埋下伏笔。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透露：
北洋水师可用舰船，仅“镇远”号、“定远”号铁甲船两艘，但这两舰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叉内港。其次是“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3艘船，有水线甲、弯甲，而行驶速度不快。“致远”号、“靖远”号两舰，以前定造时，号称航速18节，但因使用年头已久，近来仅保持15节。其余各船，越旧的航速越慢。海上交战时，能否躲避，以船行的速度为准。速度快的，胜利时易于追逐，失败时也便于引避；若速度相差悬殊，则胜败立分。而日本的新旧快船，可用的有21艘，其中有9艘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分年购造的，最快的航速达23节，慢的也在20节上下。由于近年来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我朝海军未增一船。而日本人心计颇深，乘我大清无力添购船只之际，逐年增置。因此，倘若与日本在海上交战，胜负实未可知。……今日海军的力量，用来攻打别人则不足，用来自守还算有余。用兵之道，贵在知己知彼，舍短用长，因此我才小心谨慎地以保船制敌为主，不敢轻易孤注一掷。
了解这一实际情况后，积极主战的光绪皇帝也表示赞同李鸿章的“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
到九月上旬，鉴于平壤之战即将爆发，清廷决定增派陆军赴朝，为了争取时间，命北洋水师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4000人，由海道运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再辗转至平壤。
九月十二日，北洋水师主力舰队12艘由威海出发，驶抵大连湾，在这里编队（非战术编队）完成后，担任运输船队的护航任务。九月十六日凌晨，丁汝昌率“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平远”号、“超勇”号、“扬威”号、“广甲”号、“广丙”号、“镇南”号、“镇中”号14舰及“福龙”号、“左队一”号、“右队二”号、“右队三”号4艘鱼雷艇从大连出发，护送铭军，当日午后即抵大东沟。
也就在这一天，叶志超将平壤丢了。北洋舰队白跑一趟，准备于九月十七日清早回航，没想到日本的间谍在北洋舰队抵达时就将消息报告给了联合舰队司令部。伊东祐亨分析认为，既然是护航舰队，不一定是北洋舰队的主力，护航舰队好不容易出了门户，这样的好机会岂可放过？必须要吃掉它！但日舰队刚运送第三批援军至仁川，如果要追击，得派航速最快的游击编队，并在当天下午出发。按间谍提供的北洋舰队的行程和航速推算，或许在鸭绿江口一带能赶上。伊东祐亨当机立断，马上命令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编队共12艘战舰立即起航直赴鸭绿江口。日军这12艘战舰是“松岛”号、“严岛”号、“桥立”号、“扶桑”号、“千代田”号、“比睿”号、“赤城”号、“西京丸”号、“吉野”号、“高千穗”号、“秋津洲”号、“浪速”号。
九月十七日这一天阳光明媚，天朗气清，海风轻轻吹拂，海浪微微荡漾。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起锚回航旅顺。当“镇远”号刚刚离港驶向海面时，桅楼上的哨兵发现一支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立即命令舰队所有舰船迅速起锚，准备迎战。
几乎同一时间，日本舰队也发现了北洋舰队，发出旗语信号“东北方向发现3艘以上敌舰”。直到这时，伊东祐亨仍不知道这就是北洋舰队的主力。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号、“镇远”号两舰居前），以5节航速向西南方向前进。日军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号、“高千穗”号、“秋津洲”号、“浪速”号4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号，率领本队“千代田”号、“严岛”号、“桥立”号、“比睿”号、“扶桑”号跟进。12时05分，“西京丸”号、“赤城”号移至本队左侧。丁汝昌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扑来，决定采取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从战术上来讲是正确的）应战。丁汝昌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必在可能的范围内，随同旗舰行动。”但由于旗舰“定远”号速度过快，“济远”号、“广甲”号等舰未能及时跟上，阵形因此成为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北洋舰队没有按航速进行编队）。
伊东祐亨率本队赶上来后，发现他追击的这支舰队竟是北洋舰队主力，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他很快看出了北洋舰队编队的破绽，心里稍微镇定下来。
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两国几乎全部主力舰艇。从舰只数量来讲，北洋舰队占优；从作战舰只来讲，联合舰队略优。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首先开炮，一场蒸汽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就此打响。
双方以主炮对射，都未击中目标。12时53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高速主炮发炮还击。“定远”号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据马吉芬回忆，他曾和丁汝昌一同站在炮口附近，突遇冷不防开炮，被炮风震倒，但在翻译时被随意翻成了“与此桥齐飞”，长期地造成了“定远”号飞桥腐朽不堪的说法）。旗舰不能挂旗指挥各舰，从这时起，北洋水师各舰除跟随“定远”号进退之外，已经失去了统一指挥。
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左转弯，发挥速度优势，快速驶向北洋水师右翼。这一战术动作，实际上是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同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舰“比睿”号、“扶桑”号、“赤城”号被北洋舰队截击。“比睿”号、“赤城”号受重创。“赤城”号舰长坂元八郎太当场毙命。13时左右，日第一游击队炮击北洋水师右翼“超勇”号、“扬威”号。13时20分，北洋水师“超勇”号、“扬威”号起火。
这时，日第一游击队左转，回救两舰；本队右转，形成夹击阵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致远”号多处受伤，船身倾斜。14时20分，日舰“西京丸”号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北洋水师“超勇”号沉没，“扬威”号重伤后驶离战场搁浅（另有记载被“济远”号撞沉于浅海）。“平远”号命中日旗舰“松岛”号，自身也被“松岛”号击中并引起火灾，暂时退避。15时04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中弹起火。
日“吉野”号以航速优势冲在最前面，于15时20分遇上“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见“吉野”号十分猖狂，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号，以求与敌同归于尽，该舰不幸被鱼雷击中沉没，邓世昌等250名官兵壮烈牺牲。
“经远”号继续迎战“吉野”号，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阵亡，随后舰只也被击沉，250余名官兵殉难。
“致远”号沉没后，“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与“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方伯谦是否临阵脱逃，近年来有不同看法）。“靖远”号、“来远”号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
至此，北洋水师已无法保持战斗队形。这时，“定远”号、“镇远”号两舰仍顽强抵抗着日舰本队的围攻，“定远”号中弹多达159发，舰上17人死、38人受伤，前甲板更曾发生大火，左炮台一门305mm主炮被击毁。“镇远”中弹多达220发，舰上13人死、28人受伤。但两舰因其装甲坚厚，并无致命损伤，也未失作战能力。全体官兵坚持奋战，重创日旗舰“松岛”号，打死打伤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100多人。遗憾的是，“定远”号、“镇远”号二舰火炮射速太低，弹药也不足，没有发挥更大的威力。
不久，日旗舰“松岛”号瘫痪，“吉野”号也丧失了战斗力，其余日舰也都伤亡惨重，无法再战。16时10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信号。
随后，“靖远”号、“来远”号抢修完毕后，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号帮带大副刘冠雄见“定远”号旗桅杆断裂，无法升旗指挥，建议“靖远”号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17时30分，北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沉没。伊东祐亨见北洋舰队仍在重新集队，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致远”号、“经远”号、“超勇”号、“扬威”号、“广甲”号5艘军舰，“来远”号受重伤，死伤官兵1200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吉野”号、“比睿”号、“赤城”号、“西京丸”号5舰受重创（但没有一艘被击沉），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后，北洋水师只在旅顺和威海两个军港之间游弋。
十一月上旬，旅顺口军港告急，而北洋水师却龟缩于威海卫军港。
十一月十四日，“镇远”号在进入海港时舰底触礁，用木料进行紧急修护。由于清军的船坞所在地旅顺已被日军占领，“镇远”号无法修复出海再战，北洋舰队实力大减。管带林泰曾在“镇远”号触礁后极为忧愤，次日引咎自尽，“镇远”号由原帮带杨用霖接掌。
平壤、黄海大战之后，面对“水陆两军新有挫失”、疯传日军“图犯北京”“谋袭沈阳”的严酷现实，李鸿章上疏说：“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唯有严防渤海以巩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全东北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从而光复朝鲜。”
此后，清廷基本上是依循这个战略计划来指导防务的，即使日本把军锋指向辽东和山东半岛、力图摧毁北洋水师基地、动摇渤海两翼钥形屏障之后，清廷也没有相应地变动防御重点，仍然坚持重沈阳、京畿而轻视辽东、山东半岛的做法，致使清军兵力部署出现了反常现象：敌锋未及的沈阳、京畿地区大军云集，游移于战场之外，而日军主攻的地区则兵力严重不足，寡不敌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二十日，日军从山东荣成登陆，向西分南北两路进攻威海卫。
同年一月三十日，威海卫南帮炮台失陷，一月三十一日，北炮台守军逃散。日军从陆、海两方面夹击港内军舰，北洋水师多艘军舰被击沉或击伤。二月四日，日军鱼雷艇偷袭威海卫，以鱼雷击中“定远”号左舷。清陆军将“定远”号舰移至刘公岛东部浅滩，当作炮台使用。二月九日，陆上的日军占领威海卫附近的清军炮台，以岸炮击伤“定远”号。二月十日，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号以免资敌。“定远”号沉没后，刘步蟾自杀，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二月十二日，提督丁汝昌和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号管带杨用霖皆拒降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二月十四日，部分洋员与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昶炳等商议投降事宜，决定由美籍海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以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乞降。下午3时30分，在冬日的落寞残阳下，“广丙”号管带程璧光和牛昶炳登上耀武扬威于威海卫军港之外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签署了《威海降约》，宣布北洋水师正式投降，并将“镇远”号与北洋舰队其他残余舰只交给日本海军。
甲午之战摧毁了中华民族持续上千年的高度自信，掀起了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高潮。日本因战争胜利致使其民族自信心空前膨胀，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
一败涂地的李鸿章从噩梦中惊醒，发出如此哀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而究竟里面是何等材料？即使有小小风雨，打出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若一定要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有什么办法能负其责？”
明明是媚上避战导致大败，还牵扯客观理由来推责。
五、朝臣互制掣 战败谁之过
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局上讲，清朝统治阶级日益腐败，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割地赔款成其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清廷的对内对外政策存在根本性错误，对于这一点，住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一段话颇为精彩，他说：
鸦片战争时期，两个国家对外面的世界态度一致。从那时起，确切地说，从1854年（咸丰三年）美国首次与日本签订条约时起，两国的政策便分化了。中国被迫放弃一贯的排外政策，但尽可能地不让步；日本则不再武力逼迫，自动放弃闭关政策。中国抛了锚，无望地固守老地盘，虽冒着在下风岸撞得粉身碎骨的危险亦在所不惜。日本抛了锚，勇敢地驶向海洋。主动地奋发向上远远优于被动地保守传统，这一点从甲午战争的结果即可看得一目了然，胜者跻身世界列强，败者开始分崩离析。
仅就李鸿章本人而言，他作为清廷外交的主持者、淮军和北洋水师的统帅，负有主要责任。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分析了李鸿章的12条大错：第一，昧于国际公法，误劝朝鲜与外国订约；第二，既许朝鲜订约，即默认其自主，而又出兵干涉其内乱，授日本以口实；第三，日本既调兵，而不察先机，总想依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第四，聂士成建议乘日军未集结之际，长驱直捣韩城，李鸿章未采纳；第五，朝鲜事件未起以前，丁汝昌建议以北洋水师先与敌战，李鸿章未采纳，遂使反客为主，敌人坐大而我临危；第六，身为北洋大臣经营海军20年，却不能一战；第七，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竟是如此脆弱，而且军纪无存，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第八，枪或苦窥，弹或鹰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还说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第九，平壤之战，军无统帅，犯兵家之大忌；第十，始终坐待敌攻，畏敌如虎；第十一，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第十二，旅顺天险，交由怯懦者把守，其人闻风先遁。梁启超的这些分析，基本上囊括了李鸿章本人在战争中的失误及应承担的责任。
《威海降约》签订之后不久，李鸿章因为一味媚上避战而导致甲午中日战争大败被革职留用，由湘军宿将刘坤一接任钦差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