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盛世经济与历法之争

康熙皇帝即位后，前前后后忙活了不少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征服噶尔丹，澄清吏治，减轻赋役，招纳贤士。而完成这些大事，都需要国家经济的支撑。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自农业。农业是国家存亡的根本，百姓的生命之源。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虽然，满人起源于游牧，善骑射，不善农事，但从建国时起，在努尔哈赤倡导下，已把农业生产列为重要的部门。特别是皇太极时期，把农业置于社会经济的首要地位，反复开导他的不善农业的兄弟子侄及其本族臣民，灌输重视农业的思想，具体讲解农业之重要及耕作方式方法。

这之后，以农为国本的思想，已成为历朝皇帝及统治集团的传统国策。如顺治帝与多尔衮，都不忘农业这个根本，在进行统一战争中，仍不废农业生产，攻克一地，便迅速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

入关以后，顺治皇帝效仿历代帝王，在京南设立先农坛，把祭先农列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同时，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一亩农田，叫作籍田，专供皇帝每年春天到这里来行“籍礼”。

而在清朝的12位皇帝中，若论重视农业生产，并将其付诸实践，做得最好的，非康熙皇帝莫属。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以往的皇帝那样，把重农仅仅体现在每年春天的“籍礼”上，而是切切实实地对某些植物、土壤及栽培技术进行调查研究，并做了一些有效的实验。

据记载，康熙皇帝研究考察过的植物多达二十余种，如黑龙江麦，御稻、吐鲁番西瓜、葡萄、果单、菱角、杨柳、枫树、竹子等。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及根、茎、叶、花、果的性能、用途、味道等，都做过比较深入的考察。在考察过的20多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有10来种，如稻麦、人参、花木等。

康熙皇帝南巡时，十分喜爱江南的香稻和菱角，他便带了一些种子回京试种。结果没有收获，试种失败了。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悟出种庄稼不能生搬硬套，“南方虽有霜雪，然地气温高，无损于田苗。”之后，康熙留心改良土壤，提高地温水温，他的栽培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康熙皇帝进行的苦干栽培试验中，最有成效的是御稻的培育。他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试种御稻，到晚年时，还曾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在江宁、苏州等地进行推广。据史书记载，御稻第一季亩产在四石左右，与当时苏州稻田的亩产量接近；第二季亩产量一般都在两石至两石五斗，两季加起来，比原来增长了五成左右，所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御稻在江南曾流行过一段时期，但当时还没有解决在一块土地上不倒茬、连种的弊端，同时农民也缺乏长期栽种双季稻的积极性，御稻慢慢就绝迹了。

康熙重视农业、关注农民，不仅体现在他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上，还体现在他的农业政策上。众所周知，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就是在康熙朝彻底废止的。当时还规定，奖励垦荒，地方官如能招来垦荒者晋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予种地的农户，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康熙朝曾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9省田赋普免一周；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由于实施重农政策，全国耕田面积由顺治时代的5.5亿亩发展到康熙时代的8亿亩，农业得到显著发展。人口随之迅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

康熙皇帝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功业，就是大规模整治黄河。

清初的水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苏北地区，当时水患的主要特点，不仅是黄河频繁泛滥，淹没大批良田，更导致了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阻断。

当时主持治河的，是17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水力学家靳辅。靳辅的治河理念，延续了明朝人潘季驯的“束水冲沙法”，而他别具突破性的创举在于：他认为应该把黄河当作一个整体去治理，如果仅仅是哪里闹水灾，就去治哪里，那无疑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超前眼光的治水理念，也一度引起清王朝的质疑。

靳辅于康熙十七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五年多次治理黄河。他的压力巨大，因为他眼光超前的治水思路，是要对黄河进行全面的整修，这势必就要耗费巨额的投资。而且，这种治水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工期长，见效慢。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他至少有五次，因为黄河决口，而遭到同时期一些“专家”们的质疑。但最后的结果证明，靳辅是对的。在这次大规模的整修后，黄河大约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大型的水患。

康熙不仅在南巡的时候，对治理黄河的工程进行了规划和检查，还利用亲征噶尔丹的机会，在宁夏从横城口乘船顺黄河而下，体验黄河的汹涌激荡。

康熙四十三年，曾派侍卫拉锡等人前往黄河的源头进行考察。《康熙政要》中，记录了康熙皇帝对拉锡等人的指示：“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

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这一年的四月初四，拉锡奉谕旨率随员西行，到达青海的时候，是五月十三日。他们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之下，对黄河发源地的星宿海、扎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与形成情况，进行了考察，并绘制了黄河从鄂陵湖流出的路线图。在此之后，康熙皇帝在拉锡奏报的基础上，写了一篇短文《星宿海》，记叙了黄河之源的情况。

从此次考察的奏报可以看出，其考察结果，与现代地质学家对黄河河源的地理环境考察基本是一致的。康熙皇帝在300多年前组织的一次黄河河源考察，可以算得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壮举。

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不仅在安邦治国上，大有作为，还特别提倡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封建君主，怎么会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呢？这要从一次历法之争说起。

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本来是很高的，可到了明末，由于腐朽没落制度的束缚，科技水平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明朝的历法，用的是大统历。所谓大统历，就在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到明朝时改称为大统历。

大统历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到明末已经很不准确，需要修订了。当时，西方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皇帝的重视，都想方设法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精华。

明朝有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从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又把一个叫汤若望的传教士推荐给明朝皇帝。前文提到过，这位叫汤若望的传教士，后来在顺治朝受到重用，官居一品，三代荣受皇封，孝庄皇太后还尊他为义父。

汤若望根据比较先进的仪器和数学知识，推算出来的日食、节令都比大统历准确。明朝决定推行汤若望的新历法，还让汤若望主持在北京修起了一座观象台。然而，新历法还没来得及推行，明朝就灭亡了。观象台也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毁坏。

清朝入关后，汤若望又写信给顺治皇帝，说用新历法推算，这年八月初一将出现日食，请求派官员测验。到了八月初一，摄政王多尔衮派人一看，果然不错。多尔衮很满意，马上宣布实行新历法，还让汤若望当了负责天文、历算的钦天监监正。

顺治皇帝亲政后，更加信任汤若望，授给他“通玄法师”的称号。而钦天监那些靠推行大统历混饭吃的守旧派官员，都被冷落到一边去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官员，认为只要靠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什么都好，外国传进来的就什么都不好。于是，他上疏说，清朝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汤若望推行的新历法只有二百年，可见他居心不良。

康熙皇帝即位初期，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权，他们认为，凡事按祖宗的老一套办法做，才稳妥。就下令严惩主张推行新历的一派人。汤若望因为有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讲情，才被免除了死刑。年老多病的汤若望，不久后就死在了狱中。其余的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负责新历的汉族官员也受牵连被处死。杨光先一跃成为钦天监监正。

康熙皇帝除掉鳌拜后，发现杨光先推算节令常常出错。可是，究竟是旧历好，还是新历好，康熙皇帝一时难以决断。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的一天，康熙皇帝让杨光先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一同参加了御前会议。康熙皇帝让二人分别拿出证据，来证明旧历和新历哪一个更好。

杨光先拿不出证据。而南怀仁却胸有成竹，说，请皇上摆出两个日晷（用日影来测定时刻的仪器），让杨监正和我分别算出明天正午日晷投影的位置，看看谁的准确。

康熙皇帝认可了，让礼部尚书等人到时当场验视。次日，礼部尚书带领众官员到达午门，等待验证。

杨光先本来不懂历算，推算节令要依靠别人。这时候虽然标出了一个投影的位置，但心里根本没有把握，南怀仁懂得代数、几何，因此很镇静。

到了正午时分，日晷果然准确无误地投影在南怀仁标明的位置上。而杨光先推算的却差得很远。杨光先看到这个情况，十分尴尬，却不服气，口称：“宁可无好历法，也不可使大清国有洋人！”

南怀仁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是冬至，投影应该在二百四十度这个位置上。继而又问杨光先，今年应该是十二月闰月，可是按您的历法，却在明年一月。除此之外，您还把明年算成两个春分，两个秋分，不知是何道理。

南怀仁滔滔不绝地讲着，前来验视的官员，包括杨光先，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回答。康熙皇帝很感慨，大清王朝这么多大小官员，难道都不懂历法推算？至此，他决定采用新历法，还下令钦天监的官员学习新历法。

其实，康熙皇帝下令让钦天监官员学习之前，自己已经开始学习了。他把南怀仁请到宫里，详细地询问西方科学。南怀仁每天到宫里，用满语和汉语给康熙皇帝讲解天文学、几何学和静力学。

康熙皇帝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和阿基米德定律，还学会了使用一些主要的天文学仪器和数学仪器。后来，每逢行军打仗，康熙皇帝都让侍卫随身背着一些仪器，以便随时测量太阳子午线的高度，和周围地形地物的高度和方位。

康熙皇帝还组织编纂了一本《数学精蕴》。这部书集中了当时中国和外国数学的代表作，成为清朝最重要的数学著作。有一次，康熙皇帝到南方巡视，有人把数学家、天文学家梅文鼎的一部数学著作献给康熙。两天以后，康熙皇帝对献书的人说：这本书写得很细致，议论也公平，朕要带回宫里去仔细研究。

后来，康熙皇帝再次南巡，就指名要见梅文鼎。梅文鼎当时已经年逾七十，被请上龙舟，连续三天，从早到晚和康熙一起研究数学。梅文鼎辞别的时候，康熙皇帝依依不舍，说朕留心天文历算，像您这样有学问的人，实在太少了。可惜您年纪太大了，不然朕一定把您留在身边，早晚向您请教。说罢，又提笔当场写下“积学参微”四个大字，赐予梅文鼎。

次年，康熙皇帝把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召到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学数学。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又编纂了介绍音律知识的《律吕正义》，书刚印好，康熙皇帝就拿出一部叫给梅瑴成说，你祖父学识渊博，把这部书寄给他，让他看看，能指出错处就更好了。

梅瑴成出生在数学世家，本来就有家学的底子，再经康熙皇帝指点，学问长进很快。康熙皇帝亲自把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代数“借根法”传授给他。

虽然，康熙皇帝推崇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但是又决不墨守成规。每到一个节令的头一天，只要有条件，他都拿日晷亲自验证。那次历法之争过去四十多年以后，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夏至午时三刻，康熙皇帝亲自验看日晷投影，发现了误差。他对周围人说：西方历法大致准确，但时间久了也不能没有差错。你们看，今年夏至按西方历法应该是午时三刻，实际是午时三刻九分，再过几十年就会差得更多了。

康熙皇帝对待科学和科学家，能高度重视并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在康熙年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些发展，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人才。正因如此，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中，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国家。康熙在位期间，除了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之外，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充分展现了其圣明的一面。而清朝正史的史料中，还有一个对他普遍的评价，那就是“宽容”。

《清史稿》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有大臣认为，在征粮食的时候，如果不去控制火耗，就会给官员贪污提供便利。康熙回答说，官员们的俸禄本来就比较微薄，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捞外快的机会，对那些工作努力的官员，也是一种补偿。

正是因为这种“宽容”，使吏治松懈、腐败横生，甚至国家财政也入不敷出。作为一国之君，康熙皇帝使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增强，然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又因为自己的“宽容”使经济下滑。到了他去世的那一年，国库存银只有八百万两。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三年，国库存银尚有近五千万两。

而国家的财政问题，仅仅是康熙皇帝在晚年头疼的事情之一，还有一件让他烦恼不堪的事，就是选择谁来接替他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