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旅行家徐霞客，多数人往往只记住了他的“光鲜”，而不晓得他身后事的悲催：他去世后仅仅4年，徐氏家族就发生了灭门惨剧，几乎全家都被家仆屠戮殆尽，这是当时震惊江浙的大事件——“徐家灭门案”。

关于这起明末江南著名的“恶性事件”，史料大体是这么记载的：顺治二年（1645）乙酉七月，清兵入江阴弹压，徐家趁乱也发生“奴变”，也就是家仆起来造反叛变，磨刀霍霍，肆意杀戮主人家，“徐氏阖门遭难”，场面非常残酷血腥。具体细节早就无从追述了，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悲惨结局：经过这场祸难，徐家几乎全家覆没，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一家5口、徐亮采一家16口全部惨遭屠戮，多数家眷随着“晴山堂”大宅葬身火海，连尸骨都化成了灰，是真正的灭顶之灾。据说，只有寥寥三四人得以侥幸存活下来，这其中就有徐霞客流落在外的最小儿子。他后来改姓为李，单名一个寄字，隐姓埋名，僻居山野，从未结婚，教书兼职过了一生。去年大火的古装剧《繁城之下》，其故事原型则正是这场“江浙奴变”案。

最令世人痛惜的是，在这起由家仆而起的家难中，《徐霞客游记》“亦遭浩劫”。徐霞客去世前，凝聚他毕生心血的《徐霞客游记》还只是一堆堆草稿，并没有写完，更未正式刊刻出版。徐霞客临终前，一再嘱咐塾师季孟良帮他整理完成，可工作尚在进行中时，就碰上了这出家难，书稿大量散佚，永远消失于火场之中。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徐霞客游记》，会有好几个版本，相互之间差异还挺大的原因。

别看《徐霞客游记》篇幅很大，足足60多万字，实际现有存量只是原稿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真正的徐霞客游记全本，理应是目前的6倍。话说“徐家灭门案”发生40年后，江苏宜兴有位名叫史夏隆的读书人，乃崇祯16年进士，是徐霞客的超级粉丝，他曾寻访《徐霞客游记》20年，又抄写整理20年，然后想把书送给徐霞客后人保存，怎奈“沦亡凋落不可问”，怎么都找不到了。由此可知，徐家即便不至于“绝后”，也已经没有后人留在江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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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谜团。明末的这起江阴“徐家灭门案”，也是一样留下很多疑团的。多数人乍听如此触目惊心、丧心病狂的离奇案件，大概第一时间都会想：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相处多年的家仆们下此毒手，非得把主人全家斩草除根？这里面，又是否可能存在“反转”：徐霞客作为光鲜体面的“游圣”，难道背地里是个人面兽心，对仆人们太过刻毒，从而导致可怕的报复？

至少从已知材料上看，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惊天大反转”。我们可以知道的信息是，徐霞客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为人是很不错的，并不抠抠搜搜，也绝非口腹蜜剑的小人，不夸张地说，堪称君子人格。虽说日后“徐学”成为显学，自有大量“研究者”给他贴金，但涉及到徐霞客为人评价部分，我自己的阅读感觉也差不多，没有多少夸张。

竺可桢曾送他16个字“孝于其母，重于其友，宽厚待人，严谨操守”，另有研究者说他是“匡扶正义、嫉恶如仇的硬汉”，鄙以为大抵都是符合实情的。虽说湖南遇劫匪那一次，他也表现颇怂，跟着大家跪地求饶，但这个不能怪他。对方人多势众刀械在手，奋起反抗不过就是送人头，逞一时匹夫之勇没必要。

总体来说，徐霞客这个人，确实是不讨人厌的，比较好相处。同时期三大“疯批”级旅行家里，袁小修有“名士气”，到哪都端着，王士性则不免“官僚气”，属于老干部公费旅游，吃不了一点苦；而徐霞客文化水平比前辈们低，功名也没有，耍酷是不愿也不能，性质绝对最接近我等普通人穷游（这一点不用扛，多数时候人家是真穷，明末地方险象环生，他有钱也不可能带很多钱财上路，断粮、露宿、偷摘人家果子啥的窘境不少，时常要化身荒野求生的贝爷）。

他尤喜欢远游，性情豪爽开朗，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冒险家，也罕见地不乐仕进，对钱财权势看得很淡，生平朋友遍天下，从朝廷官员到地方士绅，自贤士豪杰至山野牧樵，都不乏知交，可谓来者不拒，有交无类，从不看人出身。从游记里边，我们也能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徐霞客没什么架子，偶尔不得已才用点小手段威吓而已，可以理解。

我感觉他性情作派颇像李白，只不过没人家有钱。

徐霞客家庭出身不错，生在一个江南富户没落家庭，但其母还独立经营一个中等规模的纺织厂，相当于现在小县城里头的中产阶层子弟（有点类似现在的张兰与汪小菲），虽说爱玩，不是很上进，但并不纨绔，且是很重情义之人。

不妨看他如何对待落难的友人的：当年他出去远行时，有个游伴名为静闻，是个出家人。静闻的目的地是鸡足山，意在抄录那里的经文，遂与徐霞客结伴而行。可是，当他们一块徒步到湘江一带时，不幸遇到了盗贼，静闻由于受伤落水，不幸病逝，临终前留下唯一的心愿嘱托，是如果此身到不了鸡足山，也希望有义士能将其骨灰携往。徐霞客闻言泣下，随后安排他的身后事，然后真的背负他的骨灰，一路爬山涉水，终至鸡足山，亲手将其骸骨安葬，且写下感天动地的悼诗。这样的人，当然不是那种刻薄寡恩的小人，而是可以托付生死的侠胆义胆。金庸如果写徐霞客，一定会把他写成王重阳一类大师奇侠的。从已有材料上看，徐霞客对待底下的“下人们”、仆人们，也绝对不至于苛刻。

关于“家奴”背叛，徐霞客生前就亲身经历过，并且处理得很是漂亮！《徐霞客游记》详细记录过这起意外的家仆背叛事件：当他终于走到鸡足山，以为可以稍歇时，一路随行的仆人顾行，居然动了歪心思，狠狠背刺了主人徐霞客。在这个档口，他不但自己偷偷溜走（不想再跟着翻山渡水受苦了），还置徐霞客生命安危于不顾，将所有银钱都偷走了。这个做法，在明代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因为如此一来，不仅可能会让徐霞客衣食无着横死于外，从而犯下谋害之罪，而且依当时律法论，家仆属于主人私有，是不能不辞而别的，不然也是死罪。

这等于说，这是罪上加罪，罪无可逭，断难逃生。可徐霞客怎么回应的呢？当他骤然听闻此消息时，心情也是异常低落，但当本地僧人要帮他追回“恶仆”时，徐霞客却马上冷静下来劝阻住了，说人家也有难处，让其自行返乡好了。对于如此一般人断难饶恕的背叛，他选择了原谅。虽然很快，他就在丽江重病缠身，连双脚都不能着地，是纳西族土司派人抬回老家，并且不久就溘然长逝的。

他的这种大度，这种不为己甚的善良克制，在劣绅横行的明代，是罕见的。也可见徐霞客这个人，是真正的雅量高致，比同时“前辈”董其昌们，不知精神高尚上多少倍。当然，徐霞客的仁恕之心，日后也得到了好报：当徐霞客含恨而终，《徐霞客游记》由于散失严重，整理者无从措手时，正是这位临阵脱逃的家仆顾行，主动上门协助，慢慢回忆起大量共游细节，从而让脱漏记录得以贯串。

可以说，后世读者能相对完整地看到一部《徐霞客游记》，理应深深感谢这位曾经的“卖主”家仆，稍加致敬这部伟大经典的“幕后英雄”。这样“反转”的历史故事，也是能见人性的微妙之处的，同样值得我们仔细琢磨，不断玩味。所谓“历史”，无非是一个个人性的具象化。

以“人”的角度看，历史学就是人性学。

如果真要挑刺，说些徐霞客的缺点，我以为那可能有二：

一是好名。

徐霞客落拓不羁，终生梦想，不过就是“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不在乎科举，更想过当官，可终究还是个读书人，“万事可忘,难忘者名心一段”，还是有靠游记文章博名留名的渴望，所以平素就很刻意结交黄道周、陈继儒、钱谦益这些名士大佬，冀望他们为之称扬；

二是不负责任。

作为一家之主，他似乎只为自己而活，为消磨个人兴趣爱好，一直都没怎么照顾家人，更是从没想着去挣钱，大半生都只顾自己玩去了，很难说是靠谱的“居家好男人”。而且，更为过分的是，当他晚年时分，在家族生意遭到重创，实际已无积蓄再供他浪掷时，他仍然不顾一切直接抵押田产，借钱出游。如果大明流行网贷，我想老徐还是会毫不犹豫提取一空的。

这样的人，说不清是对钱没啥概念，还是本性放浪不羁，抑或就直接是“自私的基因”在永恒左右？如此男人，放在历史上固然是豪杰，在后世读者眼中也堪称“爽文男主”，可在他家人、在周围邻居们的心目中，是否可能是个谈及就大摇其头的“败家仔”呢？对此，我是有问号的。

3

所以，徐家“灭门惨案”的发生，追究其根源，可能真的和徐家人为人如何关系不大。之所以会发生，最可能与彼时江浙地区的形势与氛围有关。最关键的证据就是，那时前后，江南并非只有徐家罹此灾难，而是“遍地开花”性的。

而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明季奴变”事件：当明末祸乱交兴之际，江浙贵家富户家仆们纷纷起来背叛，甚至于惨无人道地灭掉主人全家。

这里，会生出另一个疑问：奴变为何会大规模发生，又何以只出现在江南？

为此，民国以来，梁启超谢国桢们都有过详细的研究。答案归综如下：明代两浙，最为富庶，但苛捐杂税也很严重，很多贫民、平民乃至富户，都喜欢“投靠”在官宦人家或者富贵之家，从而谋得饭碗、避开赋税——苏州何以会流传“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卖身华府为奴的怪异传说，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明代地方士绅家庭，尤其是在江南，往往家奴数百，且经常性发生“豪奴欺主”或招摇撞骗的丑事。

只因为，江浙“家奴”与北方等地靠雇佣不同，多为名义上的“投靠”，本身就带有互相利用、欺上瞒下的圈套性质，难说有多少忠诚度，一旦主人家势力单薄，就容易控制不住，从而横生枝节。明代有不少名人，都是让族人联合家仆勒索讹诈，搞得很狼狈的，乃至“净身出户”的。

一代大儒顾炎武就是著名受害者，被迫离家出走，宁愿跑到陕北垦荒，也终身不敢回故乡昆山。顾大师敢以一己之力对抗朝廷，偏偏就畏惧恶仆，可见身边人狠毒起来，可怕程度还会强过“利维坦”。当清兵南下，江阴城破，江南富家凄凄惶惶不知所措之际，正是“家奴”们趁乱下手的绝佳时机。比较有良心有底线的家奴，还只是无偿索要卖身契，彻底脱离依附性质；更多的家仆，是彻底丧失人伦礼法观念，借机作恶多端，彻底释放人性之恶，杀人放火，劫掠一空。遇到这种以下犯上之事，主人家势必会抗击，可仆人一旦接手了也必然会行凶，而一旦动刀杀了人，一不做二不休，则必将会选择全家灭口，如此就可以死无对证，逃避追责，搪塞舆论。更为可怖的是，这样的事情，犹如潘多拉之盒打开，天然会有巨大的仿效效应，李家家奴如此得手，对面王家自然会有样学样，一时间，两浙“奴变”恶性案件此起彼伏，再难压制了。

当时的江浙奴变，据说以太仓一带最为严重，也最令人毛骨悚然。当地家仆几乎全部聚在一起了，一呼百应，纷纷前往主人家讨要卖身契，一言不合就“举火焚屋”，就“老拳恶声相加”，就磨刀霍霍砍过去。据亲历者描述，此时的太仓乃至整个江浙，从城市到乡镇再到乡村，几乎到处都有家奴们聚集，鼓噪而行，杀劫焚掠，如宰牛羊，“反掌间耳”。另一个明末大名士吕留良，即便家在浙江石门这样的僻乡，也一样没逃过“奴变”之难。他的二伯父、堂兄，都曾让家仆绑架勒索，托关系找了本地熟人县令出面，照样没啥办法，还为此与县令失和。最终是吕留良父亲想到一个计谋，方得大体解套的。此类再具体细节，诸位可以自行翻书，我这里不方便也不忍转述。

正如鲁迅老哥说的，每当读到那些文字，“我就会汗毛倒竖”，实在是难以消解的可怕。真正的“平庸之恶”，可不仅仅只是沉默，汉娜阿伦特们没看过中国史，对人性“底线”的想象力很贫乏也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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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明季奴变，当然也是事出有因。甚至推敲起来，多数罹难的豪家、富翁、阔人，只怕都是罪有应得。

因为明代江南，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史上最多，他们平日对乡民、对仆人都很刻毒，仇恨的种子可说早已埋下，只等待时机生根发芽从而爆发而已。早前，海派大师董其昌一家鱼肉乡里，激起民愤，连豪宅都被烧掉，差点老命不保，是最出名的例子。

只是说，根据当时人留下的“第一手记录”表明，同样也有很多灭门惨案，受害者是很无辜的，至少是“不该承受之重”。这类案件，并非由于主人平日待仆苛刻所激，而是纯粹的人性之恶。用杨绛的疑问来说，他们到底是“披着狼皮的羊”还是“披着狼皮的羊”，谁也说不清楚，她亲身经历过领教过，只是心有余悸。因为现场动手砍人上瘾的家仆，不少在此之前，几乎都表现得老实忠厚，且都跟主人家并无过节，甚至关系和睦，是“最相得、最受恩者”。

那时，也突然从羊变而为狼，“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滥杀无辜。比如前述顾炎武，家仆陆恩在顾家服侍已经三代人，主仆间并无龃龉，可陆恩就是趁乱生出歹心，非要置主人家于死地不可的。图穷匕首见，日久知人心，乱世之中的人性，是尤其经不起考验的。所以聪明人见有乱起征兆，往往率家避居深山。从现有材料看，江阴徐家，也确实是个“积善之家”，不是什么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的“罪恶之家”。

无论徐霞客本人，还是他常年主持家政的母亲王氏，抑或是其子徐屺，都是比较和易之人，未见有他们对仆凶恶的只言片语的记录可寻。比如天启四年，江南大灾，粮价暴涨，灾民遍野，正是徐母命令徐霞客散粮赈灾、捐资救苦，此类种种义举都让徐家在当地颇得人心。

按我理解，乙酉七月突如其来的这起灭门案，确实属于飞来横祸，是乱世中池鱼堂燕无法自保的悲哀。

如今可查的徐家唯一“丑闻”，大概就是徐霞客曾使婢女怀孕，而后似乎为了掩盖什么，疑似以“有伤风化”罪名将其母子逐出另嫁——日后该婢所生之子就是李寄。

只不过此事也有费解之处：李寄成人后，努力沟通了几十年，想认祖归宗，但徐家孑遗就是不同意；而李寄又从未怨恨过生父徐霞客，一生崇拜乃父，几乎用尽一生去整理《徐霞客游记》这部奇书。直到康熙三十年，他终于整理父书完毕，使“已毁之玉复出昆山”，生命走到终点时分，传说中的徐家“正宗”后人还是不愿承认他，拒他于族谱之外。

徐霞客是抱恨终天，那个最酷肖他的儿子也是饮恨而终。如此说来，这又是一起别样的“家庭悲剧”。而且仔细体味，可能还是更深痛，更能让人共情的。

当杜甫一个人徘徊于陕西奉先乡间小路，欲说还休自己的悲伤时，它带出来的哀感，是会重于整个唐朝灭亡的。

2024.6.11，晚于武汉

来源：刘宅宅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