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香港著名的动作片导演张彻来到内地，拍摄电影《大上海1937》。影片讲述的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张啸林被刺一案。这部电影1987年在内地上映之后，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

那么，张啸林是被谁刺杀的？幕后主使又是谁呢？

放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位大佬组成了上海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具有政府和军方背景的新式黑帮集团。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教父级别的人物，在上海滩，三位大亨纵横捭阖、只手遮天，不仅控制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各种生意，而且深度接入工商业和金融领域，甚至阶段性影响政局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一起，组织了中华共进会。亲自上手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疯狂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且与遮遮掩掩的黄杜二人不同，作为最能打的青帮头目，张啸林冲在前面，无所顾忌，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的鲜血。

事后，他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授予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当年的街头流氓，成了国民党少将。

1936年农历五月初四，张啸林在上海办的六十大寿，堪称是他人生的 巅峰时刻：

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之前亲自发贺电，并为他写了“慈溪张啸林先生六旬大庆征文启”，还手书“花甲重新”大匾额并两个花篮送上。

国民党军政要员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吴铁成等一百多人联名签字送张啸林祝寿文。寿辰当天，陈布雷代蒋介石来贺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孔祥熙夫妇，宋子文夫妇均到场祝贺，张学良、白崇禧等一干民国要人的寿礼接踵而至，放满庭院。

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巅峰之后，便是深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爆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战。战事进行到10月，战局已明显对中国军队不利。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与张啸林一同西撤，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为由决定不走；杜月笙权衡取舍之后，决定避居香港；而张啸林拒绝了杜月笙的邀请，仍然留在上海。

11月，上海沦陷。日军入侵后，张啸林出于想要称霸上海滩，不甘心杜月笙势力超过自己等原因，最终决定投靠日本人。

而在民族大义面前，“三大亨”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三种态度。

黄金荣，出生于1868年，至1937年已年逾69岁。身为曾接过蒋介石门生帖的师傅，黄金荣借口年龄大了，不愿来回折腾，自愿退避到租界之中，闭门不出，甘心做寓公。

当日本人和汪精卫找上门来，希望利用黄金荣的威望，为日本人做事，先是许诺让他做上海市市长，后来又许诺黄任伪浙江省主席，但黄一直装病谢客，坚辞不授，维持住了基本的做人尊严，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

杜月笙，作为三大亨中声望最高的人物，他对日本人一向没有好感，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就欣然从命，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而且，到了香港之后，他还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后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就死于杜的策划之下。

在之前的“淞沪会战”中，杜月笙的表现就很不错，他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他还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张啸林，则包藏祸心。原本，“三大亨” 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后来变成了杜、黄、张。张啸林出道时间比杜月笙早，青帮内部的辈分也比杜高一辈，他还曾救过杜的命，对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地位，心中一直不服。

现在，他看到蒋介石的正面势力撤出了上海，黄金荣闭门谢客，杜月笙南下香港，整个上海正好是他独霸天下的大好时机。至于沦为汉奸与否，全然不在乎。 他所奉行就是只要有钱赚，“有奶便是娘”。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随即，张啸林就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达成了协议，成为了上海头号汉奸。担任“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长。

他派他的手下门徒杀害抗日爱国人士，胁迫各行各业“中日共荣”。并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还巴结汪伪政府，其势力范围远超三巨头之时。投敌、卖国、大发战争财，张啸林成为了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卖国贼。他的投敌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极大不满，除掉张啸林已成当务之急。

国民政府自然也容不下张啸林的为非作歹。蒋介石对张啸林下了锄奸令，军统戴笠督办，由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承办。

陈恭澍，是“军统四大杀手”之首。人送绰号“辣手书生”， 长期从事特工和间谍活动，有着丰富的锄奸经验，他制定了针对张啸林的周密锄奸计划、建立了特别行动组。

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摸清了张啸林的生活起居规律，甚至对他外出时在车上的惯坐位置都清楚。然而，张啸林自知多行不义，树敌太多，各派人士都想要自己的项上人头。所以，保护措施极其周密。

张啸林第一次知道自己上了军统的“暗杀名单”，是在1938年。

行动组获知张啸林每天晚上都去大新公司五楼俱乐部赌钱，完事后与十余名保镖分乘两辆车回家。张啸林的车队回家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碰上红灯，车一定会停。

军统上海区行动股长丁松乔，决定在此下手。为了保险，他们对灯线做了手脚，张啸林的车一到，就可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车队经过时红灯亮了。丁松乔带领几个特工对车辆一阵猛射。

张啸林的司机见状，猛踩油门，闯过红灯，疾驶而去。张啸林的车身护有钢板，汽车窗玻璃也是打不破的防弹玻璃，虽然中弹并无大碍。

张啸林经此一事，知道当年送自己“花甲重新”匾额的蒋介石已经决定除掉自己，由此出门更加小心。但即便如此，第二次针对他的暗杀还是上演了。

1940年1月，张啸林接到一份邀请函，邀请他晚上去新世界舞台看戏。邀请函是张啸林的铁杆亲信俞叶封发来的。一直深居简出的张啸林确实也憋得慌，欣然答应。 但在看戏的那天晚上，张啸林忽然有事未出现在戏院（也有说是日本人暗中提醒），结果当天晚上，俞叶封在包厢中被刺客当场击毙——而张啸林其实才是当晚的刺杀目标。

两次针对自己的暗杀虽然都没能成功，但已经把张啸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向日本方面要来了一个宪兵班，日夜在自己的公馆巡逻，在大院出入口设置了双岗，在围墙上拉起了高压电线，然后开始了足不出户的生活。

张啸林的“蛇不出洞”，确实也让军统上海站的站长陈恭澍一筹莫展，直到有人给他出主意：荷叶包菱角——还是要从里往外戳。 言下之意，就是要收买张啸林身边的人，从内部下手。

坊间一直流传，给陈恭澍出这个主意并提供便利的人，就是已经移居香港，但依旧对上海地上地下事务了如指掌的杜月笙。 事实上，第一次枪击张啸林座车的带头人，是军统上海区行动股的股长丁松乔；第二次策划戏院包厢暗杀的人，是军统上海区行动组组长陈默。

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曾是杜月笙的得意门徒。

1940年，8月11日，张啸林在众保镖的护卫下至愚园路岑德广家，与周佛海、陈公博及日本人会面，接受汪伪政府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

张啸林并不知道，军统对他的第三次刺杀行动，已经箭在弦上。

▲张啸林（中）与杜月笙

1940年8月14日，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在自己的公馆被杀，一时间成了上海滩的头条新闻，张啸林，一个上海滩的青帮老大、头面人物，人际关系复杂，恩怨情仇交错，自他投靠日本人之后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他多次遭人暗杀，最终难逃一劫，那究竟是谁杀了他？刺杀案的背后又有怎样的隐秘呢？

01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做木桶的工匠，青年时代的张啸林在杭州机房学织纺绸，后考入杭州武备学堂，又拜到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门下，从此在拱宸桥一带以敲诈赌博、寻事打架为生。

1912年，他结识大流氓季云卿，随其赴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门生，此后张啸林便广收门徒，扩充势力，逐渐成为青帮头目之一，众多盗匪、歹徒、地痞、流氓，均投其门下。

1919年，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相互结为拜把兄弟，排行老二，三人被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

青洪帮，是中国民间最大的两个秘密结社，在上海既有洪帮，也有青帮，但是到清朝的末年，势力最大的是青帮，参加青帮的有地痞流氓，有都市苦力，也有工厂的工人，当然它的发展到了后来，就不仅仅是限于社会底层的这些人，有些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甚至有些社会名流也参加了青帮。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共事变。

当时，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一起，组织了中华共进社，配合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纠察队。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之后，张啸林曾先后当上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上海华南纱布交易所监事等职务，然而，在张啸林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徒有其名的虚职，他真正想要的，却是掌有实权的大官。

张啸林这个人，他一生都有一个做官的梦，但是一辈子也没当过官，最终也因为他做官的梦让他丧了命。因为一直没有能够和日本人达成协议，虽然他当了汉奸，但却没有能当上一天的汉奸官。

02

1937年，“八一三”事变，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的势力被日本人利用，蒋介石劝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一起去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怎么样统治他们的占领区，日本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以华制华”，也就是利用中国人，组织汉奸政权来进行统治。

蒋介石希望当时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离开上海，免得为日本侵略者所用。

正当蒋介石部署撤退之时，张啸林却暗自盘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定要拉拢和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明确表示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而杜月笙又去了香港，这似乎正是他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大好机会。

“三大亨”的地位排列，原来是黄金荣第一，张啸林第二，杜月笙第三，但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时候，就变成了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因为杜月笙通过各种手段，排斥了黄金荣，张啸林出道的时间比杜月笙早，资格也比杜月笙高一辈，对杜月笙当老大，心中的确是耿耿于怀，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决定要投靠日本人了。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通过曾经担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

张啸林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 土肥原贤二为引诱他早日上钩，爽快答应。

心痒难熬的张啸林，要李思浩尽快安排他和土肥原贤二见上一面，以便把事情敲定。

与土肥原贤二约见当日，张啸林和一帮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前往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途径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没有收到命令为由，加以阻拦，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大半天，由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情，很快就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此时的张大亨，还以为自己踏上了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阶梯，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为他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这出戏实际上是土肥原贤二特意导演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消息公之于众，以影响上海的其他人。张啸林的本意，是让土肥原贤二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出山，以抬高他身价，土肥原贤二没有赏他这个脸，而张啸林的确是做官心切，他只好移樽就教，驱车去见土肥原贤二。

然而，张啸林没有想到的是，日方已与汪精卫集团加强了勾结，与汪精卫之流相比，张啸林的利用价值自然要小得多，所以会见时，土肥原贤二对官职一事只字不提，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身投敌的企图却已路人皆知，心里好不懊丧。

03

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发了汉奸财。

193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且不断地破坏敌伪的物资采购，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困难，日本人找张啸林帮助解决物资短缺的难题，这正中了张啸林的下怀。

张啸林和他的亲家俞叶封，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行征购粮食、棉花、煤炭等军需用品，日本人因此而获得了大量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巨额的法币、美钞也滚滚而来，流入了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荷包。

当时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叫做“以战养战”，就是利用沦陷区的物资，来支持他们的战争需要，如果说在占领区，日本人自己出面来收购这些物资是有困难的，无论在商业渠道方面，以及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感方面，他们都不可能获得他们所必须的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的话，日本人就需要利用像张啸林这一种所谓愿意跟他合作的汉奸来进行。张啸林可以依仗他地理熟悉、社会关系多来帮日本采购军用物资。

此外，张啸林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并布置手下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捕杀爱国志士。

正是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的投敌卖国行为，为张大亨招来了杀身之祸，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一场腥风血雨的锄奸行动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04

“上海三大亨”所统领的青帮，曾经一度控制着整个上海滩，可是他们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老大黄金荣最后在自己创办的大世界门前扫地；老三杜月笙去了香港，但是青帮势力始终没有在香港成气候，最后客死异乡；本想趁着黄金荣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赴港之机，靠给日本人当差做龙头老大的张啸林，结果却是第一个丧命的。

但是要铲除张啸林这样一个青帮老大、卖国汉奸，也绝非是一件易事，那么这中间究竟又有着怎样的一波三折呢？

张啸林有恃无恐的投敌卖国行为，早已引起了军统的注意，随着他叛国举动的愈演愈烈，国民党的不安与日俱增，除掉张啸林，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蒋介石亲自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

戴笠向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上海区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此事由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负责具体策划和执行。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经济组组长。

1940年1月13日，行动组获悉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邀请他第二天去更新舞台包厢，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啸林在包厢看戏之际，对他下手。

三大亨发迹之后，附庸风雅，都酷爱京剧，黄金荣曾因为和一个军阀的儿子争捧一个戏子而被抓，惹出过不小的麻烦，杜月笙时常玩票，并且有一个太太本身就是京剧演员，三人也曾同台演过一出《连环套天霸拜山》。

行动那天晚上，军统的若干便衣特工，早早地来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旁边就是俞叶封，特工们紧紧地握着藏在怀里的手枪，伺机而动，此时的张公馆楼上楼下一片忙碌，张啸林的大小老婆早已打扮停当，正兴致盎然地等着和张大亨一起出门看戏，此时的张啸林对戏院里的情况毫不知情，集结了一干保镖正准备出门，此刻，他绝不会想到，在戏院里等着他的不仅仅有一台好戏，还有几把蓄势待发的手枪。

台上，新艳秋的唱腔行云流水；台下，掌声雷动、喝彩不断。正当演出进入高潮，观众如痴如醉之时，突然，一阵枪响，刹那间，楼上包厢内已有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戏院的枪击行动成功了吗？

倒在包厢里的人当中，有没有张啸林呢？

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多年的一代大亨，难道就这么轻易地死在了戏院包厢里吗？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没有能够到更新舞台去为新艳秋捧场，只有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俞叶封也非善类，民国初年，他曾任嘉兴、上海水路缉私营的统领，之后投靠了三大亨，成为了他们贩运烟土的重要助手。张啸林投靠日本人的时候，俞叶封也一起加入，专门帮助日本人收缴棉花，军统杀他之心也是早已有之。

一次暗杀不成，已然打草惊蛇，军统又有何应对之策呢？当晚，陈默获知暗杀行动失败，非常恼火，责怪手下人情报掌握不够准确，并责令其继续密切关注张啸林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他外出时坐在车上哪个位置，也要一清二楚地掌握，等有了更为精准的情报之后，再施暗杀计划。

张啸林为什么没有去听戏呢？

据说正好在他出门之前，接到日本人的一个电话，所以没有去，如果这一次他去了，这一劫他是逃不过的。

俞叶封被乱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然而，张啸林赌性难改，即使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仍然每天晚上要带上十余名保镖，到大新公司五楼的赌场去赌博逍遥，行动组清楚地获知了这一情况，并且具体掌握了张啸林的行车路线，赌场完事后，张啸林会同10余名保镖一起，分乘三辆车，前呼后拥地回家，路上必然要经过善钟路（今常熟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如果遇上红灯，车队一定会停，陈默决定就在这十字路口下手。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事先对红绿灯做了手脚，只要张啸林的车队一到，特务们就可以拉开红灯。

一切按计划进行着，行动当日，军统在十字路口设下埋伏，五、六个紧握手枪的特工，隐蔽在道路两旁的小巷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张啸林出现了，这一次，军统吸取了上回的教训，情报准确、计划周密，那么，他们真的能做到万无一失吗？张啸林真的会因为好赌成性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吗？

当张啸林的车队出现在路口的时候，国民党的军统特工马上拉开红灯，司机见了红灯以后，就被迫减速，但是当时埋伏在一旁的军统特工，有些急于求成，他们没有等汽车完全靠稳就一拥而上，对着汽车乱扫一气，张啸林的司机多年来跟张出生入死，经验非常丰富，一见这种情况，立即猛踩油门，汽车冲了过去，车身虽然中了许多的子弹，但是张啸林又逃过了一劫。

经过这次阻击事件，张啸林开始真正闭门不出，就连自己开设的大新公司俱乐部，也不敢再去了。

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加强警备，雇了20多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又在家门口安排了内外双岗，日夜巡逻，如临大敌，但凡有人来访，未经他同意一律不得入内。

老奸巨猾的张啸林，把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对军统而言，想要再对他进行伏击已经没有可能了，两次行动均告失败，并且已然打草惊蛇，面对张啸林更加严密的守卫，军统会就此放弃这一刺杀行动吗？张啸林最终又是死于谁人之手呢？

05

两次险些遭人暗算之后，张啸林开始足不出户，以静制动，导致军统特工对他束手无策，找不到任何下手的机会，军统局又多次发来电报，催促他们加快执行暗杀密令，陈默只好另找办法，动用内线。

其实，第一次暗杀张啸林未成之后，陈默就已经在张啸林的周围找到了一个做内线的人选，并且以铲除汉奸的民族大义，将他成功策反。

1940年8月上旬，陈默约见内线，让他在近期内尽快下手。

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80年代所著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也提及了这一内线，陈恭澍在书中说：

“1940年五、六月间，我曾经接到‘行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说已经在张某（张啸林）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也提到内线就是张家大院众多守卫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援，一旦遇到机会，便可相机行事。”

那么，书中所提到的这个内线是谁呢？

他究竟能否找到下手的机会？

而此时的张啸林又在做些什么呢？难道他真的会给内线留下可乘之机吗？

接连遭人暗算，张啸林不得不加强守卫，增加保镖的人数，于是，他的贴身司机王文虎向他推荐了林怀部。

林怀部，山东人，其父曾在北洋军队当过团长，后因父死家贫，便到上海投考法租界的巡捕房，因为枪法精准，成了巡捕房的一名华捕，并拜张啸林的司机王文虎为“过房爷”，不久，林怀部在巡捕房因犯过而被开除，只得求助于王文虎在张公馆为他谋个职位，起初，林怀部只当了个门卫，月薪20元，后因张啸林要增加人手，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十分超群的保镖，王文虎便推荐了林怀部，说：

“他在当华捕时，射击屡得当局奖状，对使用手枪颇有经验。”

林怀部当即显露身手、连发三枪，枪枪从枪靶红心穿过，又一枪射下了从头顶飞过的麻雀，就这样，林怀部成了张啸林的贴身保镖。

张大亨以为有了这样的神枪手做自己的保镖，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他却浑然不知还有一个内线，埋伏在自家院中，死神的脚步正慢慢地向他逼近。

仅凭这些保镖，真的可以保全张啸林的性命吗？军统的内线又有何神通广大？能否斗得过林怀部这个弹无虚发的铁血保镖呢？

06

此时的杜月笙虽然人在香港，但仍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动向，与戴笠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杜月笙跟戴笠关系很密切，军统在上海设有“上海区”，抗日战争以后，杜月笙的一些学生都参加了军统，其中包括像陈默这种人，军统在上海为了制裁汉奸，进行了恐怖活动，用他们的话说，叫做“铁血锄奸”，军统的这些行动，都是得到杜月笙的帮助的。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让一名与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代理人，在上海设立了秘密电台，电台不仅使杜月笙能够时刻保持同上海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使军统指挥上海铁血锄奸的地下行动，如手使指、极其灵活。

在军统将矛头指向张啸林之前，上海孤岛已经有多个汉奸先后毙命，比方说伪上海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顾馨一，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等等，张啸林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之时，戴笠也曾经提示杜月笙要大义灭亲，然而，处在民族大义和兄弟情谊的两难境地当中，杜月笙没有做出明确表态。

当然，杜月笙也不是没有劝过张啸林，在去香港之前，他曾经多次劝张啸林离开上海，无奈张啸林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并且执迷不悟地继续同日本人狼狈为奸，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对于杜月笙来讲，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都不希望张啸林留在上海，杜月笙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他仍然地在上海留下了自己的代理人，而且可以说是时时刻刻在注意上海的局势，一旦有机会的话，可以说杜月笙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因为当时杜月笙的心里，他完全考虑到这个因素，假如张啸林真的依靠日本人做大了，也可以说对他以后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此时的张啸林，处境已经十分危急，军统在他府中安插了内线，随时都可取他性命，杜月笙远在香港，眼看着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命悬一线，但民族大义当前自己又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张啸林仍然在做着当官的美梦。

07

在杜月笙“星夜走脱”去香港，黄金荣采取无论谁上门，一概“抱病在身、不可晤面”的情况下，张啸林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本人出力甚多，他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日本人的手下谋到一官半职，此时的张啸林，自以为有了保镖和日本宪兵的保护，就可以安枕无忧，完全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

1940年8月14日，张宅大院内一如既往地壁垒森严，保镖们荷枪实弹，守卫着院内的各个角落。

这时，一辆汽车驶进了张宅大院，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张啸林的得意门生吴金桂，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金桂一进门，就被管家迎上了楼。

楼上，张啸林和吴金桂相谈甚欢，不一会儿，引客的管家就去翠芳楼“叫局”了，旧时的“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一直可以闹腾到深夜，可见两人的兴致都很高。

楼下，林怀部缓缓地点着一支烟，他抬头望去，二楼的窗户紧闭着，张啸林正和吴金桂在屋内兴致勃勃地打牌聊天，林怀部又转首望向院中，司机正在擦车，这时林怀部扔掉烟头走到司机面前，接着两人不知为了何事发生了争执，剧烈的争吵声打断了张啸林的好兴致，他两步跨到阳台，冲着林怀部就是一通大骂，让他立马交枪走人，林怀部也毫不示弱，拔出了枪，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真的要交枪走人的时候，枪声突然响起，林怀部一枪射中了张啸林，张啸林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已经血淋淋地挂倒在了阳台上，见此情形，一旁的吴金桂连忙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刚拨通号码，还来不及通话，就被赶到楼上的林怀部一枪击中后脑，林怀部又对着张啸林的尸体补了几枪，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才飞步出门，刚到门口，就被冲上楼来的几名保镖拦腰抱住，林怀部面无惧色地把枪往地下一丢，从容就擒。

张啸林那梦寐以求的伪省长交椅还没坐过，就此一命呜呼了。

据林怀部被捉拿归案后的自供，他仅仅是因为每月20块钱的工资太低，而当时的米价从15元一担涨至70元，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遭到了张啸林的辱骂，因而就生于一时的义愤而开枪打死张啸林的，和军统没有任何的关系。

林怀部真的和军统没有任何的关系吗？

另有传言说，刺杀张啸林一事是由杜月笙默许的，这一说法又是属实吗？

刺杀背后隐藏的究竟又是怎样的利害关系呢？

08

这天下午，杜月笙正在香港的咖啡馆，陪着军统高干王新衡聊天，期间，收到了一封上海来的急电，他接过电报匆匆一看，一时间悲从中来，竟当众掩面而泣起来。

这份电报上的内容，正是张啸林被刺身亡的消息。

杜月笙和张啸林他们是拜把兄弟，他的痛哭流涕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反映了他的一种矛盾的心情，在张啸林被刺之前，戴笠不可能不跟杜月笙打招呼，没有得到杜月笙的同意，至少也得到杜月笙的默许，从民族的大义立场说，张啸林被制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帮会兄弟的道义上讲，又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杜月笙和张啸林两个人之间，过去就已经有了隔阂。

1935年，蒋介石实行新的货币政策，推行“法币”，杜月笙事前得到了消息，却没有告诉张啸林，而是趁机自己狠狠地捞了一把，张啸林得知后甚为不满，此后，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他曾托付杜月笙向蒋介石引荐，为儿子谋得一官半职，但也一直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张啸林以为是杜月笙不肯帮忙，如此种种，张啸林不仅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和杜月笙之间也产生了裂痕。

张啸林被刺期间，杜月笙的姑表兄弟、杜宅的总管万墨林当时就在上海，并且亲眼看见张啸林的尸体被抬出张宅，万墨林曾到香港，深居简出，接受了一个星期的特殊训练，初步掌握了电报收发和秘密工作的基本规章，重返上海之后，他就开始担任上海地下工作者的总联络之责。

▲从杜月笙（中）和万墨林（右二）

并且多次亲自参与了军统“上海区”的“铁血锄奸”活动，万墨林在他的《沪上往事》一书中这样写道：

“林怀部和我毫无渊源，而且彼此并不认识，可以说连泛泛的点头交情都没有，他（林怀部）杀张大帅和吴金桂，纯粹出于发泄私愤，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嘱托，充其量只能说，‘汉奸国贼、人人可以诛之’，一时激于义愤锄奸报国而已。”

但是根据杜月笙的“学生”汉奸汪曼云等在上海一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供词编撰的《魔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一书，对刺杀张啸林一事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书中写道：

“张啸林的死，还是逃不了杜月笙，因为有万墨林轧脚在内，打张的刺客，就是张身边的保镖，这个保镖，是由万墨林通过张的汽车司机介绍给张的，他打张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了精心布置的一个特务行动。不必说自是得到了杜的同意的，甚至是杜的指示。”

就在张啸林死后不久，万墨林被汪伪特务诱捕了，这些都是他亲口对汪曼云说的。

万墨林在撰写《沪上往事》的时候，居然回避了这一事实，分明这件事关系到杜月笙的“做人问题”，杜月笙有恩于万墨林，他隐瞒这段事实，也只能说是在情理之中。

林怀部到案后，声称他刺杀张啸林完全是出于一时激愤，与军统没有任何关系，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在他写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他说：

“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还是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那么，林怀部到底是不是军统刻意安排的内线呢？

如果是，他又为何要否认？

难道张啸林真的只是因为一场偶然的吵架，才命丧黄泉的吗？

我们从史料上分析，林怀部是一个很机智的人，那天的吵架不是偶然的，是他故意的，而且越吵越凶，这样就吸引了张啸林的注意，张啸林的脾气很粗暴，一听有人在楼下闹事，他就探出头来骂人，这样就正中林怀部的下怀，林怀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然而，在陈恭澍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的另一处，却还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张啸林被杀后，陈恭澍曾经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由此可以说明，林怀部正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内线，林怀部的杀张锄奸行动，也是由军统精心布置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贞评价道：

“军统特务要杀张啸林的计划，是早已经决定的，至于具体由谁来执行，就像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陈恭澍也未必清楚，这个事情要由他下面的特务具体去找关系来执行，事实上，林怀部跟军统特务是有关系的，是受到军统特务策动的，后来，林怀部被捕送到租界巡捕房，他是否定他这个行动跟军统有关系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林怀部他不敢得罪军统，同时，他否定跟军统的关系，也希望能够得到军统的保释。”

林怀部被判处了15年徒刑，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他无罪释放。

当初，去香港还是留上海的抉择之际，张啸林满怀壮志，看见的只是自己独霸上海滩威震四方，大发战争财中饱私囊，一圆他的做官梦，当上日本人手下的浙江省长，他又岂会料到，自己一枕黄粱梦未醒却身先死，而且还是死在贴身保镖的枪下。

（全文完）

来源：亚丘，民国往事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