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发生的“刺马”一案，是电影《投名状》的故事来源，李连杰饰演的庞青云，原型是太平天国灭亡后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马新贻被刺后，多位官员在审案时做法怪异，其案件草草了结，有传言认为马新贻帮慈禧打压湘军势力，得罪曾国藩，因此被曾国藩派杀手做掉，此说是否成立，请看本文分解。

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一案，俗称刺马案，是轰动晚清的大案。刺马案发生不过十余日，社会上就开始有了刺马案的评书、弹词和戏曲。其主要剧情是马新贻“渔色”，与结义兄弟的妻子通奸，谋害义弟，被张文祥刺杀。

因为这个故事包含的传奇元素过多，一百多年来广为传播。到了当代，因为阴谋论盛行，刺马案被视为湘军与朝廷的争斗，刺马被很多文章认定为曾国藩指示。其实，这个故事最初的版本，反而是最符合情理和事实的。

陈可辛导演，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投名状》，放大了朝堂的权谋斗争，因而剧情最精彩。可惜由于陈可辛放大了庞青云（马新贻）掌握的军事实力，让马新贻先下苏州，再取南京，成了李鸿章与曾国荃的合体，这反而与历史背景想去最远。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拥有先打下苏州，再取南京的军事实力，已经不是任何一个权谋高手能够对付的地方实力派了。

《投名状》剧照

离奇的案情

同治九月二十五日（1870年10月19日），原为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武的日子。为整顿绿营战斗力，曾国藩总督两江时规定每月二十五日阅武，所有武职官员都要演练武艺和射技，称为校射。校射后由总督亲自评阅，作为升迁标准。马新贻继任江督，仍旧沿袭曾国藩的做法。

不料天不作美，这日大雨滂沱，暴雨直至中午仍未稍息，马新贻只得宣布阅武延后举行。

九月二十六日天气放晴，阅武正式举行。原两江总督部院被洪秀全改为天王府，在湘军进城时被烧毁。因为财政吃紧，过了六年仍未重修，马新贻只得借原江宁知府衙门办公（今为南京一中校址）。他办公的衙署右侧有一条狭长的箭道，穿过箭道就是阅武的演武厅。

这天的阅武，从早晨六点一直进行到上午十点，参加阅武的武官、随从甚多。为了塑造亲民形象，马新贻准许金陵市民在旁围观。尽管天气很热，他还是戴上了镶嵌红宝石的朝冠，插上孔雀花翎，身着九蟒四爪蓝色朝服，胸挂核雕翡翠珊瑚朝珠，威风凛凛地出场。因为围观的市民太多，还发生了踩踏事件。阅武结束后，负责护卫总督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留在校场约束士卒，马新贻自己从演武厅后步行，经西角门回府，前后有多名侍卫随行。

马新贻走到西角门口时，突然有人跑到跟前拦路跪下，口称向马大人求助。这人是马的同乡——武生王咸镇，此前曾两次向他乞援。见有人拦住去路，护卫叶化龙赶紧上前将他推开，另一名护卫唐得金也上前查问。两名护卫离开，马新贻仍继续前行，才走两三步，西角门外偏南处窜出一人，一边口中喊冤，做出打千请安的样子，一边却猛然从靴筒里抽出利刃，直扑马新贻而去。马新贻见他来势凶猛，急忙蹲下躲避，只见刀光一闪，右肋已被刺中。马新贻“哎呀”一声，用含糊的山东话喊了一声：“找着你了（扎着了）！”

总督身后的差弁方秉仁急冲向前，奋力夺下匕首，其余侍卫一拥而上，将刺客按住。副将喻吉三闻声赶到，指挥一众侍卫将刺客捆缚起来。刺客并不慌乱，对众人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张文详（祥）也，刺马者独我为之，无与他人事。今我愿已遂，我决不逃！”

刺马

马新贻被抬回衙署后，医生揭开衣服诊治，见伤口深达数寸，但皮肉内缩，伤不见血，只是颈项浮肿，指甲乌青，推测刀上或许有毒。马新贻自知不起，赶紧口述遗折，由嗣子执笔，转交江宁将军魁玉代奏。马新贻在床上硬挺到第二日，最终死去，他遇刺时就任两江总督还不到两年。

两江总督乃是东南重臣，竟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因刺客当场被抓获，江宁将军魁玉与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主持了对刺客的初步审理。魁玉、梅启照下令在在上元县县衙审问刺客，知府孙云锦与上元县令、江宁县令参与审讯。

经初步审理，得知刺客是河南人，名为张文祥（清朝官方文书，会在罪犯名字上加三点水，写作张汶祥）。但张文祥的口供，实在骇人听闻，又涉及了马新贻见不得人的“阴事”，连续两次审讯，官员都不敢记录供词。

因为审讯的官员不敢记录供词，张文祥最初供称的案情未能传世，但有不少初审官员、幕僚零星地对外透露了一部分。参与初审的刑名师爷陈镜题之孙陈功懋回忆，他祖父曾对他口述过初审情形：张文祥自称是捻军孙葵心部下，曾在咸丰七年俘虏时任知府的马新贻，后将马新贻放回，两人因而有了交情。张文祥的妻子罗氏到马新贻府中当佣人，被马新贻纳为三姨太。按陈功懋所述，马新贻遇刺原因之一是“渔色”，加上马新贻被捻军俘虏后隐瞒朝廷不报，反而一路升迁，这供词一旦传出去将极大损伤朝廷颜面，孙云锦等人不敢录供。

在魁玉的指示下，问官反复“熬审”张文祥，张文祥只能反复翻供，然其供词大多荒诞不经，无法向朝廷交代。魁玉只得上奏朝廷说张文祥的口供“一味支离”“语言颠倒”“一味闪烁”，因而无法结案。

魁玉等官员不敢按张文祥最初的口供结案，反复“熬审”，是为了凑出一个既保存朝廷颜面，又合乎情理的案情。但张文祥顺口胡编，案情越编越离奇，魁玉、梅启照无法编出合乎逻辑的卷宗，只能请求朝廷另派大员审理此案。

清廷一边催促曾国藩抓紧审结天津教案，回任两江总督，一边又派马新贻的同年张之万以钦差的身份赶赴金陵与魁玉会审此案。张之万和魁玉会审后，终于给了朝廷一份案情经过，交代了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三个动机。

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一个叫吴炳燮的人诱拐，他曾向马新贻控告，马新贻没有受理此案，张文祥对此心怀忿恨。妻子被诱拐后，张文祥在家乡无地自容，跑到湖州新市镇开小押（小规模当铺）。马新贻整顿社会秩序，下令禁止一切小押。张文祥因为这条禁令折了本钱，失去生计，因而更加痛恨马新贻。张文祥曾是太平军士兵，素与浙江海盗有来往，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屠戮张文祥同党甚多。张文祥被在逃海盗龙启云煽惑，旧仇新恨一起发作，决意刺杀马新贻，为他的海盗同党复仇。

根据张之万上奏的案情，张文祥刺马出于私怨，并无朝中官员主使。如此荒诞的说法，根本无以服天下。此时朝中公卿人人自危，若不审个水落石出，他们怎肯善罢甘休？于是朝廷一边催促曾国藩接手刺马案，一边又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与曾国藩会审。郑敦谨连审二十几天，毫无头绪，最后只得会同曾国藩，将张之万提供的案情补充一些线索上奏朝廷，就此结案。因为曾国藩、郑敦谨“乱判葫芦案”，张文祥刺马成了晚清史上一桩悬案。

漏洞百出的结案

魁玉、张之万、曾国藩、郑敦谨四位重臣上奏的案情，对张文祥刺马动机的解释完全不能成立。刺马案发生时，各地反清义军已基本覆灭，坚决反清的义士大多死于战场，意志不坚定的慑于清军威势，要么投降，要么隐姓埋名，四处躲避衙门的追捕，根本顾不上复仇。

参与镇压起义的统兵大帅，战后遭到刺杀的仅马新贻一人。马新贻打过的仗很少，就算真有太平军、捻军残部要复仇，首选也应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种杀敌无数的大帅，而不是战功寥寥的马新贻。

吴炳燮诱拐张文祥妻子罗氏，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原则，张报复的对象当是吴而非马。相比张之万的奏折，曾国藩、郑敦谨的结案词补充了更多细节。根据这份奏折，张文祥原本在宁波开当铺，太平军打进宁波时，他把银钱数百两交给妻子罗氏，让妻子带子女出城避难，自己留在城中观望。因为太平军后营护军陈世隆是他旧相识，陈世隆就带他加入了太平军。后见太平军大势已去，他与被俘的清军士兵、同乡时金彪一起逃亡。到福州后时金彪成了马新贻的手下，张文祥当了一个普通的兵勇。

张文祥战后回到宁波老家，发现妻子罗氏已被吴炳燮诱拐，自己的钱财也被吞没，就向县衙告状。县令将罗氏判归张汶祥，只是吴炳燮吞没张文祥家产一事缺乏证据，无法追回财物。马新贻到宁波巡视，张文祥写了呈状拦轿告状，马新贻觉得区区小事不值得关心，就把呈状掷回。吴炳燮听说此事后非常得意，到处嘲讽挖苦张汶祥，而且再次拐走罗氏。张文祥不得已再到衙门告状，衙门帮他将罗氏带回，但仍然没有追回银钱。

从曾国藩的这段描述看，张文祥并非勇敢好斗之人。妻子被人诱拐，不敢直接上门夺回妻子，也不敢报复仇人。吴炳燮对他如此欺凌，他只能向衙门鸣冤，怎会有胆量刺杀总督？何况马新贻只是拒绝重审此案，没有直接加害于他。

曾国藩所奏张文祥第二条杀人动机，缘于马新贻禁止典当，加上当地土棍讹诈，张文祥本利皆亏走投无路，所以要杀马新贻泄愤。这条动机更加荒唐，一个被土棍讹诈的可怜人，连土棍都不敢杀，居然敢谋杀总督，岂不是天大笑话？张文祥被捕后，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多说话，衙门的诱供、逼供相继失败。张文祥最后受酷刑而死，据围观者说，他面不改色，坦然受死，这显然是不惧生死的死士，哪里像被人欺凌的懦夫呢？

魁玉、张之万以及曾国藩、郑敦谨给出的三条杀人动机都无法令人信服，因此无论当时、后世，人们都怀疑张文祥背后有大人物操纵。尤其张文祥被捕时，曾高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显然并非一般的挟私报复，幕后必有主使之人。

除了动机不明之外，此案疑点还有许多。马新贻校阅武官，原定在七月二十五日，因天降大雨而临时改在二十六日。一个开小典当铺的平民，又怎能清楚总督的行踪，把握精准的刺杀时机？张文祥背后，“定然”有人为他提供情报。

封疆大吏护卫、随从甚多，不可能轻易被孤身作案的死士刺杀，与义军有血海深仇的曾、左、李，始终未被刺杀即为明证。张文祥刺马时，马新贻的护卫们在干什么呢？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负责保护马新贻安全，案发时他却不在现场。刺马之前，先有武生王咸镇引开了巡捕唐得金、叶化龙，张文祥才突然暴起，刺杀得手。喻吉三离去，以及王咸镇拦路求助，看起来都像在为张文祥刺马打配合，好像是一起有组织的刺杀。

张文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是谁养了张文祥呢？几位审案大臣给出的解释是海盗龙启云。可是区区一个海盗，哪儿有胆量谋刺总督？根据档案、实录、年谱考察马新贻生平事迹，他任职浙江巡抚期间，总共只会剿水匪、海盗两次。

一次在同治四年（1865）底五年初，因黄岩镇总兵刚安泰巡洋遇到海盗，全军战殁，马新贻因此出动水师，在海门洋面清剿海盗，为刚安泰报仇。一次在同治七年（1868）初，马新贻下令手下剿杀嘉湖枪匪。这两次出兵都与南田盗匪无关，且南田主要是无业游民在此安家，自道光三年（1823）订立章程后，官方文报已无南田盗匪案。所谓南田海盗和龙启云，大概是凭空编造的。

张文祥又是如何得知马新贻的行踪呢？据审案报告说，他最初想找一同自太平军中出逃的同乡时金彪打探消息，不料时金彪已经进京，他没能进入总督衙门。他在总督衙门外徘徊时，看到督署墙上张贴的告示，得知总督会在每月二十五日检阅武弁，他就策划在阅武时刺杀马新贻。这是试图解释张文祥的情报来源，然而这明显是向空编造。马新贻因为大雨推迟了一日阅武，并未在二十五日出现，张文祥却仍然精准掌握了刺杀时机。

为张文祥牵制护卫的王咸镇，如何得知总督的行踪呢？王咸镇被捕后供称，他此前因为生活困顿，两次请总督施以援手，马新贻都帮了他。他这次窜出来跪地求助，是得到了刘学的指点。刘学本是马新贻的轿夫头子，因为赌博遭革职后，在城里开烟馆谋生。王咸镇在街头偶然结识刘学，刘学指点他在七月二十六日这天去演武厅拦轿求助，这恰好为张文祥送上关键的“助攻”。

王咸镇的口供，反而显得郑敦谨等人关于张文祥情报来源的说法非常荒谬。王咸镇是武生，乃半个官场中人，且与总督是旧识，都需刘学指点后方知总督会在二十六日出现，张文祥又岂能掌握总督行踪？刘学早就被总督府赶了出来，又如何能知总督会将阅武推迟到二十六日？阅武原定二十五日，因天降大雨临时推迟，刘学指点王咸镇显然是在二十五日之前，莫非他还能掐指一算，预测天气？总督护卫喻吉三临时离去，事后解释是因为士卒尚未完全解散，他留在校场监督约束。

此三人的供词都疑点重重，审案的大臣们却轻轻放过，认定他们没有参与谋刺总督，喻吉三事后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留用，王咸镇被革去武生功名，刘学被仗责，所受责罚都很轻。

可疑的审案人

除了结案报告漏洞百出，审案的各位大臣乃至慈禧太后的行为都很可疑。总督被平民刺杀，天下公卿皆物伤其类，胆战心惊。审案的大员理应及时查清案情、消泯祸根，可他们却都在拖延时间。

曾任江苏巡抚的张之万，是与马新贻同科的状元郎，被朝廷认定为审理此案的不二人选。他从淮安出发至金陵查案，五百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多月。张之万在瓜洲曾中途下船到岸上如厕，茅厕外持械护卫的随从居然有二百多名，想来他也知道此案有极深的隐情，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审案后，他自称对张文祥“熬审”多日，却始终无法获得可靠的口供。

张之万前后拖延数月，最后发给清廷的案情报告，仍是他到任之前魁玉审定的版本。一心查明案情的孙衣言提议对人犯用刑，张之万却严词拒绝说，万一人犯受不住大刑死了，如何对朝廷交代？有人猜测张之万是害怕审出惊天案情，自己扛不住责任，就只能一拖再拖，拖到威望更高的官员来负责此案。

张之万审案毫无进展，慈禧太后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接手刺马案。谁料曾国藩竟然一再推辞，不肯承担责任。经朝廷反复下令，又得李鸿章劝解，他才赶赴两江。接受江督任命后，曾国藩仍在设法拖延时间。慈禧召见他时，他答应即日就出发，实际上耽搁了六天才动身，沿途多和弟子、故吏宴饮，走了一个多月。

江苏巡抚丁日昌母亲去世，按惯例应辞职回家丁忧，朝廷令张之万接任江苏巡抚。焦头烂额的张之万不等朝廷对刺马案做出指示，就匆忙离开金陵上任，把烂摊子丢给曾国藩。然而曾国藩到了金陵后，整整两个月时间，既不看卷宗，也不与人犯接触，完全不管案子。清廷迫不得已，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南下办案。郑敦谨自称路上雨雪交加寸步难行，用了四十天才到金陵。

郑敦谨到金陵的前一天，曾国藩才拿出刺马案的卷宗看了一遍，圈定了会审人选，此后二十日从不参与会审，任由郑敦谨施为。郑敦谨主持审案二十余日，没有更多发现。直到郑敦谨确认实在审不出幕后主使，只能按照张之万留下的结论上报后，曾国藩才匆匆浏览了郑敦谨的审讯记录。

奏折定稿后，曾国藩终于出席了最后的会审，却坐在边上一言不发。孙衣言再次提出要对张文祥用大刑，曾国藩、郑敦谨都不同意。参与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认为此案尚未审清，不当草草结案，不肯在奏折上署名，最后奏折就只以曾国藩、郑敦谨的名义上奏。

曾国藩干掉了马新贻？

郑敦谨事后的行为也非常诡异，他审完此案本应即刻回京复命，却走到清江浦就上奏说自己得了重病。郑敦谨在奏折中说自己因病不能继续当官，不再回京述职，直接回家养老。

显然，郑敦谨对此案的审理非常不满，迫于某种压力判了“葫芦案”，心中有愧只能辞官不做。曾国藩让属下奉上程仪（路费）五百两，被郑敦谨婉拒。曾国藩反复去信劝说，他最终也没收下程仪。陪同郑南下查案的两名随员，满郎中伊勒通阿回京后就被下令回家养老，汉郎中颜士璋则被流放甘肃。显然，朝廷对此次判案非常不满。

受知于马新贻的孙衣言事后多次替故主鸣冤，说这起案子是冤案，真凶还没被抓出来。他给马新贻写了一篇《神道碑铭》，详尽叙述了此次查案的荒唐经过，以及他对此案的一些推测。马新贻的兄弟马新佑同样不认可此案判决，一方面四下奔走，推动此案重审，一方面又编订《马新贻年谱》，为兄长鸣不平。他后来任职浙江，被浙江官场嘲讽打击，最后郁郁而终。

案情的戏剧化发展

除了正式定谳的案情，张之万、郑敦谨等人还审出了另一个说法，即马新贻涉嫌叛乱。据张文祥所供，马新贻是西北某回王的卧底，意图将大清江山葬送，他杀马新贻是为国除害。

这个说法更加荒诞，马新贻在清朝为官多年，一直战斗在镇压起义的前线。他的战功虽不及曾、左、李，官职却与三人相当。他深受朝廷器重，已经位极人臣，还有何必要去替人卧底？再说这样的隐情，一个平民如何得知？得知如此惊天秘闻，不向官府举报，反而私下刺杀，又是何道理？

张文祥供称这是他的好友、马新贻部下时金彪向他透露的，结果与时金彪当堂对质时，张文祥无法抵赖，只得承认是诬告。

张文祥这个诬告，朝廷当然不信，但流传到民间后，缺乏政治知识的老百姓却会深信不疑。一旦案情传到民间，马新贻就成了恶贯满盈之人。这很可能是精心设计的诬陷，幕后主使杀人诛心，想毁掉马新贻在民间的声誉。

刺马案发生才数日，民间已有说书人在讲述此案第三个版本，不到半月，上海竟有戏班子照这个故事表演《刺马》曲目。编一个话本容易，创作戏曲却非常困难，《刺马》戏曲上演如此之快，似乎也是有人提前准备。这第三版《刺马》故事，是后世影响最大的版本。按戏曲里的情节，刺马案由来是这样的：

马新贻在安徽办团练剿捻时，曾兵败被俘，俘虏他的人，正是捻军张文祥。张文祥与曹二虎、石锦标（即时金彪）是一同落草的好友，俘虏马新贻后，见他气度不凡，言谈之间颇有英雄气概，就把他留在山寨，结为异姓兄弟。马新贻年龄最长，是大哥，曹二虎是二哥，石锦标是三弟，张文祥最幼，是四弟。

安徽抗清局势江河日下，张文祥兄弟每日惊恐不安，马新贻趁机劝说大家投降清军，谋一场富贵。因为敬重马新贻是深有见识的读书人，曹二虎、张文祥、石锦标就随他降了安徽巡抚。山寨中的弟兄，从此改编为马新贻的嫡系军队，因马新贻字谷山，故称山字营。

有了山字营为根基，马新贻屡立战功，一直做到了巡抚。马新贻官做大后渐渐忘本，逐渐疏远张文祥、曹二虎这帮兄弟，担心这群草莽出身的贼寇误了他前途，所以他一路高升，却不肯提拔曹、张、石等兄弟，还找借口将他们调出。

曹二虎妻子容貌甚美，还在山寨落草时，马新贻就对她垂涎三尺。眼下做了大官，就干脆与曹妻勾搭成奸。为了与曹妻长相厮守，他将曹二虎调往外地任职。张文祥撞破马新贻的奸情后怒不可遏，将此事告知了曹二虎。曹二虎找马新贻讲理，却被马新贻杀害。

因见马新贻见色起意背叛兄弟，张文祥和石锦标计划刺杀马新贻。马新贻护卫很多，又常在官袍下穿铁甲，寻常兵器无法刺穿。张文祥为了报仇，在家苦练刺杀之术，每日用数层牛皮绑在一起，蒙上铁片，再用匕首练习穿刺。经过多年训练，他终于能一刀刺穿甲胄，才实施了此次复仇。

《刺马》的故事非常精彩，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文人雅士，甚至现代文艺青年，都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乐趣。对于大众而言，《刺马》的故事起于兄弟结义，终于兄弟背叛，开头让人想起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尾让人想起瓦岗寨兄弟反目，正是民谚“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在晚清的精彩演绎。

山寨招安后遭官府谋害的情节，令大众想起梁山好汉的悲剧下场。马新贻与兄弟因美人而反目，又使刺马故事兼有背义、反叛、复仇、艳情等深受大众喜闻的元素。特别是马新贻之死，与《铡美案》中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下场一般，回应了中国民间朴素的正义观与因果报应之说。《刺马》故事集齐了古代话本、传奇中的诸多要素，是中国话本、戏剧中难得的佳作，实非大宗师不办。

对于官僚士绅而言，这个故事涉及乱世中结社自保的流民，见色起意的无良官僚，足以激起他们对心性修为、治世方略的思考。对现代文艺青年来说，这个故事讲述了在命如草芥的乱世，人的兽性和欲望被加倍放大之后，各种欲望纠缠产生的悲剧。那种压抑、迷失，在兽性和人性的挣扎中偶尔一过的良知，夹杂官场、战场明暗斗争的惊心动魄，其文本的巨大张力，几乎达到了世界名著的层次。

看完这个故事，不但可以思考在秩序崩溃之后，在理性与欲望之间纠结的兄弟之情，感慨雄性之间的竞争和妒忌，甚至还可以思考曹妻这位女性在杀人如麻的官、匪中的生活经历，感叹她的意乱情迷、彻夜不眠，她的长吁短叹与艰难抉择。

所以《刺马》故事诞生后，在民间流传极广，经久不衰，在现代还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剧，就文本的杰出来说，堪称中国版的《乱世佳人》。

这个故事的源头，应该就是张文祥最初的供状，只是将张文祥之妻改作曹二虎之妻。该故事虽然精彩，却不符合史实，编故事的人只考虑情节对读者的煽动力，却忽略了将故事线索与真实的历史进程严丝合缝。

通过一系列戏剧、评书传播，普通民众乃至中下层官僚都同情张文祥，厌恶马新贻。汹涌的民意，逼迫朝廷放弃对刺马案的深究。当大众都认定马新贻罪恶滔天，朝廷再反复查案、抓人，就成了为奸贼张目了。

刺马案有好几个嫌疑人，个个惊天动地

马新贻与曾国藩关系极好，认为曾国藩杀了马新贻，是坊间对当时史实不够清晰，以讹传讹之故。传闻中的另一嫌疑人丁日昌，细究史料，其实与马新贻亦无实质矛盾。杀马新贻的凶手另有其人。

《投名状》背后的真实历史

丁日昌杀了马新贻？

正因如此，刺马案未能继续深究，真凶和幕后主使究竟为何人？后世只能根据结案时所述案情的疑点，根据各方利益进行推测。因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流传，后人也只能推测，且很多推测并不符合逻辑。

根据谁是最大受益者，谁就是凶手的原则，今人多猜测刺马案主谋是曾国藩，然在当时最受猜疑的，却是江苏巡抚丁日昌。

刺马案尚在初审时，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就在一封奏折中，揭发刺马案主谋是丁日昌。参与审理刺马案的袁保庆，同样支持丁日昌谋害马新贻的说法。据说王家璧的奏折一上，京中士大夫多“从而和之”。

丁日昌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按照王家璧的奏折，起因是马新贻办了丁日昌公子杀人案。

丁日昌的公子涉嫌杀人，事在同治八年（1869）十月。丁日昌一个出了五服的远房族人丁炳，回原籍时路过苏州，前来拜会丁日昌。丁日昌在外勘察水灾，不在苏州，丁炳就带了随从在青楼寻欢作乐。因为争风吃醋，丁炳与水勇徐有得发生冲突，前来巡查的游击薛荫櫋（mián）为了攀附丁日昌，以“滋事”为名棍责徐有得，因为下手太狠，徐有得回去后因伤暴卒，闹出了命案。

为了平息物议，丁日昌抢先向朝廷请罪，奏请将丁炳和薛荫櫋革职。清廷同意将丁、薛二人革职，但仍命令马新贻彻查此案。马新贻审案期间，民间风传案发当日，丁日昌的侄子监生丁继祖也在现场，只是闹起来时先跑了，随后又传丁日昌的公子，即将分发知府的丁惠衡也参与了冶游。甚至还有传闻说，丁惠衡与一个富商子弟争风吃醋，下手打死了对方。

丁日昌逼不得已，上奏将丁继祖和丁惠衡一同斥革，同时自请“失察”之罪。丁日昌甚至对外宣称，他已准备行家法打死丁惠衡，只是丁惠衡提前逃离了丁府。

王家璧在奏折中说，他远在陕西都听到了丁日昌纵子为非作歹的事情。根据他查访的消息，丁日昌为了儿子逃脱命案曾向马新贻请托。因马新贻拒绝了他的请托，丁日昌生了报复之心，于是策划刺杀马新贻。

王家璧的说法并不可靠，根据郑敦谨的调查，丁氏族人涉嫌参与谋害水勇一事，丁日昌在马新贻接手案件前已自请有罪。马新贻接手命案后，从未传讯丁惠衡，他根据证人的供词认定，丁惠衡与命案无关。只是亲随范贵涉事其中，因此丁惠衡有疏于管教的责任，应交部议处。

豪门恶少打死人后，令亲随、族人顶罪在旧时并不鲜见，丁惠衡未必与命案无关。马新贻既未传讯丁惠衡，事后又认定他不在命案现场，明显有回护包庇之意。

丁日昌在马新贻审理案件之前，先行举报了自己的儿子，在马新贻接手案件后，他自请将儿子革职，这比马新贻判决的交部议处还要严重。从情理上看，他没有向马新贻请托的必要。加上马新贻对丁惠衡颇有回护，丁日昌不应仇恨马新贻，更不会铤而走险杀人，丁日昌的杀人动机不成立。

丁日昌去官另有内情

值得一提的是，马新贻的兄弟马新佑长期为兄长鸣冤，他在进京伏阙喊冤时求见了李鸿章。马新佑对李鸿章说，他扶乩请仙得到启示，兄长的案子当是同城大官主使，具体是谁不知，但不是丁日昌。

丁日昌背上谋害马新贻的骂名后心灰意冷，加上母亲去世，他就辞官回到故里，隐居了几年。李鸿章不断劝他出来做事，他也屡屡推辞。

据李鸿章推断，朝中大臣之所以借口丁日昌涉嫌刺马而大加挞伐，其因在于他乃是胥吏出身的“浊流”。丁日昌平日醉心工程技术，又热衷洋务，朝中文官多耻于与“匠户”同朝为官。加上他为政操切苛严，得罪了很多官员。

至于王家璧，李鸿章根据他先攻击丁日昌，后攻击刘铭传，猜测他是因为与湘淮集团的恩怨挟私报复。

丁日昌隐居在家，终日郁郁寡欢，也不出言辩解，直到光绪年间再度复出，他才对人说，自己在上海任职时，撤了王家璧兄弟的差使，两家因此结仇。慈禧太后在接见丁日昌时安抚他，你在江苏为官，官员都恨你，但百姓是感激你的，王家璧对你的构陷，我是不信的。

曾国藩杀了马新贻？

时人多怀疑丁日昌，后世却多疑曾国藩。关于曾国藩是刺马的主谋，有一条证据常被引用。马新佑曾言，兄长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前，曾入朝陛见皇帝和太后，多次到养心殿向慈禧太后请安。马新贻最后一次陛见慈禧出来，惊恐万分，大汗淋漓，连朝服都湿透了。离京赴金陵前，马新贻曾对家人说，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身有不测，家里人千万要忍气吞声，不要到京里告状，如此方可自保。

后之论者因为已先存有曾国藩谋刺马新贻的想法，马新佑的话就理所当然被做出如下解读：慈禧太后让马新贻就任两江总督，是为了肃清曾国藩在两江的势力，谋划除去曾国藩。马新贻知道对付曾国藩兹事体大，搞不好就要掉脑袋，所以提前留下遗言，万一自己被曾国藩杀害，兄弟们千万不要喊冤，免得被势力雄大的曾国藩诛灭。

那慈禧太后让马新贻怎么对付曾国藩呢？

一般推测，曾国藩兄弟打下天京，洗劫了洪秀全留下的金山银海，慈禧对此非常恼怒，让马新贻查找湘军私吞太平天国圣库的证据，一旦找到证据，就会出手对付曾国藩。

还有人推测，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提拔孙衣言、袁保庆等人，打乱了曾国藩在两江的人事布置。因为马新贻试图替朝廷从湘军手中夺回对两江的控制，所以遭到曾国藩谋杀。

这种推测看似有理，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前文已多次分析，曾国藩没有久任两江总督的打算，他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什么官都不想做。

平定太平天国，乃开清以来人臣所立第一功，勋业比康熙年平定三藩犹胜几许。若能在打下天京后辞官归隐，他毕生的事功将完美无缺，反倒继续做官，做得越多，错得越多，有很大可能晚节不保。正因天京之役后，曾国藩继续做官，才有“剿捻无功”和“天津卖国”两个污点，极大地折损了他的威望。

曾国藩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求阙（缺）斋”，他推崇的人生状态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又怎么会眷恋两江总督之位呢？离任两江总督后，他出任的是比两江总督名位更高的直隶总督，就算从求权势的角度，他也不当有回任两江的想法。更何况，对他来说，只有回到老家休养，安全才能得到保证，只是朝廷一直不肯放他回籍，强行让他做总督。

曾国藩剿捻无功，由李鸿章代替时，他即上奏要求革去自己一切职务乃至爵位，只以闲散人员的身份留在军中帮弟子做事。为什么要留在军中呢？他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说，如果辞去一切官职，他要么回老家归隐，要么去京城养病，但都有不妥之处。回老家归隐林泉，自己权威太高，很难处理和地方官的关系，搞不好步步荆棘；在京城养病，又怕引起京城士大夫的谤议。

实际上，他有两个担忧没有说出来，朝廷不敢放他回家，怕纵虎归山；他自己不敢进京，怕从此身不由己。

但李鸿章希望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为自己筹饷，曾国藩却不给门生颜面，反复上折力辞。这是不是惺惺作态呢？从李鸿章的反应来看应该不是。

因为朝廷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师，令曾国藩回任两江后，曾国藩赖在李鸿章的营中不走。李鸿章既怕两江无人筹措粮饷，又怕老师在营中自己无法施展，便反复劝说老师回任，曾国藩不为所动。

根据刘体仁在《异辞录》里的说法，李鸿章最后用了强硬的手段挤兑老师，把钦差大臣的关防交给老师，声称老师在营，弟子不得不一切听命老师，那就只能把朝廷关防移交老师了。

李鸿章的这种挤兑很失礼，也很无赖，可惜曾国藩八风不动，仍然赖着不走。营中诸将帅误会曾国藩是眷恋名位，贪图钦差大臣名头高于总督才不走，于是纷纷跑来给他找台阶下。

他们对曾国藩说，乾隆皇帝时，遇到大战，前线由钦差大臣统兵，后方由大学士主持后勤，可见后勤大臣的名位，与前锋的钦差一般无二，如今老帅回任两江总理后勤，正与此相同。

曾国藩得了这个台阶仍然不走，可见他完全不是贪恋权位，就是为了趁机把自己变成闲散官员。最后李鸿章对曾氏说，老师您名望如此之高，就算抗旨不回两江，朝廷也不敢对老师用强。只是九帅曾国荃近日连吃败仗，老师如此强硬对抗朝廷，难道不怕朝廷借口战败针对九帅？曾国藩听了这话才幡然醒悟，启程回任两江。

马新贻遇刺，朝廷再次让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仍然反复请辞。李鸿章多次写信劝老师回两江，说两江形势极其复杂，一般人根本弹压不住，马新贻遇刺就是明证，只有老师这样的勋臣才能稳住两江。曾国藩力辞之后，朝中主事的大臣纷纷致信李鸿章，让他设法把曾国藩劝去两江上任。

后世论者以为曾国藩想要久任两江总督一职，是混淆了曾国藩个人的利益和湘军的利益。

湘军被裁撤后，很多兵勇没回湖南老家，而是留在江南生活，尤其金陵在战争中惨遭摧残，人口稀少，被裁撤的湘军兵勇占了金陵房屋，留在城中营生。他们希望老帅曾国藩永远待在金陵，庇护他们的利益，曾国藩个人却想离任求得解脱，他和湘军兵勇的利益并不一致。

他裁撤湘军，实质上是为保全个人安危，出卖了湖湘子弟。

至于说慈禧让马新贻查访圣库中“金山银海”的下落，就属于无稽之谈，这在前文已有论证。值得重提的是，朝廷若欲诛杀曾国藩，关键不在有无罪名，而在朝廷有无镇压湘淮军的决心与能力。如果不敢彻底镇压湘淮军，曾国藩无论罪名多大，慈禧都不敢杀他的头。

如果慈禧做好了镇压湘淮军的准备，让马新贻去查曾国藩的罪状就是多此一举，“莫须有”又有何不可？就算要给天下人一个说法，“肃党”的罪名重提便是。曾国藩是实打实的 “肃党”，朝廷也未曾因此动他，反而为他弥缝，说他不是“肃党”。因此马新贻担负查访曾国藩的罪名一说，基本站不住脚。

曾国藩奉命查办刺马案后的反常行为，反而证明他与此案无关。假使张文祥刺马是出于曾国藩的谋划，以湘军势力之大，定会为张文祥安排接应，保护他脱身，或者第一时间杀人灭口，不留下任何罪证。就算曾国藩一时失算，未能妥当安排，导致张文祥被抓，曾国藩首先要做的，是将张文祥杀死在监狱里，免得事情败露。

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后，一再拖延，任由其他大臣审讯张文祥。难道他对张文祥这个死士如此放心，认为就算把他交给酷吏“熬”上几个月，也不会吐露半点真相？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死士，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曾国藩不在第一时间掌控局面，难道真的敢赌朝廷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慈禧如果真怀疑曾国藩，就不会让曾国藩主持刺马案，哪怕慈禧受了惊吓，决心和曾国藩妥协，也必须掌握案情真相，拿到把柄，才有和臣下进一步博弈的可能。慈禧派来协助曾国藩查案的大臣，是刑部尚书郑敦谨。郑敦谨是湖南人，乃是曾国藩的旧识，如果曾国藩有重大嫌疑，就不应该派出郑敦谨。

参与审案的孙衣言曾言，他多次提议对张文祥刑讯逼供，但无论张之万，还是曾国藩、郑敦谨都不同意。这是后世怀疑曾国藩的一条重要理由，人们认为，正因为张文祥是曾国藩的人，所以曾国藩不准对他用刑，怕他受刑不过，吐露真相。可是，如若曾国藩真是指使张文祥的幕后黑手，他应该第一时间批准对张文祥用刑，而且一定要安排行刑的人下死手，瞬间让张文祥毙命，断绝一切后患。

曾国藩不肯对张文祥用刑，正是为了避嫌。张之万和他都怕张文祥受刑不过死在公堂上，无法对朝廷交代。张文祥本人未受大刑，他的子女亲友却多受刑，结案时他被判挖心凌迟，比受刑还要凄惨，他的儿子被判阉割之后发配边疆，他至死也没有咬出曾国藩。

为了论证马新贻因为出任两江，动了曾国藩的利益而遭到报复，论者常说马新贻与曾国藩关系很差，是慈禧用来制衡湘军的棋子，理由是马新贻提拔的一干人才，如孙衣言、袁保庆，都是用来替代湘军势力的。

倘严较史实，这种说法基于一个认知错误，误把湘军集团等同于百分百由湖南人组成的集团。其实，湘军集团中有很多骨干并不是湖南人，如阎敬铭山西人，李孟群河南人，丁日昌广东人，陈宝箴、梅启照江西人，沈葆桢、郭伯萌福建人，严树森、鲍超四川人。马新贻虽是山东人，但他亦隶属湘军，正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湘淮集团，慈禧才会选择马新贻来担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发迹于安徽，与曾国藩、李鸿章相从甚密。

他是李鸿章的同年，二人都是福济的门生。他在安徽办团练，长期与李鸿章父子合作，算得上李鸿章旧部。据李希霍芬回忆，他到金陵与李鸿章见面时，李鸿章就住在马新贻家中。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是马新贻师傅张印塘的儿子。马新贻的另一位恩主袁甲三亦是曾国藩的好友，袁、曾二人在京师时一同追随倭仁学习理学。袁甲三一族与曾国藩、李鸿章利害相关，他的侄孙袁世凯后来在李鸿章的庆军中发迹，接了李鸿章的衣钵。

因为常年在安徽任职，曾国藩、李续宜、唐训方都做过马新贻的上司，曾国藩很欣赏他的才干。马新贻署理安徽布政使，是经湖北巡抚、湘军大员严树森向曾国藩举荐，曾国藩与李续宜联名保举而得。

署理安徽布政使后，朝廷命令马新贻在蒙城一带办理军务，很长时间无法到省履职。他在蒙城面临苗沛霖的进攻，形势危急，曾国藩四处拨饷调兵增援，因为各处湘军都拨不出兵勇，曾国藩发信苦求上海的李鸿章派人救援马新贻，信中甚至提到“私情”二字。

马新贻在蒙城打仗，不能到省实授布政使，又兵微将寡、处处危机，曾国藩找借口上奏朝廷，调他回省城“接篆受事”，这才得到了实授。可见曾国藩对马新贻的庇护，如同对待自家子侄一般。

马新贻生平最大的战功，是跟随安徽巡抚、湘军将领唐训方镇压苗沛霖。马新贻与唐训方相交莫逆，他所纳第一个小妾，是唐训方的婢女。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请病开缺，朝廷以马新贻代曾国荃出任浙江巡抚，马新贻正式跻身封疆大吏的行列。他非常激动，一接到上谕，就与李鸿章联袂到金陵拜谢曾国藩的提携之恩。他到浙江走马上任，特意从曾国藩处要走了好几个还没大用的曾门弟子。

不但与李鸿章、曾国藩关系密切，马新贻与左宗棠的关系也很好。在浙江巡抚任上，马新贻最倚重杨昌浚、孙衣言、蒋益澧三人。杨昌浚是左宗棠的心腹，孙衣言是曾国藩的知己，蒋益澧是曾国藩、左宗棠手下大将。凡左宗棠主政浙江时参劾的官员，马一般不再提拔，遇到人事任免问题，他先提前致信左宗棠，得到许可后才进行调度。左宗棠幕中缺人，不断写信要求马新贻从浙江调人给他。

可见马新贻抚浙，与左宗棠亲自掌控浙江一般无二，他亦是湘军中的核心成员。左宗棠夸马新贻“虚怀商榷”，曾国藩夸他“遇事变通”“有过人之聪明”。

马新贻与曾左李谈笑风生

曾国藩和马新贻的书信来往很多，马新贻在浙江刻书，每有新书刻出，曾国藩必向他讨要，曾国藩把马新贻当成了他的传人之一。

清朝官场惯例，下属给上司写信，要附上手版（本），以示尊敬。曾国藩给马新贻写信说，你要经常给我写信，畅所欲言，但经常通音讯，就得略去繁琐的礼仪。礼节太周到，真诚的意思就少了，以后不要再用手版了。写信不用手版，是曾国藩对门生的特殊恩遇。

根据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的日记，我们能看到马新贻与他恩主曾国藩过从之密。

仅在这年农历二三月间，曾国藩的日记就记录了他与马新贻的多次交往。二月初五日“马榖山方伯（马新贻）新到，久谈”，二月初七日，“请万篪轩、马榖山等中饭”，二月初八日“午初出门拜万、马二方伯”。四天之中，两人见面了三次。农历七月，曾国藩在初八、初九、十一日、二十二日，都给马新贻写了信。十二月，曾国藩在初三、初五两天都与他“久坐”“久谈”，初六特意请他用了午饭。像这种连续数日久谈，一起用饭，是曾国藩最亲近的门生才有的待遇。

最特别的是，马新贻赴两江总督任上时，因为他在浙江没有领兵，又不爱任用私人，曾国藩特意给他送去了巡捕郑兴仪和四名供使唤的侍卫。如果用阴谋论来说，这是曾国藩在马新贻身边埋下了钉子，但略去阴谋论，只有至亲之人，才会赠送、接受贴身侍卫，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马新贻在两江总督任上，最信任一文一武，文则孙衣言，武则袁保庆。因为审刺马案时，孙衣言和袁保庆均不同意在奏结上署名，事后孙衣言又到处喊冤，后人多以为马新贻用孙、袁取代了湘军之人，得罪了曾国藩。但实际上，孙衣言是曾国藩的至交，湘军幕僚之一，他虽不同意曾国藩对刺马案的处理，但和曾国藩本人并无芥蒂。曾国藩去世后，孙衣言还写了一副赞誉极高的祭文，感叹曾国藩有大志未酬，被湘军将领们称为最知曾国藩心曲之人。

孙只是怀疑马新贻案另有主使，甚至怀疑过一些湘军将领，却未曾怀疑曾国藩，他至始至终都是曾国藩的心腹。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与湘淮军交往更深，因为他的叔父袁甲三本就是总督，他无须拜入曾国藩门下，但他实质上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部属。他的嗣子袁世凯后来在李鸿章麾下的庆军任职，因为嗣父和李鸿章的私谊而得大用。

袁保庆与庆军统领吴长庆结义为盟兄弟，吴长庆原本是合肥东乡团练，因曾国藩的提拔得立庆字营，在援护时被划拨给李鸿章，成为淮军大将。如果袁保庆是马新贻用来替代湘淮军的“外人”，李鸿章就不可能重用他的子侄。

马新贻即湘淮系统之一员

由此可见，马新贻主政两江，多用曾、左、李旧人，实与曾国藩、李鸿章主政两江并无区别，曾国藩犯不着派人杀他，何况以曾国藩之老谋深算，要搞掉马新贻，尚有很多干净的办法。

本文节选自周禄丰《平天下：曾国藩的暮年雄心》

来源：文史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