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始末

一 张学良的烦恼

1936年，此时北方共有四伙人，分别是红军、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有必要对这四个群体进行简单的介绍，便于大家理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先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已经和叫花子差不多了，衣衫褴褛，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毛教员不得不向徐海东借钱渡过难关，还专门打了借条“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的组织性极强，雪中送炭，毫不犹豫就给了中央红军5000大洋，让毛念了徐一辈子的好。

中央红军狼狈不堪，看起来谁都可以欺负下，张学良就是这样想的，当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时，东北军觉得痛打落水狗的时机到了，非常冲动，对着中央红军一顿猛冲，还没回过神来，就被这群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干掉了两个师和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都被打死了，团长被俘。

在边上围观的阎锡山和杨虎城看懂了，红军虽然人数少装备差，但这些人经过万里长征的洗礼，无论军事素养还是身体素质，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英，这样的队伍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战斗力极强，绝对不是地方军阀部队惹的起的，于是纷纷派人和红军聊上了，很快就形成共识，互不侵犯，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

可怜的张学良被揍的晕头转向，当然也懂了，明白红军惹不起，赶紧派人和周恩来联系上了，表示先前都是误会，以后我们不做敌人，要做朋友，1936年4月，张偷偷来到延安，与周恩来和李克强见面，气氛是愉快的，成果是丰硕的，双方确定了合作的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还建立了联系的秘密电台，保证随时沟通，张的代号叫李毅。

对待朋友，富家少爷张是非常大方的，在东北军一点都不宽裕的情况下，赠送给红军大量急缺物资，比如衣服药品和大洋，帮了红军很大的忙，当时邓小平身患重病，但是没有药品，眼看就不行了，幸亏张的医药援助及时，救了邓小平一命，差一点点，历史可能就要重新书写。中国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群体，后来张的形象总是比较正面，这些事情也是因素之一吧。

见面就火拼，然后立即雪中送炭，张学良对红军的态度峰回路转，让人猝不及防，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荣获张跑跑的光荣称号，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连斧头帮帮主王亚樵都威胁要搞死他，国内呆不下去了，张只得跑到欧洲避避风头，下定决心把毒瘾给戒了，顺便和墨索里尼还有希特勒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学习了他们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被法西斯顺利洗脑，接受了乱世必须要独裁的理念，回国后和大哥蒋介石一顿交流，展示了欧洲行的学习心得——只有独裁才能救中国，表示坚决支持大哥搞独裁，让蒋一顿狂喜，给义弟安排了重要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

大家比较熟悉的反围剿都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事情，实际上当时全国所有苏区都在被围剿，北大毕业生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也一样面临这个处境。张国焘虽然比毛教员差太远，但也是一个枭雄，何况手下还有徐向前这样的大将，打张学良是绰绰有余，东北军被打的丢盔卸甲，明显干不过红军。

看张如此不争气，蒋只得给张换了个轻松点的工作，派张到西北，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的西北红军，实力比鄂豫皖苏区要弱，顺便让张制衡下杨虎城的西北军和新崛起的马家军。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25年10月，张刚刚到西北上任，就碰到了毛教员率领的中央红军，然后又被打了，张郁闷之极，想说理都找不到地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东北军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背井离乡，军人的家属是跟随部队一起行动的，每个军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东北军连连吃败仗，损兵折将，每死一个人，就有一个家庭失去依靠，这些家属肯定要上访，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最后都要闹到张学良这里，让张脑袋一直处于肿大的状态。

当领导太难了，抚恤需要钱，可是东北军每次都打败仗，让老蒋很生气，蒋生气就不想给钱，即使给也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压根就不够安抚家属，大家越来越冲动，张的总司令位置就像个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

除此之外，张还面临东北军内部的压力。

但凡一个大点的组织，都会面临权力争斗，可以大致分为元老派和少壮派，元老派就是早期加入组织的那伙人，已经过了奋斗期，一般身居高位，希望稳定；少壮派年富力强，属于组织的中坚力量，在组织内地位比较低下，迫切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升，比较冲动。

如果组织的创始人在，因为德高望重，一般都能摆平两支力量，让组织保持和谐，如果组织的领导人是继承而来，或者缺乏足够威信，一般都会引发剧烈的权力争斗。

裕仁当上日本天皇，就面临这个问题，元老派占据朝堂重要岗位，掌控权力，这帮人希望稳定，瞧不起小屁孩裕仁，于是裕仁团结希望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底层军官，架空了前朝留下的老臣，形成日军以下克上的奇观，不过是权力争斗而已。

看看你们单位，年轻人和老人的关系，是不是这样？

东北军也面临这个问题，高级干部都是张作霖时代的老人，资格老架子足，张学良根本指挥不动，很伤脑筋；东北军的下层军官觉得这些老家伙占着茅坑不拉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随时想搞事，本来两伙人地位悬殊，但少壮派要求进步的想法正好满足张学良遏制元老派的需求，于是张学良拉偏架，偏袒少壮派，两伙人居然斗得旗鼓相当，张在边上笑呵呵的看着，算是苦中作乐。

内部不稳，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再加上全国人民的唾骂，让东北军极其厌恶内战，面临残酷的现实，张的心态变了，法西斯被他丢到一边了，他不再支持大哥搞独裁，他要抗战，他要去打日本人，他要带领东北军全体兄弟堂堂正正当回中国人！谁打日本人就是他张大少的朋友，就这么地，张和中共在陕北成了朋友，和睦共处起来。

杨虎城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大将，在中原大战时，看到形势不妙，当机立断表示效忠蒋校长，瞅空占了西安城，从此就在这一带过上了，他的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能在这个乱世生存下去，当个草头王足够，由于势力比较小，所以他本着把朋友搞的多多的心态，谁都不得罪，游走在东北军、红军和蒋介石的边缘，艰难的生存。

既然杨虎城不敢反共，中共也没和他客气，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卧底，包括西北军的宣传阵地——“西北文化日报”总编兼秘书宋绮云，著名的小萝卜头宋振云他爸，连杨的老婆谢葆真都是中共党员，其实不止是他，中共的情报工作一直非常出色，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基本对中共单向透明，西北王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也是中共党员，这也是彭帅以区区兵力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周旋无虞的秘诀之一。

阎锡山是典型的地主老财，尤其在目睹了东北军被红军一顿胖揍后，压根就不敢找红军的麻烦，只要红军不来找他，就要烧高香了。

二 兵谏蒋介石

无论真情还是假意，蒋介石都是必须要抗日的，这是他当领袖的民意基础，也是国民政府合法性的保证。

关于抗日，蒋有自己的一整套想法，日本陆海空三军都远远强于中国，一旦全面开战，沿江沿海地区肯定守不住，只能往内地跑，和日本人在山区玩运动战，本着打不赢就跑的精神，死死的拖住日军，就是不投降，等待世界局势变化。

派遣军队作战，必须要有基地后勤的支持，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能少，在蒋的设想中，抗日基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南方以云贵川为核心，云南是大后方；北方以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蒋采用天才谋士杨永泰“驱狼吞虎”的计策，通过追击中央红军，拿下贵州，渗透云南，顺利把川军“国有化”，南方的抗日基地已经基本准备就绪，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把目光转向了北方。

1936年10月以后，蒋经常飞到洛阳和西安，叫上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以聚餐为手段，以谈心为目的，开展谈心谈话活动，给他们打精神鸡血，希望他们能提升工作积极性，勇敢的向红军进攻，完成歼灭红军的年度KPI任务。

无论蒋怎么做思想工作，三个人的脑袋都摇的跟拨浪鼓似的，异口同声表示，希望蒋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蒋很生气，但还没有彻底暴走，蒋一般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暴走，说好吧，既然你阎锡山想抗日，那就给你这个机会，快去吧。

阎锡山没办法，牛皮都吹出来了，也不能随便缩回去，派出手下大将傅作义，在绥远和日本人扶持的内蒙古汉奸--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干了一架，把对方打的屁滚尿流，这就是著名的“绥远大捷”。阎锡山的地盘和绥远接壤，有伪军可以打，也算为抗日出了一份力，在老蒋面前也能交差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他们的地盘上没有日本人，也没有伪军，只有共产党，蒋的剿共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就想紧箍咒一样，让这两人异常难受，但毫无办法。

蒋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电报没有效果的时候，他又亲自出马了，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带领少量随从来到西安，亲自督战，住在西安以东三十公里一个叫华清池的地方。

西北可是军阀的地盘，蒋和军阀经常打的你死我活，何况当下蒋和东北军还有西北军的关系都很僵，为何他如此大胆，难道他狂放不羁只爱冒险？或者想深入虎穴偷一只小老虎出来？作为军阀中的霸王，老奸巨猾的蒋肯定没有这么幼稚，因为他有绝对把握不会有事。

西安是杨虎城的地盘，蒋和他没什么交情，更谈不上放心，所以蒋将行营设在了西安城外的华清池，城外是东北军的地盘。

张学良是蒋的结拜弟弟，虽然蒋一生结拜过很多个兄弟，最后这些兄弟几乎都被他出卖了，但在蒋的心中，张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没有经历过风霜的洗礼，不知道世间的险恶，性格直爽，哥们义气十足，很容易被掌握，何况，蒋的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戴笠的军统，根据戴笠的情报，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没有异动，没有任何消息显示会对蒋不利。根据这些，蒋大摇大摆就来了。

简单说下军统的来历，从1929年开始，老蒋陷入了对中统深深的怀疑，原因很简单，连续几次针对红军的绝密行动都扑空了，很明显是走漏了消息，让蒋不得不怀疑情报部门中统被渗透了，当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龙潭三杰暴露，让蒋恍然大悟，敢情中统老大徐恩曾的秘书都是共党，不失败才是怪事了。

蒋下定决心另起炉灶，再搞一个情报部门，蒋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戴笠，4.12反革命事变时，戴笠坚定站在蒋这边，毫不顾忌同僚鄙视的眼光，向蒋检举了20几个队友共产党员的身份，让蒋看到他的忠心，要知道，那个时候何应钦都害怕了，收拾包袱准备跑路，担心清党引起兵变；何况戴笠还有一个秘密技能，只要被他看过一眼的人，哪怕过个20年，他都能一眼就认出来，并且一口叫出对方的名字，这种人简直就是天生的特务，被蒋识别出来放在了军统头头的位置上。

戴笠也没让蒋失望，在特务岗位上干的风生水起，什么杀汉奸，打日本人，破坏中共情报工作网，在蒋没有出手的情况下，就通过分化拉拢的办法瓦解了“两广事变”，两广30万大军还没有出家门就灰灰湮灭，出色的业绩让老蒋沾沾自喜，顿时觉得自己慧眼识英才。

此时戴笠已经组建西北情报工作网，根据当地工作站的特务汇报，委员长此行没有任何危险，老蒋此时对军统是非常信任的，没多想就来了。

然后就和张学良吵起来了，还天天吵，蒋开始还和颜悦色，时间长了脾气就爆出来了，告诉张要么剿共，要么让开，东北军去福建，西北军到安徽，让中央军来干这个活。

看在大哥的份上，张大少爷开始还捏着鼻子，轻声细语的解释，等蒋发脾气以后，张也受不了了，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情绪激动起来，嗓门也大起来了，眼泪都流出来了，表示如果不怎么怎么样，那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蒋极度生气的时候，有打嘴巴的习惯，宋子文被他打过，戴笠也被他拿鞋底抽过，蒋和手下高级干部的沟通方式实在令人一言难尽，整个就是一黑社会，看张说话如此没大没小，蒋一下子就爆发了，但没敢打张的嘴巴子，看来心里还是有杆秤，知道谁能打谁不能打，要是蒋打了张的嘴巴，以张的性格，估计当时就会送蒋上西天。

蒋觉得小弟被共党迷惑了，不听指挥，张觉得大哥不体谅自己的难处，非要把自己往绝路上逼，两个人已经彻底谈崩了，处于决裂的边缘。

导火索马上就出现了，1936年12月11日，蒋在没有和张商量的情况下，宣布中央军将领出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这摆明是要夺张杨的兵权。

事情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张杨得知消息后非常冲动，在没有通知任何第三方的情况下，决定兵谏蒋介石。

两人分工明确，杨虎城负责解决城内的中央军队伍，张学良负责抓蒋介石，12月12日凌晨开始行动，跟着蒋介石的团队倒了大霉，国民党元老邵元冲企图跳窗逃跑被杀，蒋介石的侄孙蒋孝先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极品人渣，这小子特别喜欢镇压学生运动，杀起学生特别狠，张学良看不过去公开骂过他，但这小子仗着和蒋介石的关系，嚣张跋扈，谁都不放在眼里，碰到人就想欺负一下，让东北军上下恨的牙根都痒痒，事变当晚，这小子落到了东北军手里，士兵们生怕夜长梦多，直接拖到菜地枪毙了，也算死得其所。

蒋介石很狼狈，听到枪响之后，经验丰富的他当机立断决定跑路，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在西北寒冷的冬夜，穿着睡衣光着脚丫上窜下跳，导致牙齿和腰椎受伤，毕竟50岁的人了，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是有点困难，尤其是腰椎的伤，终身未愈，蒋杵根拐杖的造型就是这么来的。

三 风起云涌

蒋介石被绑架了，生死未卜！这绝对是当年最劲爆的新闻，迅速登上了各大报纸和电台的头版头条，滚动刊发和播放。

张学良的心里很有底气，全国上下不都要求团结抗日吗？蒋介石天天吵吵“攘外必先安内”，劳资现在把这小子抓起来了，逼他抗日，顺应民意就是这么回事吧，这次全国的父老乡亲都不会骂我了吧，都要给我疯狂点赞吧。

想象中山崩海啸似的鲜花和掌声并没有出现，铺天盖地的指责倒是迎面而来，彻底把张大少整懵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就是尊卑有序，以下犯上属于典型的大忌，张的行为在道义上就落了下风，何况中日必有一战已经成为国人共识，在强敌面前，国人更加需要的是团结，虽然蒋有很多缺点，但放眼全国，实在难以找出和他比肩的第二人，事变消息传出来后，知识分子纷纷跳出来，谴责张杨，表示“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

各路军阀比如李宗仁、阎锡山，这些老滑头平日里言辞激烈，恨不得把老蒋做成刺身给吃了，但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纷纷和张杨划清界限，表示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和我们无关，阎锡山更缺德，还给张杨发了一封电报，结尾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举动”，来了个落井下石，让张的心里无数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虽然被这些小人摆了一道，张的心理并不是很慌，他还有一个强力外援——苏联，蒋介石可是中共的死敌，苏联一定会支持自己的。

令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表示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还专门派专员到南京当面解释，这件事情苏联不知情，和苏联没一毛钱关系，和张彻底划清了界限。

斯大林作为一个只信奉拳头和利益的人，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经过深入思考的，原因也不复杂，当时德国希特勒已经上台，甩开膀子发展军备，很明显不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欧洲战争的气味越来越重，斯大林需要在欧洲集中重兵防范，实在没有太多的精力对付远东的日本人了，用中国拖住日本，是苏联的最优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无疑是最佳合作对象。

整个抗战期间，苏联援助国民党大量金钱和装备，并不是为了做善事，主要目的就是把日本人死死的拖在中国，为了表示诚意，西安事变解决之后，1937年，斯大林把蒋经国放了回来，蒋介石终于见到了阔别了12年之久的亲儿子，还有那个漂亮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

张学良终于慌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当了一只出头鸟，没想到遭到千人指责，万人唾骂，他只能把乞求的目光转向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中国共产党。

得到事变的消息后，整个陕北根据地就跟过年似的，大家非常兴奋，非常冲动，连沉稳的朱老总都主张，把蒋介石这个祸害给杀了，朱老总代表了共产党人的主流意见，也好理解，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有多少共产党人死在了蒋的手里？双方的仇恨比山高比海深，现在蒋落在了盟友手里，想干掉他是人之常情。

周恩来有不同的看法，周是我党特科创始人，国共情报工作的祖师爷，大家很容易把情报工作和刀光剑影联想在一起，主要是受到影视剧和书本的一些影响，其实情报工作的本质是人际关系，真正的情报大师就跟蜘蛛一样，编制了一张人际关系的大网，和三教九流都能联系上，网络任何一点的动静可以被感知，只有洞悉人性的专家才能胜任，周就是这种人，既可以上马杀贼，也可以君子温润如玉，这样的人特别沉的住气，周当时表示，中共先不要表明态度，等等看再说。

12月14日，张学良的求救电报来了，要求红军赶紧派部队，国民党中央军冲过来了，还特别表示，要周恩来赶紧到西安，共同商议对策，已经慌的不行了。

国民党中央军为何会进攻张学良呢？难道他们就不担心老蒋的死活吗？

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需要把时间拨回到两天前，发生事变的当天。

当南京知道这个消息后，顿时乱成一团，具体来说，分成了两伙人，一伙以宋美龄、孔祥熙等蒋的亲戚为主，他们主张和平解决；另一伙人以何应钦为主，主张武力营救，这伙人人多势众，呼声最高。

这也不难理解，蒋的这些亲戚就是民国四大家族，蒋一人得道，他们就鸡犬升天，依靠蒋的权力，搜刮无数民脂民膏，积累起天量财富，蒋就是他们的靠山，如果这个靠山倒了，他们随时可能被清算，可能小命都保不住，所以强烈呼吁和平解决事变，保住蒋的性命，保住自家的富贵。

另一伙人以何应钦为代表，当年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何应钦是战术总教官，何是标准的黄埔系二号人物，男人嘛，总是有野心的，在何的内心，一直没觉得蒋有多厉害，总觉得自己不比他差，如果让自己上，可能干的还更好，抱着这种心态，何已经不是第一次反蒋了，第一次在1927年北伐时期，蒋在徐州被孙传芳打败后，何于桂系一起将老蒋赶下台，才有了蒋抱得宋美人归的往事。

此次眼瞅着蒋已经危在旦夕，如果再加一把劲，把蒋送上西天，国民党老大的位置非他莫属了。何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异想天开，他是有群众基础的，对于国军黄埔系的将领来说，蒋是领导，何也是领导，换一个领导也没什么大不了，官照做，钱照拿，很是无所谓。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就是这么想的，他和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当即拥立何应钦代理海陆空军总司令，这可是老蒋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人才，让人感慨万千，果然在官场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

两伙人在南京吵的不可开交，何坚决主张武力平叛，不然“党国威严何在”？宋美龄坚决反对，主张和平解决，表示“子弹又不长眼睛”！

何应钦此刻手握军权，抱着赶紧整死老蒋的念头，发布武力讨伐的命令，原本在西北缴匪的中央军立即掉头，向西安急行军，准备武力营救蒋介石，为了达到早点搞死蒋的目的，何应钦安排轰炸机加班加点，在西安乱炸一通，希望能早点把蒋送上极乐世界。

宋美龄很清楚何应钦的坏心思，可她无力干涉国军的行动，但是何也干涉不了她营救蒋的努力，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心急如焚的宋美龄已经派遣澳大利亚人端纳到西安打探消息去了，端纳长期在中国混，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由他出面打探消息，不至于刺激到张学良。

端纳到了西安后，发现蒋介石还活着，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回了南京，宋美龄多聪明，意识到此事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动用了全部力量，迫使何应钦答应暂时停止进攻，眼看煮熟的鸭子可能飞了，何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给你们四天时间，如果搞不定此事，那就继续维护党国的威严，部队全力进攻西安。

12月20日，国民政府代表，曾经的财神爷宋子文到达西安，见到了蒋介石，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此情此景，让蒋的心都差点碎了，当着这个曾经被自己打了一巴掌的大舅子，居然嚎啕大哭，看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宋劝蒋服个软算了，保住小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蒋作为一国领袖，被手下绑架，威信扫地，如果服软出去了，那小弟们会怎么看？群众会怎么看？国际上的朋友们会怎么看？自己还怎么混？？？

必须硬起来，蒋不想做软男，果断拒绝了宋的请求，为了表示绝不屈服，蒋写了一封遗书，让宋子文带给宋美龄。

看着这头倔驴，宋子文没办法了，知道目前只有一个人可以让蒋低下头来，那就是宋美龄，英雄难过美人关，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宋子文紧急呼叫宋美龄，妹妹，赶紧来吧，把这头倔驴领回家。

四 和平解决

得知消息，宋美龄赶紧组团奔赴西安，其中包括戴笠，戴笠是抱着戴罪立功的心态来的，军统对于兵谏居然没有丝毫预警，致使领袖被抓，这是情报部门的重大失职，戴笠的渎职罪是跑不掉的了，由于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掉脑袋都是有可能的事情；下属犯错以后，态度非常重要，一定要让领导看到你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的样子，表演越逼真越好，让领导觉得你还有挽救的余地，最多将你一顿臭骂，告诫下不为例，前途不会受到影响，虽然老套，但是管用，戴笠就是这样打算的。

宋美龄的专机22日到达西安，当宋美龄款款走下飞机时，正好看到专程来迎接的张学良，两人四目相对，感慨万千，思绪已经飘到了11年前的上海滩。

1925年1月，张作霖的势力已经达到巅峰，奉军前锋已经饮马长江，大将张宗昌进入上海滩，到6月份的时候，直奉之间将爆发一场大战。

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张作霖的公子爷，24岁的英俊青年张学良抵达上海，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他认识了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奇女子——宋美龄小姐。

宋美龄是宋氏家族的三小姐，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有着江南女子秀美贤淑的外形，但内在是一颗热烈和狂野的心，大姐和二姐都嫁给了中国顶尖的男人，作为小妹她不甘人后，她对未来夫婿的要求高出天际，普通凡夫俗子压根就不能入她的法眼，可民国时期的高富帅太少了，遇见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时，她已经28岁了，依然待字闺中，顽强坚守自己的底限，哪怕当一个大龄剩女也在所不惜。

1925年6月的一个夜晚，在美国驻上海领事举行的PARTY上，在充满着暧昧和荷尔蒙的氛围中，张学良和宋美龄相遇了。

张学良年轻英俊，是标准的“官二代”，也是“富二代”，不但有钱而且还有权，从小家庭生活优越，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信且优雅，充满魅力，号称民国美男。

这样的男人，无论在多么黑暗的角落，都会光芒四射，照亮女人那一颗颗爱慕虚荣的心。

两个人都是如此优秀，两个人都是如此耀眼，当他们相遇后，立即深深被对方所吸引，他们约会了，在一个个潮湿躁动的夜晚，他们一起看电影，喝咖啡，探讨人生，谈情说爱，尽情享受美好的人生，至于有没有深入交流，这个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过往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两人的脑海中闪电般放过，如今两人一个罗敷有夫，一个使君有妇，曾经的海誓山盟只能埋藏在心底，互相欣赏也只能视而不见，张学良没有一丝怠慢宋美龄，当张失去自由以后，宋美龄也想方设法为张争取待遇，行动说明了一切。

宋美龄很快见到了蒋介石，两人关上房门，一顿叨叨，内容不为认人知，当宋美龄出来的时候，立即参与了和周恩来的和平谈判，达成停止剿共和准备抗日的一致意见，不但如此，宋还承诺把共产党从“匪”提升成为合法政党，红军也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也就产生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俗称八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以后的名字叫国民革命家陆军新编第四军，俗称新四军。

有了共识，双方领导人才能见面，在和宋美龄谈判的基础上，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

遥想当年国共合作创业时，蒋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是政治部主任，论级别，蒋是周的领导，见面以后，蒋说小周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你应该听我的嘛，跑到共产党那边瞎混什么呢？周多机灵，立即回到，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要说我了，整个红军都会听您指挥。老蒋明明知道对方在说奉承话，但心里就是很舒坦，面子也有了。

面子有了，就啥事都好说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谈判的间隙，戴笠见缝插针的溜出去见了一次蒋介石，小伙伴都要学一学，什么叫职场高手，蒋看到戴笠后，勃然大怒，立刻大吼：“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愚蠢的人此时会辩解，越辩解领导就越烦，为啥？领导此时需要的就是发泄，等发泄完了，也就没事了，下属就是领导发泄的渠道。

听到领导的怒吼，戴笠一句话不说，开始嚎啕大哭，在戴笠的哭泣声中，蒋的怒火也发泄完了，事后戴笠还到处对人肉麻的表达，见到领袖，心中感觉特别亲切，哪怕是被训斥，也值了。看看这马匹拍的。

戴笠的表现，蒋都看在了眼里，关键时刻对领导不离不弃，这样的人不提拔还提拔谁？从此，戴笠越来越得到蒋的重用。

西安事变的最大意义在于，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日全面战争做好了政治准备。仅仅凭借这件事情，张学良和杨虎城足以青史留名，即使他们的动机不是那么纯洁。

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把王明派回中国，给毛教员捣乱，增添了额外的工作量，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搞整风运动，这都是后话了。

张学良坚持送蒋回南京，这一去就是半个世纪的软禁，幸亏有宋美龄的照顾，还有绝世佳人赵四小姐的陪伴，张才得以度过漫长到令人绝望的时间，也许是不再操心那么多事情，张的寿命非常长，等蒋介石父子都死了，九十高龄的张学良终于重获自由，一直活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整整一百岁。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爆发冲突，在西安事变中积极动手的少壮派不愿坐以待毙，发动兵变，干掉了元老派领袖王以哲，引起其他元老派的不满，东北军分裂，一部分投奔中央军，一部分向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替王以哲报仇，中央军乘火打劫，坐收渔翁之利，曾经雄霸一方的东北军彻底消失。

杨虎城的部队也四分五裂，其中有一个叫王劲哉的旅长，见势不妙，带领队伍拔腿就跑，最后到达荆楚大地，在江汉平原居然还开创出了一番局面。

蒋介石对杂牌军本来就没有好感，尤其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几番流露出要干掉蒋的念头，令蒋更加厌恶他，后来把杨全家抓起来，在解放前全部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共产党员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宋振中，就是著名的小萝卜头。

何应钦在事变中的野心太过明显，老蒋内心是想搞死他的，但何是黄埔系二号人物，如果搞死了他，黄埔系有可能分裂，这是蒋不愿意看到的，对于这种人，只能以高官厚禄养起来，不给他实权，从此何就过上了混吃等死的幸福生活。

西安事变讲述完毕，是非功过大家自行评论，面对中国团结的新局面，日本人已经等不及了，抗日战争即将全面开打！

西安事变后的诡异一幕：亲手捉蒋的抗日三剑客，两个投日当了汉奸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意外事件，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通力合作，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抓住了蒋介石，使中国历史在那一天转了个大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主动陪蒋赴宁，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留。张学良被囚后，等待20万东北军的将是来自于蒋介石的清算。其中，被张学良委以重任的“抗日三剑客”——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最为危险，因为他们都是西安事变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20万东北军被迫退入关内做了“客军”。故土沦丧，上至张学良，下至东北军普通官兵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回故乡。为此，张学良戒了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花天酒地。他一扫往日的颓唐，变得精神饱满，和以前判若两人。在热河抗战中，东北军在日寇面前一败涂地，张学良认识到如今的东北军暮气太重，不堪大用。因此张学良认为想要驱逐日寇、富国强兵，就必须让东北军充满朝气。从此以后，张学良很注重发掘和吸收有抗日志向的青年。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军少壮派应运而生，其核心人物被称为“抗日三剑客”，即是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苗剑秋以及孙铭九。应德田与孙铭九、苗剑秋“一见即能倾心吐胆”，他们拥有“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和积极整顿东北军的心愿”。他们对内要求整军，对外要求张学良联共抗日，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土还乡。但三人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苗剑秋概括了他们各自的角色: “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订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

孙铭九的定位则是: “我只是一个军人，文化不高，没有水平，不能替他出谋划策、分忧解难。苗剑秋也有水平，但讲话走火得厉害，不像应德田那样深谋远虑。”可见，三人中应德田是领袖，孙铭九负责执行，苗剑秋负责宣传。以这三人为核心，张学良又建立了抗日同志会。相比于以前的东北军元从、元老，张学良对“抗日三剑客”经常委以重任。而在西安事变中，“抗日三剑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月11日晚8点，张学良、杨虎城设宴将蒋系的几十名军政要员灌醉。随后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了位于华清池的官邸。当晚10点，张学良驱车回到自己的公馆，然后叫来了当时担任卫队营营长的孙铭九：“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执行任务，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一条腿！可千万别让他跑了，千万不能让他死了。”作为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对于采取不抵抗命令的蒋介石记恨已久，早就等不及要捉拿他了。孙铭九领命后，火速回家写了一份遗嘱：“万一我回不来了，请应德田把我弟弟送到苏联去！”随后他带领百余名弟兄杀向华清池，捉拿蒋介石。

孙铭九一行杀到华清池后，立即与蒋介石的卫队交起了火。孙铭九后来回忆，蒋介石的卫队可真不是吃素的。配发武器除了轻机枪外，都是20响的连发，火力非常猛。但是孙铭九有备而来，火力更加集中，蒋介石侍卫死的死，伤的伤，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从后来的伤亡统计来看，这绝对是一场极端残酷的战斗。其中光是死亡的，就有中央委员邵元冲、宪兵二团团长杨国珍中将、宪兵三团团长杨震亚中将、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少将、边业银行西安分行经理王景樾、边业银行军代表张乃强上校、侍从秘书肖乃华中校、侍卫官蒋瑞昌少校、宪兵团附蒋垫少校、警卫队长毛裕礼中尉等卫兵17人，以及西安城宪兵、军警一百余人。死者之中，很多都是蒋介石的族人，可以说孙铭九和蒋介石已经结下了不解的仇恨。杀尽了蒋介石的侍卫后，孙铭九一行立即杀往蒋介石的住处，却发现这位委员长踪迹全无。孙铭九一模被褥，发现还是温的，肯定没跑远。孙铭九一面向张学良、杨虎城报告，一面吩咐部下：“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委员长就算钻进地缝里，也要给我抠出来！今天找不到委员长，我就完了！

天蒙蒙亮时，东北军抓到一个名叫蒋孝镇的小兵，一审问，此人是蒋介石的族侄。孙铭九劈头盖脸地问：“委员长藏哪了？不说我毙了你！”蒋孝镇年纪小，吓得舌头打结，支支吾吾地说：“是我帮助委员长翻墙逃跑的，刚刚背上半山腰就被你们捉了。”随后他指了指东北侧的小山：“委员长就藏在那里！”孙铭九一挥手，手下士兵呼啦啦地将小山围了起来。经过一番搜查，浑身颤抖的蒋介石从藏身地被揪了出来。有传言说，孙铭九见了蒋介石，磕头如捣葱。多年后孙铭九澄清：“胡说八道，都是污蔑！当时让老蒋下山他却不动弹，我记得要死，跪下一条腿转过身子，要背他下山，这怎么叫磕头作揖！而且无论干什么事也不能给他老蒋下跪磕头，我孙铭九是爱国青年，一腔热血，大是大非面前不马虎！”蒋介石被捉后，以“抗日三剑客”为首的少壮派军官皆主张杀了蒋介石：“因蒋十多年的反革命，祸国殃民，万恶滔天，无不恨入骨髓。”

然而对于蒋介石，张学良却另有打算。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12 月 24 日晨，“张召集卢广绩、黎天才、应德田等人开会，讨论 放 蒋问题( 但未提出送蒋的话) 。当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时，应德田等人都非常吃惊，说这是纵虎归山。除非中央军退出潼关，否则就不能放蒋。但是最终，张学良还是一一说服了少壮派军官。不久后，张学良搀扶着蒋介石上了飞机。周恩来闻言赶紧前往机场阻止，但追之不及。就这样，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半生都不得自由。张学良走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元老派和少壮派立即产生了分歧。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认为应该继续推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2月25日晚，张学良致电西安，要求于学忠、王以哲把陈诚等4大要员给放了。应德田认为: “扣留在这里的蒋方军政人员和飞机是副司令回来的可靠保证。”王以哲则表示: “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由此可见，张学良走后，东北军的决定权仍由元老派掌控，但是少壮派与他们的嫌隙和分歧越来越大。对于少壮派来说，他们是西安事变最直接的参与者。如果继续妥协下去，少壮派的下场恐怕要比元老派要惨得多。与此同时，张学良滞留南京不归，也让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心急如焚，因此他们多次向王以哲提出，要求打出潼关，救出张学良。然而王以哲却认为，如果兵出潼关，无异于发动新的内战，最终只会为日寇所趁，请问西安事变的意义又在哪呢？1937年2月2日，元老派和少壮派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当天，在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的指挥下，连长于文俊带领一群士兵杀入王以哲家中，将还未起床的王以哲杀死。除此之外，总部参谋处长蒋斌、副部长宋学礼等人也一同被杀。史称“二.二事件”。王以哲本是东北军和红军联系的关键人物，并且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在西北三位一体，组成了“铁三角”，而王以哲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王以哲死后，东北军迅速分化，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在日记里开心地写道：“东北军内讧，王以哲被杀，天网恢恢，天报恶者之速其如是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少壮派代表——抗日三剑客的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逃离了西安，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但在陕北，孙铭九等人的地位相当尴尬。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严厉斥责了背后指挥滋事的“抗日三剑客”这些不听劝说、不顾大局的激进分子的错误作为，并迅速带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赶往王将军家中，帮助亲属设置灵堂，慰问吊唁，安排后事。2月 4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囚禁于南京的张学良将军闻此噩耗，悲恸之余，致函于学忠道：“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不久后，“抗日三剑客”杀死王以哲的行为果然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这个事件加速了东北将领对中央军的投靠。就这样，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拆分了东北军，20多万东北军人被调往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不复再为一军。东北军撤走后，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分崩离析，杨虎城也被迫下野出国。因此周恩来将“抗日三剑客”救出西安，留他们一条命，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待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延安便更不能留孙铭九、苗剑秋和应德田三人。三人离开延安后，做了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选择。抗战开始后，孙铭九先是躲进了上海租界，随后被汪伪当局请出，当了汉奸。曾担任过山东伪保安副司令，曾利用自己的人望，招降东北军。抗战胜利后，又投降国民党，曾策划刺杀陈云。不久后，孙铭九在哈尔滨被擒，再次投降。到了2000年，昔日的“抗日青年”，时年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离世。据说远在美国的张学良深深记挂着这个老部下，当有人问他最想见谁时，张学良坦言：“我想见孙铭九。”

或许张学良有着满肚子疑问，昔日的抗日青年，为何要投日当汉奸？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与孙铭九一样，应德田也投日当了汉奸，曾任伪河南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没有怎么被追究，于1980年去世，时年80岁。1950年，我方在审查应德田投日行为时，他还很不服气，对于元老派东北军将领依然余怒未消，他说： “……这些人因为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而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迫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然而他自己却没想一想，就在他当汉奸之时，被他所看不起的广大东北军官兵正在与日军血腥厮杀，他昔日的同僚吴克仁、白凤翔都相继殉国。就这样，他还觉得自己被亏待了。而苗剑秋呢？其行踪更加诡异。他离开延安后，化装成商人，东渡去往日本，此生再未回国。明明在抗日，苗剑秋却化装去了敌国，其行为着实匪夷所思。“抗日三剑客”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却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走向。他们捉蒋有功，但投日也有罪。他们是功多还是罪多，还是交由历史来评价吧。

来源：功夫哥、网易号，天择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