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同志在党史上拥有着无可置疑的地位和权威。

他19岁留学苏联，24岁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25岁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在王稼祥的漫长革命生涯中，他的起点显然比同时代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年纪轻轻不仅是共产国际最为信赖的人选之一，而且还身居中央高层重要职务，可谓权倾一时。

但王稼祥与其他人不同，从不滥用权力给自己谋私利，只要有利于民族和人民，也绝不会拘泥于教条主义。

留学苏联之际，当他学习马列主义后明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他紧跟共产国际的步伐，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中，以王明为首的博古等人极力推崇苏联经验教条，几乎试图把苏联经验全部照搬过来，以争取中国革命的快速胜利，可在推行一系列“左倾”冒险路线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取得预想中的“速胜”，而且导致大批党员损失，革命群众暴尸街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就连临时中央都无法在上海立足。

对于这种危机的形势，王稼祥很是着急，而伴随着对毛泽东同志的逐渐深入了解，他从原来的排斥，慢慢转向对毛泽东的拥护和支持。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尤其是湘江一战后，王稼祥彻底抛弃了苏联经验教条主义，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上透出了至关重要的一票。

王稼祥的这一票有多重要呢？以至于毛泽东也不禁感叹：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要知道，在此之前，王稼祥刚进中央苏区时，他与任弼时、顾作霖三人是中央代表的“三人团”之一，中央苏区的一切大小事务基本上由他们三人说的算。长征途中，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又是领导革命的主心骨，而王稼祥与张闻天不仅是同学关系，而且还是“留苏派”的代表人物，其一言一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共产国际，如果没有王稼祥的鼎力支持，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很难大展拳脚。

而遵义会议之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领导了此后中国革命的方向，没有这个新“三人团”中国革命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和命运。

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国革命，王稼祥在中央领导核心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此时的王稼祥真真正正可谓权倾一时，没有他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无疑将会变得极为崎岖难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巨大分量的前中共领导人，在1962年时，却被勒令搬出中南海，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从权倾一时到跌入低峰？

这一切，还得从1962年的特殊国情讲起。

1962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这一年，三年大饥荒的余波尚未散去，新中国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等百业凋零，国民经济出现大衰退，不少地方的人民群众面有菜色，饥荒如同瘟疫般肆虐在中华大地。

就国际形势而言，此时的新中国也不容乐观。一方面，美帝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扬言“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整军备战，时时刻刻睁大眼睛盯着美蒋的一举一动。

另一方面，中印边境冲突持续升级，印军罔顾新中国的警告，大肆越过两国人民传统国境线，不断向中国境内蚕食，甚至最夸张的时候，就连哨所都建到了中国边境线后面。

与此同时，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在少将祖农·太也夫（俄罗斯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的挑唆下，携老扶幼大量叛逃到苏联，一个县最不可思议的时候，叛逃到只剩下百来人，边防出现大量人口空缺。

令王稼祥焦虑的还远不止如此。

此时的新中国已成为亚洲革命核心领导国家，中央冀希望通过革命输出，让全世界人民打倒列强，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不断对外输出革命，不断向世界各国提供援助。

同时，为早日跻身共产主义社会，全国推行人民公社运动，结果，人民公社的普及，不仅没能激发活力，提升生产效率，反而让不少地方闹出了饥荒。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王稼祥寝食难安。王稼祥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王稼祥目睹到这些情况，却又无力做出改变，可按下不表又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于是，他斗胆陈词向中央提出与西方国家尽可能建立关系，与苏联最大程度修复关系，与印度最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同时要减少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力度。

报道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不承想，毛主席的话被别有用心的康生给利用了。康生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结果，在康生的攻击之下，王稼祥被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他不再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因此就不得不搬离中南海。

王稼祥离开中南海后，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的精神出现高度紧张，不断呐喊：“我没罪，我没罪！”

就连他的妻子朱仲丽回忆也说：“入夜时，他仍不时地惊叫。”

王稼祥精神备受打击，可厄运并没有放过这位可怜的革命老同志一家人。

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因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尽，王稼祥被软禁，妻子朱仲丽被错误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给关押起来，一家人陷入了一段黑暗的岁月。

不过，好在多年之后，中央给王稼祥一家人平反，指出：

“建国二十多年来，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中联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门一样，执行的是中央的路线，重大决策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定的。工作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

谨以此文致敬一代老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王稼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