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平叛，指的是1959~1961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平息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作战。

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驻西藏部队奉命进行平息叛乱作战，1961年底胜利结束。

毛主席对西藏问题的高瞻远瞩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毛泽东对西藏民主改革态度一直十分慎重。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乐观。但同时又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应该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十分关心，还亲自做团结争取西藏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对达赖喇嘛更是寄予厚望，他希望通过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觉悟在西藏和平地推行各项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西藏农奴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很深成见，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十分敌视和仇恨。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1952年3月31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昭”这一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伪“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我政府请愿。4月1日晚，他们竟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我政府机关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的住所，在周围房顶上架起机枪，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破坏《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团结，以武装叛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对此，中央驻藏党政军领导干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要求：“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4月19日，张经武代表只身一人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晓以大义，迫使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销了这次武装骚乱的两个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即摄政王）的职务，用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这一政治事件，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打击，使西藏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将会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因此强烈反对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借机行动，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文的一手就是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武的一手则是在邻省挑起叛乱。1955年12月，在四川凉山地区民主改革即将展开之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唆使和策动当地部分彝、藏族奴隶主，发动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甘孜藏族自治州内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同平息武装叛乱的斗争同步展开，实行先打后改，边打边改。

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

实际上，在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康巴（指康藏高原东部、四川甘孜一带藏族地区）叛乱分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拉萨指挥着叛乱，并以大批枪支弹药援助康巴叛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下，康巴叛乱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此后，许多叛乱头目纷纷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收留，重新予以武装，继续进行非法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中央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同志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意讲到西藏问题，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过乐观，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就这样，要不要让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达赖一到印度，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就急不可待地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策反，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国外“流亡政府”，促其从事分裂活动。为策应这一行动，他们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并试图在拉萨也掀起叛乱，造成达赖留印的形势，以威胁中央在“西藏永远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他敏锐地判断出达赖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给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达赖，对他进行细心开导，同时将中央仍将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西藏不搞民主改革的决定转告了达赖。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真分析了周恩来的话，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于1957年2月15日回到西藏。西藏又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

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于是组织叛乱武装加紧发难

淳朴的藏族同胞

1957年，为贯彻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央对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行了缩编，把留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精简为1万多人。这一方针，改变了西藏处于中间状态的那部分人群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对稳定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发难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紧组织叛乱武装，成立叛乱指挥中心，并将这些活动辐射到全区各地。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1957年5月，从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汉语“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区)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大西藏共和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当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宝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

1958年4月20日，从康区窜入拉萨的武装叛匪头目和藏军、三大寺反动分子代表秘密聚会，结为同盟，将所有反动武装力量约5000人统一于“四水六岗”组织之内，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并确定了各自承担的叛乱任务。6月，康巴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带着外国训练的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窜到山南地区。6月18日，他们打着保护宗教信仰的幌子，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提出“西藏独立”、“保卫宗教”、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并企图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乱武装根据地。

西藏的叛乱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卖力的鼓动和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在其所著的《美国、西藏和中国》一书中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其管辖的关岛为叛乱武装训练了6名藏族特种军事工作人员。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自己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卫教军”一成立，即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物资援助。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暗中支持，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随后，他们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甚至长期进攻与围困我驻藏机关。解放军驻守山南泽当的守备分队和机关被围困达74天，丁青县委及驻军被围攻达90天之久。

当时，中央从大局出发，对达赖从侧面进行劝说和争取，试图将达赖从分裂势力集团里拉出来。同时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这些努力没有得到呼应。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坚持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积极进行叛国阴谋活动。到1959年春，只有120万人口的西藏，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余人，叛乱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估计，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17条协议，把西藏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在他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12月，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要有应付发生叛乱的准备。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也根据叛乱区域性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重大事务，由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具体分管。

1958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伙同帝国主义分子，唆使甘肃、青海境内一部分藏族贵族、反动宗教分子和部落头人，掀起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人员达到13万余人，叛乱地域达42万平方公里。中共青海省委在6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及军区的报告说，从各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连，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

6月24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10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地区有由局部性叛乱发展成全面性叛乱的可能，要求西藏地区党政军各部门“必须在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局部性叛乱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叛乱时，坚决平息叛乱，彻底解放西藏的劳动人民”。

为了对付西藏可能的全局性叛乱，除驻藏部队抓紧练兵，屯积粮弹，施惠于民外，中央还决定动员内地有志青年入藏屯垦，以加强在将来平叛中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195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西藏工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动员2000名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毛泽东在指示稿中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刘少奇、邓小平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很快就接到了毛泽东的批示，立即进行研究。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这一特点，中央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要求平叛部队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

1958年12月27日，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几年来平息叛乱情况和几个待解决问题的报告。作战部的这份报告说，自1955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少数民族中的上层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欺骗、诱惑、胁迫人民群众，组织武装叛乱。解放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三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

毛泽东于1959年2月19日给彭德怀写信，认为此件(即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很好，建议密发西藏工委、军区直至团级，使他们了解全局，明白方针政策。川、滇、甘、青平叛区域也应下发。他还在给这份报告的指示里强调指出：“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在毛泽东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倘若西藏反动派发动叛乱，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若干损失，但同时也会加快民主改革步伐，能够比较彻底地摧毁西藏延续千年的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让西藏人民真正获得解放。

“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毛泽东为西藏平叛、民主改革定下基调

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本来，达赖看戏是由其本人提出并经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的，但叛乱分子却公开造谣说汉人阴谋毒害达赖，蛊惑人心，并以此为借口，首先在拉萨挑起了叛乱。

3月10日上午，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俗民众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在罗布林卡门外，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被叛乱分子打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被叛乱分子当场杀害。叛乱分子还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

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招牌，宣称“同中央决裂”。他们还利用外国驻拉萨总领事的电台，乞求外国的支持。与之呼应，原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向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发放枪支弹药。得到国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谭冠三立即将这一天发生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叛乱。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事态的发展亦极为关心。

11日，中央发出《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的指示，要求西藏工委和军区作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任何反动力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若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解放军总参谋部也于这一天给军区发来指示电：“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13日，中央军委命令在青海的人民解放军第134师入藏增援。

根据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将驻拉萨的部队、地方机关单位统一组织起来，加强了防御工事，储备粮食和弹药，准备长期坚守作战。同时，西藏军区拟定了机动作战预案，作好战斗准备。

中央深知西藏叛乱不经达赖同意和支持是不可能的（事后证明中央的判断是准确的），即使如此，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央仍不放弃争取、挽救达赖的最后一次机会。

达赖喇嘛此时已被叛乱分子软禁在罗布林卡，对外的联系十分困难，但谭冠三将军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转交给达赖喇嘛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他诚恳地希望达赖早日脱离叛乱集团，迷途知返。为了保证达赖脱离叛乱集团后的生命安全问题，邓小平奉命在北京民族宫选择住所以迎达赖安居，足见中央用意之诚。

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拍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后来，达赖在其《自传》中狡猾又略带得意地声称，他给谭冠三将军的信，其目的“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以便择机逃跑，而且他对西藏工委封锁行踪，他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藉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最后“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达赖上述言行，与谭冠三将军对其挽救的一片诚意与希望相比，显得何等虚伪和狡黠。

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北武昌，西藏叛乱正式发生后，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3月12日至15日期间，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对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指示。电文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3月15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东湖石屋别墅，召来张经武、张国华谈西藏严重局势及平叛、民主改革诸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又说：“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这番话，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调。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提出的要求和警告，按预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3月17日夜间，叛国分裂分子裹胁着达赖逃离拉萨，奔向印度，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

3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与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3月19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达赖逃走和对当前情况处理意见。工委在报告中说，经过查实，达赖同一批上层反动分子已于17日晚上逃走。但目前留在拉萨的少数反动上层还没有正式公布达赖出走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继续迷惑我们，在军事上加强准备。

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我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粉碎帝国主义将西藏从中国割裂出去的阴谋，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反革命叛乱。

西藏昌都市丁青县孜珠寺。图|新华社

同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暂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在当地爱国僧俗群众积极协助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就彻底打垮了集结在拉萨市区的7000余名叛乱武装，并将其大部歼灭。

拉萨平叛斗争的胜利，使西藏全区性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不仅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以沉重打击，也给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拉萨平叛首战告捷，为平息其他地区的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展开了全面平叛作战，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斗争全部结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出逃的达赖，毛泽东采取了宽容等待的政策。

1959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放走达赖的同时，提出了两种处置办法：

“(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

(二)宣布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匪，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中央审慎地采取了第二种处置办法。

毛泽东始终希望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种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

然而，达赖最终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中央不得不在1964年12月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达赖分裂主义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西藏邮电管理局王起秀关于西藏平叛始末的回忆

1956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作为邮电部的干部来到西藏邮电管理局工作，亲身经历了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叛乱，并参与了平叛斗争。

山雨欲来

实际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反动上层就勾结外国敌对势力，企图以武力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

1952年又成立伪“人民会议”，提出“请求人民解放军出西藏”的反动口号，并对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进行经济困逼。

1955年以来，川、甘、青藏族聚居区上层反动分子就不止一次举行武装叛乱。1958年前后，四川甘孜、青海方面的叛匪不断向西藏昌都地区流窜，并向拉萨方向流动。这一年，设在印度噶伦堡的叛乱活动组织指挥部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并出版了反共、叛国的《西藏境报》，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进行反动宣传。美国特务以噶伦堡为基地，与西藏地区的反动上层及叛乱分子串通一气，频繁进行联系，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此后，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活动越来越多，并加紧准备全局性的武装叛乱。

到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拉萨上空已是阴云密布。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的迹象经常出现，也经常传来一些不幸的消息。

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单位及拉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民兵，将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组织起来，共同成立一个民兵团，一般是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民兵营，每个单位又分别成立民兵连、民兵排。我所在的拉萨市邮电局自己成立一个民兵连，我任连指导员。当时，拉萨市邮电局有正式职工99人，不分男女，不分民族，全部成为民兵。民兵连下设几个排，我们把部队转业的老兵及年轻小伙子专门组成一个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排有几挺轻机枪，每人都有1支长枪或冲锋枪，并有4个手榴弹。成立了民兵组织以后，我们立即加强民兵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把女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后勤组，一旦打起仗来，负责烧水做饭、医疗卫生、运送弹药等工作。每天夜间从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民兵都要站岗放哨，每两个人一班岗，两小时一换，每一班岗有一个基干民兵和一个普通民兵。白天在大门口有两个人专门值班。

这期间，拉萨街上经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身别长刀，凶相毕露，遇到汉人斜眼而视，有时吐口水，撞膀子，用藏话骂人，有意挑衅。我们走在大街上感到很不安全，于是一再告诫职工，白天上街要两个人以上，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晚上不要出去。

风声越来越紧。从1958年起，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指使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烧毁桥梁，破坏交通，伏击我运输汽车，对拉萨到林芝的交通造成严重障碍。拉萨通往山南及其他地区的交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叛匪的气焰愈演愈烈，袭击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的事件不断发生。如1958年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几名医护人员坐车到日喀则执行任务，在路上遭到叛匪伏击，十几名医务人员全部牺牲。12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一五五团三营护送去山南的车队，先后在贡嘎、扎囊遭叛匪伏击，他们多是打冷枪，打死我一名副团长、一名营长和山南分工委的一名干部，共死伤一百七八十人，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类似事件有十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反动上层策划的叛乱活动，一方面进行义正词严的批评，另一方面耐心教育等待其觉悟。我驻西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仍然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坚决执行中央对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只要他们不在拉萨发动叛乱，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不主动出击，也不改编藏军。但是，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头目，把中央人民政府的宽容和忍让视为软弱可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加速叛乱步伐，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勾结敌对势力，纠合了四川、青海及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发展到2万余人。大多数叛乱分子都盘踞在拉萨城内。他们加紧准备叛乱活动，营造基地，在罗布林卡周围，在布达拉宫城堡下和市区修建工事，挖掘战壕，并多次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空投接济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1959年3月上旬，他们利用“传召”(一种宗教仪式)的机会，纠集了叛乱分子7000余人，分别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大小昭寺和拉萨市各要点及建筑物，对西藏工委机关、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驻地和西藏军区形成了从西、北、东三面的包围圈，南面是拉萨河，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利。

黑云压城

1959年3月10日这一天，全面叛乱终于发生了。

那天，我吃过午饭，来到西藏军区大院内的军区礼堂，等着看军区文工团的演出。人都坐满了，时间也过了，演出仍未开始。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还是不见开演。人们都很急躁，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上场了，他戴着眼镜，穿一身便服站在台上，大家都愣住了。

“同志们，情况有了变化，文工团的节目今天不能演出了”，谭冠三的脸色很难看，声调也很高，“达赖喇嘛也来不了了，西藏反动上层纠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闹事，他们要撕毁《十七条协议》，搞叛乱，这是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刚才打电话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今天的情况。大家赶快回自己的单位，要准备对付这种新的情况。”他讲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都在北京开会。在这关键时刻，谭冠三担任了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全面工作。

我从礼堂出来，刚走到军区大门口时，看见过来一辆小汽车，人们从车里抬出一个受伤的人，穿的是藏袍，头部有血，送到军区医院(就在军区院内)。我问了问别人，才知道这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藏军司令桑颇被人打伤了。

事情是这样的，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了一段时间，排练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喇嘛听说后，要看文工团演出，这是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提出来的，并定在3月10日下午看演出。

此时，早就做好叛乱准备的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就利用达赖提出到军区看文艺演出作为制造叛乱的借口。他们大肆造谣煽动说“西藏军区要趁达赖喇嘛看演出的时候将他扣留，要毒害他，杀死他”等。他们组织叛乱分子家属，并欺骗、胁迫拉萨市民和寺庙喇嘛，在这天早晨前往达赖住地罗布林卡，说要保护达赖，阻止达赖到军区去，谁不去罚银30两，再不去就杀头。这天去了不少人，把罗布林卡大门堵得水泄不通，靠近罗布林卡的路上全是人。桑颇这天据说坐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的汽车去罗布林卡，也想劝说达赖不要去看演出，叛匪们误以为里面是阿沛·阿旺晋美，就强行把他从车里拉出来，用鹅卵石砸他，把他的头打伤了。有人一看弄错了，又把他抬上汽车送到军区医院来。

当时在罗布林卡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嘉措得知叛匪阻拦达赖去军区看戏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搞叛乱，想到工委统战部报告，结果被坏人跟踪。他刚出罗布林卡的大门，就有人用手指着他并大声喊叫：“共产党的特务来了，打死他！”人群立即大乱，土块和石头像雨点般向他身上砸来。索朗嘉措被叛乱分子活活地打死，他的尸体还被拴在马尾上跑马拖行2公里多。此后，叛乱分子又抬尸游街示众。

当我走到西藏工委的大门口时，叛乱的游击队伍已由西向东而来。他们手里举的是所谓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独立”、“赶走红汉人”、“汉人滚蛋”等反动口号。叛乱的游行队伍走过一拨又来一拨。我抓住空隙跑到西藏工委大院里。

这天的叛乱游行队伍最后行进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门前，要求印度政府支持和保护“西藏独立运动”。拉萨城的八廓街乱哄哄，一片恐怖气氛。叛乱分子在街上还以“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名义，贴出“西藏独立”的布告。他们烧毁了一些驻西藏中央机关的房屋，还烧了拉萨流沙河的大桥及新华社拉萨分社、西藏日报社和建筑工程处的宿舍，并割断电话线，砍倒电线杆子等。他们还威胁藏族干部、学员和在自治区筹委会的藏族工作人员，限期向所谓“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并强迫僧俗群众参加叛乱。

当天下午，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内阁成员)索康、夏苏和柳霞三人来到军区礼堂休息室，在工委和军区负责同志们面前诡称他们事前不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演出，现在因达赖的近侍机构、三大寺部分堪布、地方僧俗官员和群众的阻拦，达赖已不能来军区看戏了。工委及军区负责同志当即揭露驳斥了他们的谎言，指出达赖这次要来军区看戏是在2月上旬他亲自向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提出来的，当时这两位领导人把他的这一愿望及军区表示欢迎的态度告诉了他们三人及达赖的副官。以后工委统战部又多次与地方政府有关方面商议了具体接待事宜，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又谎称不知情。谭冠三严正指出：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搞的，要他们以祖国的统一为重，任何人想搞叛乱是没有前途的。谭冠三责令他们要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事件的主谋者，惩办杀人凶手。对这些话，这三个人根本听不进去，悻悻而去。

索康几个人到军区后不久，叛匪们荷枪实弹、明目张胆地包围了工委和军区机关。他们返回罗布林卡后，叛乱分子在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主持下，召开伪“人民代表会议”。会上决定西藏“人民”从3月10日起就正式站起来，同中央政府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并推举索康等人负责领导“西藏独立运动”，组织“卫教志愿军”司令部。接着，他们又派2名官员带6名所谓“人民代表”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叫嚷西藏正式搞起“独立运动”，要求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独立”。

当天黄昏，他们组织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1400多名喇嘛和潜伏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在天黑后分成小股陆续进入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也进入临战状态。他们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自此以后，拉萨市的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叛匪到处奸淫抢劫，再次命令16至60岁的男性参加叛乱，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藏族干部职工和在和平解放后兴办的学校读书的学生，限在3天内要退出机关、单位和学校，不退出者格杀勿论。

民兵团发出了指示，叛乱分子一旦动武，各单位要各自为战，坚守阵地，保卫自己，解放军要运动作战。我们单位根据民兵团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马上组织力量修筑碉堡工事，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好半年的粮食和燃料以及充足的枪支弹药，特别是要在通讯上做好准备。发讯台设在郊区，离邮电局较远，院内空旷，为保卫通讯的安全和畅通，西藏军区特地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守卫。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理所当然地受到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藏族群众的反对，他们纷纷向工委、军区有关部门控诉叛乱分子的各种暴行，要求予以制止和平息，并要求给予保护，仅军区司令部驻地就保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内的各阶层爱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500余人，各单位的驻地也都妥善安置了不少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我们邮电局的藏族干部职工也深感不安全，有不少人向我们提出保护要求。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外对于派往内地学习的学员家属，我们也去征求意见，凡是要求我们保护的，在一两天内派人去接，安排在我们邮电局的院子里居住。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认为，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共产党最关心他们，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很希望驻藏人民解放军把这些叛乱分子消灭光。

街上的行人比往常大为减少，汉族干部一两个人不敢在街上行走。各机关党委要出去办事都须有10人左右，且要带上武器。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们邮电局的营业室仍开门营业，照收电报和邮件，只是下午要提前关门。报房比以前更忙，报务员们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时除一般电报外，西藏工委发往北京和各地区的机要电报多了起来，随到随发，保证西藏工委和中央及各地区的联系。

3月17日夜里，达赖和叛乱集团的头子们逃走，其中有达赖的亲属、随从、官员和藏军等，共有六七百人。他们经山南地区逃往印度。这也是早有预谋的，且计划好了走的时间和路线。谭冠三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对此，毛主席有指示：达赖外逃，不要阻拦，他们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谭政委接到这个指示后，考虑到如果阻拦，逃跑的反动上层必然要加害达赖。所以他们逃跑时，我军是网开一面，一路放行。在达赖集团出逃的路上，美国飞机曾数次飞入西藏数百公里，侦察解放军的动向，对他们进行空中掩护，并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

达赖逃走后，将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军事大权都委托给在拉萨直接组织指挥叛乱的伪“人民会议”这个反动组织，把藏军、喇嘛武装和邻省逃来的叛匪纠合在一起，和解放军作战，司令部就设在罗布林卡内。索康以达赖的名义还宣布山南地区的隆子宗为所谓的“雪山狮子国的国都”，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委任为司伦，留西藏主持政务。他们错以为西藏全区的叛乱已稳操胜券，妄想达到“西藏独立”，保持黑暗、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目的。

胜利平叛

1959年3月19日下午，民兵团部从工委大院内发出命令：据可靠情报，今夜叛乱分子要动武，各单位民兵不要脱衣睡觉，要百倍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坚决进行自卫。晚饭后我们对全体职工作了战前动员，将这道命令迅速传达到每一个民兵。

3月20日凌晨3时40分，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打响了。步枪、机枪和炮声雨点般地响起来，道道弹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拉萨变成了战场，叛匪们用不义的炮声亵渎了这个佛教圣地。

民兵团又来了一道急令：民兵要迅速进入战斗岗位，要沉着冷静，不见叛匪不开枪。

同志们迅速进入了自己的碉堡工事，负责通信联络的同志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准备随时上报情况，听取民兵团的指令，负责后勤的女同志们也马上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守在各碉堡的民兵不断向指挥部报告情况。炮声首先在拉萨西面响起，我们的附近还不见动静。

这天凌晨3时多，解放军一五九团九连前往拉萨河南岸牛尾山执勤时，与叛匪遭遇。敌人先向该连猛烈射击。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一五五团团部驻地射击。布达拉宫的叛匪在侧翼的阵地上向军区司令部开炮，炮弹打在军区大院内，炸毁了司令部作战处和军区大礼堂的一角。叛匪在拉萨西郊同时向我青拉汽车运输站进攻。

民兵团传来了情况：西郊青拉汽车站已打退了叛匪的几次进攻，击毙击伤一部分叛匪，我无一伤亡。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时从大昭寺的南侧向我们的碉堡打来了子弹，我们命令民兵回敬他们。我们的机枪叫起来了，对方哑了。

当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西藏叛乱集团已发动了全局性的武装叛乱，全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破坏了祖国的统一，现已迫使解放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1959年，原成都軍區部隊參加西藏平叛作戰，廣大藏族群眾積極支援部隊，協同捕捉殘匪。圖為官兵與藏民聯歡。范士林 攝

解放军当时在拉萨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1000多人，而盘踞在拉萨市内的叛匪却有10000多人，10倍于我，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我军久经考验，能攻善守，完全有能力消灭叛匪。西藏军区将此情况立即报告中央，建议3月20日10时对其进行反击，同时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首先攻打药王山(在布达拉宫的西南面，当中只隔了一条公路)，夺取瞰制军区大院的制高点；第二步拿下罗布林卡，捣毁叛军司令部，然后再解决盘踞在市区的叛乱武装。为了保护文物，对布达拉宫、大昭寺采取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迫使其投降的方针。

驻拉萨人民解放军3月20日10时开始进行自卫反击。一五九团一部在炮兵团的炮火支援下，首先攻打药王山，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拔掉了瞰制军区指挥机关的叛匪据点，切断了拉萨市内同罗布林卡叛乱分子的联系。不久，拉萨市内的枪声也响起来了。民兵团部通知我们，解放军往哪里打炮打枪，我们就往哪里打枪，配合解放军作战。当天下午，解放军攻占了罗布林卡，捣毁了他们的指挥中心，歼灭了叛乱分子的主力。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解放军对拉萨市区的叛匪已形成合围，包围了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恩珠仓等处叛匪。

3月21日早上8点多钟，我在三楼的碉堡里观察情况，忽然看到大昭寺内有人用一根杆子举起了一条白哈达，寺内叛匪向解放军投降了。同志们欢呼起来，这天上午10时，我们邮电局的民兵和流窜过来的叛匪打了一小仗。被包围在布达拉宫的叛匪见大势已去，在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退出布达拉宫，纷纷缴械投降。解放军继续搜索残匪，不少藏族群众向解放军报告有残匪活动的地方。我们有些基干民兵也随解放军一起到周围贵族的宅子里去搜索隐藏的叛匪，向他们用藏语喊话，命令他们缴械投降。这些叛匪已是惊弓之鸟，一个个地举起枪来投降。经过两个昼夜的战斗，我们终于取得平叛的胜利。

这次平叛战斗在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僧侣的支持下，消灭了拉萨市的叛乱武装，歼灭叛匪53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1万多支，轻重机枪180余挺，山炮及八二迫击炮近40门，炮弹2万余发，子弹1000万余发，打掉了西藏武装叛乱的指挥中心，拉萨平叛斗争宣告结束。

刚平息了叛乱，西藏军区在拉萨大街上四处张贴了藏文布告。布告中宣布：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除西藏人民的疾苦，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平息叛乱，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着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归来者，一概既往不咎；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掏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本军纪律严明，维护群众利益，保护农牧工商各业，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望全体僧俗人民安居乐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

每张布告前都有不少人在观看，群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称赞平息叛乱好，称赞共产党和解放军好。人心一稳定，社会就安定，商店也开门了，拉萨很快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在藏的干部职工都知道，1959年3月29日这天，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严厉谴责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除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决定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4月初，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回藏后当即挥师南下，以4个团的兵力，合围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解放了30多个宗，粉碎了他们建立所谓第二国都的美梦。紧接着举行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并进剿了西藏各地的残余叛匪。经过三年的时间，平叛斗争胜利结束。

叛乱的平息，给西藏广大人民群众送来了打碎千年封建枷锁的好时机。1959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作出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自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崩溃，百万农奴也终于赢来了翻身之日。

本文来源：綜合解放軍報、解放軍畫報、中國軍網、《百年潮》、党史文苑、回忆部分作者：王起秀，原题：亲历1959年西藏平叛

舒建中 | 美国隐蔽行动与西藏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