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关中乡村代笔人自述：那些年，我帮人写过的阴婚证书和绝情书

在乡村，很多人可能还会有另一重身份。比如，一位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着的果农，可能还会是个经纪人；另一位在路边惬意悠闲地哼着秦腔的老者，说不定是红白喜事上的总管。给麦田浇水的汉子，也许还是个大厨，跳广场舞的领班，闲暇时却热衷于牵线说媒。除了他们的本分——农民之外，在社会生活中都还扮演着另一个角色。

很多人知道我卖过毛线，经营过电脑绣花，可算作农村的个体工商业者。其实，我也另有一个身份：乡村代笔人。没有人这样叫我，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所作的定义。

在农村，这样的代笔人并不鲜见，各处都有，过去，他们为不会写字的村民提供代写书信服务，为缺少专业知识的人们代写诉状，时至今天，律师事务所已遍地开花，写作也用上了电脑，乡村代笔人的业务少了许多，但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PART.1

数十年来，我代写过各种各样学校不教、大学不考的文字，但唯独极少代写书信，而且无论代写什么东西，从未收过一分钱的费用。每每有人找我替他们写个急需的应用文稿，我总是来者不拒，写了就写了。

读过「贞观」所发《买密码本拟电文译电报，是我在阎良的高光时刻》一文的朋友想必知道，我的代写生涯是从为乡亲们拟电报稿开始的，后来就发展到撰写各种类型的文体，有的生活中常见，有的却匪夷所思，出人意料。

在乡村从事这个不赚钱的、完全是公益性的代笔人，你必须是万能的——只要对方能想得出来，你就要能写得出来。总的来说，与现实生活、现代生活相关的文字，都是容易撰写的；难度系数高、让人斟酌再三才能下笔的文字，往往都是与民俗相关的。

提起代写，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热词：代写情书。说实话，在我年轻的时候，倒是想过替人抒发一番热恋中的情感，写点甜蜜撩人、深情告白的文案的，奈何没人找我代笔，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大约是乡村的男女没有那么浪漫，通常无须书信传情。吊诡的是：情书没人找我写，我最早代人书写的文稿却是一封绝情书。

那时我担任大队广播员，与广播室一墙之隔的是村上的保健站。保健站药房有个女孩，生的白白净净，明眸皓齿，却因儿时患病落下残疾，一条腿略有些跛。家人给她订了一门亲事，估计因考虑到女儿残疾，对男方的要求自然不高。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女孩大失所望，决定自己先和男方摊牌了断，等达成退婚事实后再告知家长。她见有人到广播室找我代拟电文，就求我替她写一封和男方断绝婚约的信件。

她的要求很高：既要明确表示退婚的态度，又不能激怒对方，要让对方感觉到断绝双方关系既是势在必行，又是情不得已。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个很烧脑的游戏。但我那时在广播室的工作比较悠闲，又年轻气盛，乐于承接不宜巧解的难题。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我洋洋洒洒、委婉缠绵地写了几大张，原文记不清了，总之是半文半白，让对方读来似懂非懂的一些唬人的文字而已。那女孩看了，非常满意，就照抄了一份给男方寄去。

谁知这封矫揉做作、自以为得意的代写书信，惹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差点丢掉农村广播员这个轻松的工作。妇联主任见到我，问：“最近干什么坏事了？”我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哪里会干什么坏事？女主任单刀直入，挑明了话题，说：“你是不是替人写什么混账的信件了？”原来，那女孩的婚事正是这位主任介绍的，男方是她亲戚家的孩子。那男孩收到这封绝交书后，当即告知主任，二人分析了一番，认定这封信非女孩所写，那主任何等聪明，马上联想到是我所为。

主任警告我说：“你还想不想干广播员的差事了？知道有句话是‘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婚’不？”是的，这封绝交信确实代写得有些唐突。此后我在代人书写离婚诉状之类的文字时就比较谨慎了，务必了解清楚内情，然后才会动笔。

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代写书信，不是卖弄文采，而是要以对方的口气，明白表达对方的意思和观点。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代人书写过的东西林林总总，难以计数，但再未引起过任何纠葛。

这封绝交信，拆散了一场不知是对还是错的姻缘，可算作我代写生涯中的败笔。当然，我也有成“人”之美的时候。

PART.2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代人书写最多的是各类申请，尤以庄基地申请为甚。

有需求先写申请，才可能得到审核批准，这是所有办事流程中的第一步，人所共知。当然，也不乏有些基层遇到民众有需求、但自己一时又难以解决的事情时，要施行推脱拖延之术，最简单的招数就是索要申请。你不是想要干某事吗？写申请了吗？悠悠万事，申请为大，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有人上门来找我代写申请。

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是农村庄基地最紧张的时期。那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除老庄基外，村中但有一处空地，都归生产队管理，公社不批，新成家立户的年轻人谁也无处建房。我所在的谭家村，近千户人家，三年中才下了五家庄基的指标。需要庄基地的人们一次次地去找大队，找公社，每次去都得带上申请，我所在的大队，每年收到的几百份庄基地申请中，很大一部分出自我的笔下。

那时，经常代人书写的还有结婚申请。虽然当年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为男二十，女十八，但八十年代前后因推行计划生育而控制结婚年龄，不够晚婚条件根本领不出结婚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多大年龄可婚，也是需要各级领导平衡掌握的，于是就少不了申请。

写申请就得有理由。庄基地申请通常会出现的理由是：弟兄分家多年，多人多户居于一院；无处堆放柴草；无处养猪养鸡等。而结婚申请的大致理由则是父母年迈多病，需要有人奉养，家中缺少劳力，无人做饭等。熟悉了这些理由，但有人来找我写申请，就容易下笔了。当然，一次次地写这类申请、一遍遍地重复说这类套话是极其枯燥的事情，尽管知道这些申请交上去领导也不一定会认真阅读，但我还是尽量争取给不同的申请人找出点有别于他人的理由，免得交上去的申请都是千篇一律的文字。

在这期间，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于是又不断地替人写申领各种营业执照的申请，而写得最多、最劳神费力的，还是各种承包协议或合同。

我村素有榨油的传统。公社化时，全村九个生产队，各个生产队都有油坊，很多村民都掌握有榨油炼油的技术。自1979年起，村民纷纷外出，在周边各村开设油坊，一时成为潮流。

那时候关中大地还是棉花主产区，各个生产队都种植有上百亩棉花。棉花脱绒后，剩下的棉籽可榨油，这一时期，关中农村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那时正处在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前夜，农村还是生产队管理。

外出开油坊的人们只要联系好某一个生产队，榨完这个生产队所产的棉籽就赚得盆满钵满了。那几年，在方园数十里的村子里随便一转，差不多都能找到我们村前去开油坊的村民。

那些外出的村民已初步有了合同意识，隐隐约约地知道应订个书面的协议以规避风险。我那时担任大队会计，村民外出要找我开介绍信，正因此故，找我帮忙写合同的人们也纷至沓来。

签订合同是甲乙双方的事，我也不能只和乙方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呀。于是，村民和甲方事前联系，约定一个时间，然后我就带上纸、笔、印泥等必须用具，和要开油坊的村民骑车去生产队，与管事的要员们面议。签合同要守信誉，故不管相隔十里二十里，还是三十五十里，都要风雨无阻，按时到达。后来农村有人买了摩托车，我就坐他们的摩托车去。

会谈的地点通常在生产队长或某一位村民家里。因我已大致知道合同内容，去了，开门见山，就几个含糊不清的条文现场质询甲方，取得共识后，我就立即现场起草合同。

这些协议或合同，必须简明扼要，准确明晰，不能像现今某些保险公司的合同那样，冗长而繁琐，晦涩而难懂。现场起草合同速度要快，甲乙双方都没有耐心久等，一般十几二十几分钟写完，读给双方一听，如无异议，我就现场誊抄复写正本，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即时生效。后来写得多了，索性不打草稿了，直接垫复写纸一次书写成型——两份或三份。

这类合同通常都是这样写的：“就某某事，经甲乙双方协议，签订合同如下”，然后有一二三四条，无非是甲方自有库房三间（或别的地方）承包于乙方做榨油用，甲方应保证所产棉籽全归乙方加工，然后是承包费，加工费，每百斤棉籽付油比例，交付时间等等。一般不会在合同上列出违约处理的条文，简易合同嘛，说到违约就复杂了。村民能联系到承包榨油的生产队，大都是通过一定关系，合同履行全凭信用。据我所知，在我参与签订的这些合同里，没有出现过违约一事。

改革开放后，我们村村民外出办企业在周边是最早的。承包榨油是起步，接着纷纷外出办磷肥厂、造纸厂、砖瓦厂、木器厂等企业，这些厂子与承办地所签的合同，大部分都是我亲临现场参与谈判并执笔书写的。

无论是中午抑或是下午外出签合同，等双方谈完，复制好文稿签字生效后，就到了吃饭时间。这时，甲乙双方都会挺热情异常地说，为感谢我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为他们书写合同，特备酒席，以致谢意。这也可算做我代写合同所获得的酬报。

我明白，这当然是顺水人情，即使我不在场，甲方或乙方也会提前筹备办酒，庆祝双方合作意向达成。宴会上，甲乙双方频频举杯致意，我这个合同起草人——也可看作中间人，便成了酒桌上双方敬酒的中心焦点。这样的酒会往往是不醉不休，作为代笔者，必须保持定力，应明白自己实际上是局外人，切勿在这种场合自作多情。

不过作为乡村代笔人，也需懂得一些法律，因为有时候可能从事的是编外律师的工作，要为村民代写各种民事诉状、答辩书、支付令申请之类的东西。上面说过，还得熟悉民俗，特别是丧葬方面的。

过白事时，可能有人会来和你讨论铭旌的内容，也会让你写诸如告丧牌或悼词、碑文之类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代笔人当然要熟悉、要会写死者下葬头一天晚上举行“发盘缠”仪式时要用到的“路引”。

当然，这都是些程式化的东西，如今，举行丧葬仪式都有了专业的主持人，他们对这一套了解的滚瓜烂熟，其水平已远超我这曾经的代笔人。

PART.3

如今的一些影视剧，每到关键时刻，剧中的主人公便会说下辈子如何如何，比如说：“下辈子咱们再做夫妻！”之类，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忽然有一天想起，这种下辈子做夫妻的事，还真让我这代笔人遇上过一次。

那时我二十多岁，是人民公社的一名社员。那年夏天，我和一位老农，领着几个中年妇女，在生产队的打麦场干一些杂活：清理场面、晾晒新采回的棉花等等。“老农”算是我们的组长，有一天他没有出工，捎话说有事，要我全权管理。

这个老农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因为患先天性心脏病，20岁时病故，此事对他打击较大。那年，我们这里地下水位上升，不得不挖排水渠排水。排水渠道经过处有一邻村的墓地，其中有一个是年轻夭折的女孩子的墓。此墓必须迁走，墓主只能从命。那位和我共事的老农却因此动了心思，要为他未婚早逝的孩子结阴亲，以完成自己为人之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结阴亲原来也很麻烦，照旧要媒人上门提亲，议定聘礼嫁妆之类，老农那天没出工，就是在家忙这事。

听了别人给我的叙述，我哭笑不得。对封建迷信的东西，我自小就持排斥态度。我的外祖父因不信鬼神而名扬乡里，我从小就听母亲讲了很多外祖父破除迷信的故事，比小学课本上那个鲁迅打鬼的描述更生动得多。用句套话来说，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此时，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尚未结束，却破天荒地冒出来个结阴亲，真可谓咄咄怪事。年轻的我虽感觉此事甚为荒唐，但出于对长者的尊重，也不好发表什么言论。

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老农捎话要我去他家一下。我以为他是要了解打麦场上的进展，就去了。结果发现他家中聚集了五六个长者，一个个皱眉沉思，场面非常严肃。我才知道另有他因，于是问起他结阴亲一事。

他说非常顺利，女方也同意了，嫁妆要三身单衣，三身棉衣，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等等（都是纸扎），结婚日期也确定了，看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也没别的话，只能说“那就好，就好”。他知道我是不信什么鬼神的，欲言又止，最后鼓起勇气对我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说：“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尽管说。”他问我：“那结阴亲……是不是也要有个证？”证？我恍然大悟了，咱们阳世的人们结婚是要领结婚证的，老农给孩子结阴亲，也追求尽善尽美，得给孩子发个证。就是这个证，难倒了请来的几位老人家，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把这个难题甩给了我。

霎那间，我的大脑以每秒上万转的速度开始工作，关于结婚证的行文句式瞬间闪过脑海，我也立刻感觉到这事很棘手。

上学时学应用文写作，学的是写借条，收条，失物招领启事之类的东西，以后走上社会，因为识得几个字，常常代写点申请或合同之类，哪里见过或写过这证书？结婚证倒是见过，那年代的结婚证无非是：某男，××岁，某女，××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等云云。

这阴婚也合乎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吗？不知那阴曹地府有没有关于结婚的法律？还有，年龄怎么写？是写死亡时的年龄，还是死亡故去后在想象的阴世的年龄？怪不得那些老人家不动笔，不过又一想，这东西他们也没见过。画画的人说画人难画手，画兽难画狗，因为人们对手和狗都非常熟悉。画画的也称鬼好画，因为没人看见过。我想，无论我怎么写，只要不是太出格，大概他们也提不出来什么意见。

稍加思索，我严肃地开始写了：某男，20岁，某女，18岁（就按他们故去时的年龄，毕竟两人死亡的时间相距较远），人间月老牵线，父母意切切，阴曹地府结缘，亡魂情殷殷，念高堂怜子惜女，后裔当同舟共济，准予婚配，来世相随｛这来世相随等同于现在常说的下辈子了｝。大冥地府婚政司（臆想出来的部门）某年某月某日。写完宣读后，老人家们点头称是，我终于如释重负。

后来取女方骨殖与男方合葬，我写的“阴婚证书”被他人带到坟头宣读后焚化了。我曾为此事很得意了一阵子。当年魏征代天行职，梦斩老龙，我这也算是代地府阎君给亡魂发证了。那时年轻，并没有好好回味过此事，只感觉这段经历难得，现在想来，倒觉得那老农值得同情，他不过在寻求心灵的安慰而已。

近些年来，我偶尔还会为村民写点他们需要的文字，填写一些须报上级部门的表格。不乏有人找我为他们家的大学生写困难补助申请。我有求必应，写是写了，但却并非情愿。我不明白：家有大学生还求人代写，是大学生们不屑于写这类文字呢？还是偷懒不想写而甩锅给家长的呢？

02

买密码本拟电文译电报，是我在阎良的高光时刻

你拍过电报吗？

无论回答“是”或者“否”，都会让人大致猜到你的年龄区间。

在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且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电报曾是传递信息最为可靠快捷的方法，占据通信领域达一个多世纪之久。自走上社会的那天起，我就与电报这一通讯方式结缘，以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它像一位好友，一直陪伴在我身边，谁知不经意间，它渐渐远去，如今哪个邮电局还有发电报的业务呢？恐怕答案难觅。

1970年初，我被招入家乡小学（临潼县谭家公社谭家小学，现阎良区振兴中心学校）任民办教师。刚报到，校长就把收发报纸邮件的活交给了我。

学校不是邮电局，那些年在我们这里，学校却成了代投点，据说这是当年为了学雷锋做好事，少先队辅导员自告奋勇去邮局承揽下的义务。此后，邮递员把村里的报纸和邮件往学校一扔了事，分发的活都是学校干了。我们村子大，这些东西一天就是一大堆。

这活繁琐却不难做，报纸和邮件由就近的学生放学后带回交收件人。电报及包裹单、汇款单之类就得亲自来取。电报装在统一的信封里，外皮上印着深绿色的图案以及“电报”两个字。信件都是封严了的，电报却概不封口。虽然有时候不免好奇，想知道电报的内容，但我从没取出来看过。

■ 图源网络

一天，一位收件人到学校找我，说他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待我翻看电文时，却发现那上面全是阿拉伯数字，一个汉字也没有。原来这是一封漏译的电报。那一排排一行行的数字咱都认识，可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的是什么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当然，这个谜第二天就被解开，因为发电报的人回来了。他在外地工作，好不容易回家探亲，大包小包带了许多，故通知家人“到站接”。家人破解不了电报，所以未能遵命，他下车后见站台空无一人，只得长叹一声，咬着牙连扛带提，走走歇歇，把那一堆东西搬运回家。不消说，该人大光其火。

不用说，电文上的数字，就是所谓的电码了。这东西久闻大名，却没想它会与我发生交集。那时候，我对电码的初步认识来自于广播上经常播放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该戏的故事就是围绕着一家三代向抗日游击队转送送电码本展开的，敌人为找到密电码本，穷极一切伎俩，杀害李玉和母子，而李铁梅在众人掩护下，胜利地把密电码送上柏山。柏山游击队有了密电码，那就是如鱼得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呀。

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暗算》中，数学奇才破解电码如有神助，易如反掌，而我却无此能力。那时的我就想，如果我也有电码本，不就可以看懂没翻译的电文了吗？

■ 《暗算》剧照

那个下午，我骑上自行车，径直去了就近的阎良邮电局。那时阎良还仅是个总人口只有4万，连所属农田的面积加在一起，总共也才只有二十余平方公里的小城，邮电局规模也不大。柜台里，有一个值班的女子正在办理收发电报的业务。只见她接过发报人书写的电文，拿起铅笔，毫不思索，哗哗哗地就译成一组组的数字，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我向她告知来意，她说电码本是有，但限于内部使用，从来也没有外售过。在我的一再恳求下，她还是入内请示了邮局的领导。最终，邮局同意售给我一册《标准电码本》，毕竟我还是给他们帮忙的嘛。

由于技术的限制，电报电文只能以数字或字母发出，数字都是四位，比如“贞观”这两个字，以数字发就是“6297 6034”，而以字母发呢，则是“JIF IYC”，如此而已。有了电码本，我想再有漏译的电报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不过可惜得很，我经手代发邮件的那些年里，再也没见过一封漏译的电报。客观地说，出现这种失误的概率是极低的。

■ 影视剧中拍电报的情景 | 图源网络

但电码本还是派上了大用场。那时，拍电报的费用是每个字三分五（后来涨到七分，1980年代末是一角四分），其中电报费三分，译电费五厘，收报人的地址姓名等都是要按字计费的，每封电报不足20字的，按20字起算。

这样说来，如果自己译电，至少可以省下一角钱。一角钱是什么概念呢？在当年，有些管理经营不善的生产队，干一天活的报酬（工分日值）甚至还不足一角钱。在那时，一角钱可以买二斤西红柿，可以买五斤大白菜，可以看一场电影，可以买两支冰棍，可以买两个馒头（须另付4两粮票）或十三块水果糖。

我从邮电局买了一本电报稿纸（每本100张，每张一分），从此，我开始为乡亲们拟电报，译电文。

电文怎么写是很重要的，要以最少的字数最确切的语言告诉对方你要说的事情，有时候就得反复琢磨。电文拟好后我就直接在电报稿纸上写电码，乡亲们都很佩服，我也很有成就感。邮局值班员也很乐意收这样的电文，显而易见是减轻了他们的工作量。

无须叮咛，这样的电报只按三分计费。乡亲们省了钱，此后但凡有人要拍电报，多半会来找我，以至于电报稿纸买过好几本。

■ 电报稿纸式样 | 图源网络

后来我离开学校到村上任大队会计，和村民接触机会更多了，拟电文译电报几乎成了分内事，电码本就装在身上，走到哪有人叫我，现场“办公”，更为方便。

1981年，父亲哮喘急性发作住进阎良141医院，我发电告知北京的大姐，头天拍去的电报措辞是和缓的，“父病重望归”，商量的口气。翌日根据病情发展，拍了第二封电报“病危速归”。连续两封电报犹如两道令牌，姐姐迅疾返乡。

那时，在纺织工业部工作的姐姐受命，正在组织召开一个全国性的纺织系统会议。赶到医院，了解了父亲的病情后，姐姐在病房起草会议通知，要我帮她去邮局拍发。

当我把一厚沓书写整齐的电报稿纸递给邮局的业务员后，她翻看了一下，每份电报的内容相差无几，大致如下：

××省纺织工业厅××（同志）

纺织系统××会议于×月×日在上海召开你省可派2人参加

有幸给全国各省拍发通知，那是我的高光时刻。阎良邮局大概从未拍发过这样的电报，那女业务员盯着我看了又看，竟不知我这一身农民装束的乡村汉子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领导，霎时间，我虚荣心爆棚，自觉神气十足。

见那营业员在逐张翻看，我突然有点心虚，怕她刨根究底或者拒发。但因这些电报文后署名均是个人，她还是没吭声就把单子接下了。当然，如电文是以单位名义发出的，按规定必须要持单位介绍信，电文后加盖公章。一次拍发二十多份电报，对当时的阎良邮局来说，我也算个大客户。

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就因为在医院的这次译电，弄丢了电码本。后来，我因事去西安城，特意绕到钟楼东北角的邮电大楼，在那里另买了一本，并一直珍藏到现在。

■ 我用过的电码本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电报还是银行间异地汇兑的重要工具。1985年，我受聘在西安一家公司任会计。公司给宁夏玉泉营酒厂供应了一笔材料，年底我和经理等人赴宁夏催款，他们答应即刻电汇。返回西安去银行，告知欠款10万元已到账。次日再去银行，说又汇来10万元。我们疑惑不已，以为银行将一笔汇款重复记账。银行却说千真万确，还是这家酒厂，给我们汇了两个10万元。我所在的公司以为酒厂还需材料而汇的预付款，就把这笔钱用于基建和周转。

一个月后，宁夏建行派员来西安，才知道是他们的失误。原来，银行间电汇款项是以电报为准的，该行业务员拍发了电报后，没及时将电报草稿归档，第二天上班的业务员看到后就又拍发了一次，造成我们重复收款。

这次失误的影响是巨大的：宁夏建行开除了粗心大意的业务员，我所在的公司被告上法庭，追索不当得利，公司也因此倒闭。然而10万元的债务不能免除，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公司承包人用了十数年的时间，方才陆陆续续地分笔还清。这件事的教训极为深刻，告诉人们：未弄清来源的钱切勿轻易动用。

1990年、1991年，父母相继去世，我们分别拍了唁电，通知外地的亲属回家奔丧。电报告丧不仅方便快速，也是严肃隆重葬仪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谁想这也是我和电报这个老朋友的最后一次握手。

此后，电话、手机、网络等渐渐普及，我再也没有拍过一次电报，再也没有人为此事找过我。唯有当年用过的电码本，悄无声息、默默地回忆着往事。

1844年，在一次试验中，年过半百的莫尔斯兴奋地向巴尔的摩发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封电报，电文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如今，电报的光芒日渐消散，但人类创造发明的奇迹仍在持续。

来源：贞观、作者 | 高铭昱 | 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