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早期发生，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状态。部分区域经过连续性发展，陆续向国家形态迈进，遂有后来的夏商周，以及一个个方国。在众多方国中，孤竹国是颇具特色的一个，它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精美文物，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传世文献所见千年孤竹

据《国语》《左传》记载，孤竹国与同时期的山戎（匈奴远祖之一）关系密切，其族人可能是山戎的一支。《汉书》还说：“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塗’。”这里的“孤塗”，有人认为就是“孤竹”，二者音近义同，再次显示出孤竹与山戎的关联，同时也解释了“孤竹”称谓的由来，即“天之子”的意思。《汉书》的说法符合先秦时期人们敬畏自然的心理，符合诸侯常常以天命来增加自身合法性、神秘性的习惯做法。当然，《史记·殷本纪》中还有一说，认为孤竹国与商朝共祖同根；换言之，孤竹也可能是植根蛮夷之地的商族分支。

上述看似相左的说法，或许正反映了孤竹国当时的真实情况：远离中原，又与商朝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古代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进程中区域文明的共性。李学勤的《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一文从生活方式角度分析：孤竹人部分定居都城，部分以游牧为主，也可作为这一特征的解答。

处于夷夏之间的孤竹国至迟在商初就已立国，附属于商朝，《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贞索隐曰：“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孤竹国的疆域范围大概在今河北、辽宁交界处的环渤海地区。由于文献不足征，其后孤竹国的发展历程不甚明了。直到商周之交，它才为世人关注。当时，孤竹公子伯夷、叔齐互相谦让，不肯做国君，最后相约投奔西周部落。又因碰上武王伐纣，他们反对以暴制暴，遂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成一段千古佳话。

西周建立后，孤竹国事迹湮没无闻，再次见诸传世文献时，已是春秋初期。当时天子式微，地方诸侯坐大，连山戎也跟周王室及其封国燕国“掰手腕”，导致燕国中断了向周王朝贡。于是，庄公三十年（前664），当时势力最盛的齐国扛起“尊王”旗号，北伐山戎，一并灭掉了山戎的两大盟友令支、孤竹。《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三国韦昭注曰：“二国（令支与孤竹），山戎之与也。刜，击也。斩，伐也。令支，今为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存焉。”从此，作为一个地方诸侯，延续千余年的孤竹国不复存在。

　甲骨文金文与孤竹国

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孤竹国的相关出土文献，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在甲骨文中，有不少契刻“竹”字的卜辞，如“竹入十”（《甲骨文合集释文》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处的“竹”字，学界普遍认为就是孤竹国的省称。卜辞意思是，某年某月某日，孤竹国进贡给商王室十件龟甲。另外在一些甲骨上，亦有诸如“爵竹妾”“贞唐弗爵竹妾”的记录（《甲骨文合集释文》第一册）。与“竹妾”同类型的，还有“妇竹”“妻竹”“母竹”等，说明孤竹国曾有一位或数位女子嫁入商王室。这些文物资料不仅可以佐证孤竹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它在商代的发展，也表明孤竹国与商朝的关系远不止宗属关系，还存在重要联姻。这或许是后来伯夷、叔齐兄弟如此忠诚于商朝的一大原因。

殷周青铜铭文里也有孤竹国的线索与信息。1973年，辽宁省喀左县发现了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一件后来被命名为“孤竹亚父罍”，上面镌刻6字铭文：“父丁，孤竹，亚微。”（《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五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勒铭记事，是殷周时期制作青铜器的常见现象，所谓“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此外，商周之交的部分青铜罍、鼎、觚、卣上，也有“孤竹”“孤竹亚某”或“亚某孤竹”的字样。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分别藏有“（孤竹）亚宪鼎”和“（孤竹）亚宪方罍”，均为孤竹贵族之器。

喀左出土的有铭器物及其相关铜器的发现，一方面证明传世文献所记孤竹国疆域范围大致在河北、辽宁交界处不假；另一方面，它为西周时期孤竹国依然存续提供了证据。西周初年大封宗亲、功臣、古帝王后裔，也分封了商朝的遗老遗少，因此按照这一做法，当时朝廷应默认了孤竹国的分封事实，或者象征性地进行改封，让其继续镇守边地，拱卫王室。

伯夷叔齐的精神遗产

孤竹国留给我们的遗产，除了精美文物，还有伯夷、叔齐兄弟留下的精神财富。伯夷、叔齐的精神至少有两点影响深远。一是贤者为王的谦让精神。儒家对此大为赞赏，孔子称其为“古之贤人”，孟子誉为“圣之清者”，因为他们的行为能让“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先秦时期，宗室权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比比皆是，相较而言，伯夷、叔齐无异于一股清流。

二是忠贞不贰的气节。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打算前往西周部落，后来又坚决反对武王伐纣，似乎前后龃龉，实则不然。二人离开孤竹时，武王尚未伐纣，而且他们投奔的是西周而不是商王室，原因在于不愿跟纣王合作，所以《孟子·尽心上》曾有“伯夷辟（避）纣”之说。这也告诉我们，伯夷、叔齐后来试图阻止武力伐纣，并非为商纣王“掩恶”，并非忠于暴君，而是忠于纣王背后的商王朝。个中原因如前所述，商与孤竹有联姻关系，又是孤竹国的宗主国。也正因为如此，二人宁愿饿死首阳山。“忠臣不仕贰朝”的观念在商周之交远未流行，伯夷、叔齐却做到了极致。这种气节，令人震撼。

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叔齐兄弟已广为人知，成为诸子讨论的话题。目前出土的战国简牍中，同样能看到二人的身影，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成王既邦》篇中有“伯夷叔齐饿而死”“不辱其身”等记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伯夷、叔齐去世数百年后受到的关注与热议，可见一斑。到了西汉，太史公敬叹二人志节，做《伯夷列传》，居于《史记》七十二列传之首，“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经过诸子及史家的宣扬，伯夷、叔齐的精神后来逐渐从武王伐纣、商周鼎革、商朝孤竹之好等具体情境中抽离出来，升华为纯粹的社稷情怀（殷周之际，各地诸侯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后世的地方长官，为国君守四方，他们忠诚宗主国相当于忠诚社稷）。这一点显然具有超时代性，因此韩愈的《伯夷颂》认为，他们可为“万世之标准”。

总之，孤竹国在历史上惊鸿一瞥，见于传世文献的事迹不多，却给我们留下诸多相关甲骨、青铜等器物遗产。与此同时，孤竹二公子的谦让风尚、忠贞气节足资后人借鉴。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