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命脉

——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

他师承冯友兰、张岱年，被季羡林称为“一位博通今古、融汇古今东西的学者”；几十年来他始终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并成为复建的清华国学院首任院长。他就是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一个夏日的午后，美丽的清华园荷香阵阵，蝉鸣不已，在古色古香的清华学堂里，本刊记者采访了陈来教授。

中国有目共睹的成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进而激发了民众自发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秘书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您能否谈谈对“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理解？

陈来：我不是专门研究党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我只能谈谈个人的理解。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在参加贵州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把“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提，并且认为“文化自信最根本”，这就把对文化自信的重视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201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反复强调的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并列提出，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紧接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又深入论述了“四个自信”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

“文化自信”主要就是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优秀文化的自信。近年来，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高扬激发了民众自发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也是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

2013年，习总书记就讲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其中就包含了文化自信。当然“文化自信”也就比其他“三个自信”起到更基础的作用。习总书记一贯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个自信”的提出就是有力注脚。

在“文化自信”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值观的自信。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也恰恰体现了我们对价值观的自信，而要让价值观常葆活力与生机，又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党的十八大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在一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和精神命脉。

我们对“四个自信”的理解不能就当下论当下，而应该放在中华民族诞生、发展，经历挫折、复兴这样一个视野里面，放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前进的视野里面，才能真正全面理解和把握“四个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讲求传播的精准性。

《秘书工作》：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不懈的努力，先后跨过了“落后就要挨打”和“贫穷就要挨饿”这两道巨大的历史沟坎，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有人认为，跨过“失语就要挨骂”这一历史沟坎，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您觉得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陈来：我不是具体做这种工作的，只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我觉得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要把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粹更好地展示给世界，体现出我们的文明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今天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另一个方面，我们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对外讲足。外国人还是不太了解今天的中国。因为他们的主流媒体都不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外国人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怎么跟我们打交道？我到台湾讲学，当地人很热情，请我吃饭，还问：这个你吃过没有，那个你吃过没有？还以为我是乡巴佬，什么都没吃过。说实话，北京、上海比台湾任何地方的国际化程度都高得多，但是一般民众不了解。这还是我们一衣带水、一脉宗亲的宝岛台湾，至于异域他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要想使对方真正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做好社会文化层面的传播工作非常重要。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讲求传播的精准性，既要有针对外国政要的重点宣传品，也要有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让他们全方位了解中国的社会风貌。

应该说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我们自身也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我们在某些方面并非都做得尽善尽美。比如，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了，据有关报道，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已经达到1.22亿人次，但个别中国游客的素质亟待提高，有人在海外出了洋相，让人汗颜。如何提升公民的文明素质，国家还需要下功夫。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熟视无睹、不加以改善。外国人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中国人，如果与在媒体上看到的描述不一致，他们就会觉得中国人“名实不副”，那我们的宣传还有说服力吗？

我们要承认跟外部世界的差距，并相信是能赶上的，我们应该让自己做得更好。中国古代号称“礼仪之邦”，现在我们要让新的礼仪观念深入人心，同时要建设新的礼仪文明，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比起外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能够切近我们的问题，更容易深入人心。

《秘书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不能讳言市场法则对道德领域的侵入造成了少数人道德观念的迷失。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改善社会道德风气，您觉得应该从哪几方面着手？

陈来：首先一个还是要政府提倡。最近这十几年间，国学热开始在整个神州大地流行起来，我觉得政府应该通过一定的形式对这种现象有所肯定。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大众民族自信心增强，对于民族文化更加关注，不只局限于文化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一个宝库，由此形成了“国学热”。推动“国学热”的具体做法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来讲，扩大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热情应该得到肯定。

老百姓对传统文化有兴趣，就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今天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建，根本上需要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其他途径是行不通的，引进外来文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今天要想“药到病除”，必须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面一个主要的线索就是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1月25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意见出台后，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主要就是三条：第一，就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国民教育体系；第二，强调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第三，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的社会生活。这些方面应该说还有很多具体工作可以做的。这个意见将来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解决的当然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但有了政府的提倡，大家就能没有顾忌地积极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的资源是丰厚的，要把传统的文化资源跟今天的社会要求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既能解决新问题，也能解决老问题。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全是新问题，有些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比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所服务的团体的关系、公务人员与公务的关系等如何妥善处理，我们有很多好的历史经验，应该积极去发掘和利用。比起外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能够切近我们的问题，更容易深入人心，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替代。

中华传统文化不能“包治百病”，我们还是要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

《秘书工作》：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丰厚的历史遗产，也是我们的一个宝库。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陈来：西方的现代化早走了两百多年，面对新的社会形态，他们都已经有了一些理论和思考，这些是值得介绍的。比如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探讨的是解决正义和公平的问题。这既是制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我们上一届政府的领导人曾借用过罗尔斯的话，西方有很多思想是可以吸收借鉴的。但西方思想界的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不尽一致的。还说罗尔斯，他是比较强调公平，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那一派。还有信奉比较极端的自由主义的一派，这一派奉行的政策与罗尔斯完全不一样。所以引入西方的文化资源的前提要有分析和选择。

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体现，但跟吸收外来文化决不是冲突、对立的。在政治、经济、军事、体育各个方面，有待我们吸收的东西还很多。在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主体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营养，才能进步得更快。传统文化有它自己适用的范围，比如说道德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其他文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端风俗，正人心”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替代的。但这不等于中华传统文化“包治百病”，我们还是要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否有利于今天的反腐倡廉？答案是肯定的。

《秘书工作》：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多大？您如何看待“德治”？

陈来：在历史上，儒家经典著作曾被尊称为“经书”，在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科举考试必考的科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政治考试。当然，科举考试也要考历史、诗赋，还有对现实的一些评论，有点像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举考试是当时文官制度体系下最重要的考试，绝大多数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走上仕途，所以不管是贪官还是清官都要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可能就对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但当这个人拥有一定权力后，能不能抵御腐化，那就看他内心的修为如何。如果只是把儒家经典作为敲门砖，考试通过后就起不到什么作用。要真正做到正心、诚意、修身，人们才能抗得住权力的腐蚀。

不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我相信“德治”的作用。举个例子：民国初年，很多人深感当时的道德状况不如晚清，晚清社会还是讲究一个“耻”字，“行己有耻”。当时人还认为晚清的贪官是少的，民国初年的贪官反而更多。晚清那些重臣，包括曾国藩、张之洞等对自己要求都是很严格的，能做到这点，可以说是靠儒家思想的滋养。所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否有利于今天的反腐倡廉？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学马上就管用，“德治”的作用要在长期的价值观的熏陶中才能体现出来。

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就要在思想上重视起来，考虑全面，心细手勤。

《秘书工作》：您在工作中肯定会接触到一些秘书工作者，包括有秘书来协助您工作。对于提高秘书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来：我觉得，做好秘书工作最主要的还是要态度端正。知识的多少固然很重要，但工作的态度更重要。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就要在思想上重视起来，考虑全面，心细手勤，该记的都要详细记录，不要忘记。给中央领导同志当秘书当然需要很高的水平，比如说胡乔木给毛主席做秘书，这是高层次的秘书。秘书人员也需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需要培养锻炼。我接触过一些海外的秘书工作者，觉得他们的素质还真是比较高。1994年我们集体访问海外某大学哲学系，该系秘书做事既有条理又很主动，方方面面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有些单位随便找个人就来做秘书，他（她）到底适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不知道，上岗前后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这是有待改进的。

来源：人文日新陈来，《秘书工作》2017年第10期  文\ 本刊记者 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