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形成与新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相连。

面对西方重围与大国围困的外交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退让没有出路，必须以斗争求和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认为全球治理有“两套逻辑”，应该探索出一条“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

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外交实践和“一带一路”建设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面对大国压力，退让没有出路，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的琼阁梦幻。

12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

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以此像钓鱼一样钓着他。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

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

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

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出双方争议地区。对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对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今天总结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融进战退和于瞬间，展现出毛泽东军事艺术“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的极高境界。

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两霸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

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些话到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15年。历史上凡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拿破仑在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与中苏两国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输得没一点面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三个国家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用“三个世界”取代“冷战”的概念，在国际上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对手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毛泽东在后期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

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打击谁”即斗争的对象一旦确定，那“团结谁”即团结的对象也就自然解决了。毛泽东的反帝思想与团结第三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没有朋友的国家是不能胜利的。这个道理谁都懂，但交朋友和团结盟友的方式及效果却有大的不同。毛泽东用“三个世界”取代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冷战”的概念，在国际上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我们的对手，从而在美苏夹击中打开胜利的局面。

与此相反 ，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

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由此刺激了国际舆论按着国际资本集团的需要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最后这种非黑即白的“两分法”将中国推向美国，并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全球治理有“两套逻辑”，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

美国人和苏联人也重视第三世界，但他们是带着枪去冲到人家领土上，把帮助人当生意做。人家两口子吵架，寻求帮助，美国和苏联趁火打劫。帮忙价码谈妥后，一个帮女方打仗，另一个帮男方打仗，结果人家两口子一好，美苏便与人家结了怨，将他们再扫地出门。

毛泽东的方法则充满东方智慧。

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毛泽东帮忙既不谈钱，也不带枪。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

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在非洲，中国当时的投入数额远不能与美国、苏联比，但成效要远比美苏深远。为什么呢?中国的帮助是东方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

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不同，中国人与非洲人最后交了朋友。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铁路让非洲人民把中国人记了半个世纪，他们一直把毛泽东的像与本国开国总统的像并列悬挂着。你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这样?只有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这用现在的学术语言叫软实力。为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比，与苏联和美国比，中国才是真正的“多快好省”。一个工程下去，看似不赚利，但友谊的回报却是巨大和长远的。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以第三世界为中心的外交红利。

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2015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的讲演安排在同一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近平主席讲演最多的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智慧呢?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更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是受压迫民族。人一受欺负就长反抗的智慧。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华侨教师张国基的信中就表达了“大家好的主义”：“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之政策。”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毛泽东在新中国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了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

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早在1960年，毛泽东就考虑用新的“逻辑”即如何将共产党人的理念应用于全球治理问题，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面对两个大国的夹击，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