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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主席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

朱旦华与儿子毛远新的生活经历

对毛主席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

——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

作者：马社香

朱旦华(1911-2010)，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夫人。1932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赴延安，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陕北公学首批赴新疆学员。在新疆先后任迪化女中教导主任、省政府委员等，其间与毛泽民相识并结婚。1942年9月被盛世才软禁，次年初入狱，经受住了残酷考验，1946 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

马社香，女，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02年7月30日、31日，2006年11月、12 月，朱旦华曾多次接受马社香采访。现将相关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马社香：朱老，毛泽东的家庭婚姻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关于他的三次婚姻，社会上存在一些议论。作为他的亲属，您了解的应该比普通人要多，请谈谈您的看法。

朱旦华：公允地讲，我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和男性魅力的一位伟人，文韬武略，高大俊朗，同时他也是一位对婚姻家庭比较严肃的丈夫。

朱旦华

我1937年8月认识江青，当年11月见到毛主席，1938年10月认识毛泽民，1949年认识贺子珍，我和他们都有直接接触和多次比较深入的交谈。应该比那些道听途说写毛主席生活故事的人，多一点发言权。我没有见过杨开慧。她牺牲时，我还在上海读书，但毛泽民熟悉杨开慧。毛泽民1939年、1940年多次和我谈过：“兄嫂1920年冬结的婚，1921年冬天，我听从哥哥安排舍家参加革命，来到长沙，党支部就建在哥哥家。哥哥是个刚性子，嫂嫂柔性子，两人诗歌唱和，很有意思。伢子好乖。”“我失骄杨君失柳”，主席对杨开慧的情感浓烈得穿越了时空。如果杨开慧没有牺牲，我想，他们这对夫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才华昭世幸福美满的伉俪，他们有情有义有子还有 “诗”。

马社香：我到杨开慧故居板仓专门考察过，她12岁就能写古体诗，如《和女友李一纯》。

朱旦华：杨开慧五言诗写得不错。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两地信息中断，杨开慧思念主席，不眠之夜，曾写下一篇篇诗文，例如，

“平阴起逆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见不得，惆怅无已时”，

她对主席的深厚爱意跃然纸上。我认为，主席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多位亲人，还牺牲了他的亲密诗友和旷世爱情。

马社香：“旷世爱情”，为什么这么说?

朱旦华：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爱情，难道不是超越了时空和一切俗念吗?说旷世爱情，也很贴切。我听说主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骄杨”二字有不同版本，刘松林、邵华姊妹曾经向主席要过这首词，主席写的就是“我失杨花君失柳”，两姊妹问为什么，主席回答：“称‘杨花’也很贴切”。杨开慧在主席的灵魂深处，永远是那么年轻、娇美、灿烂，几十年过去了，仍鲜艳欲滴，永远绽放，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永不凋谢的“两情相悦”、“生命相许”，灵魂深处的魂牵梦萦。难道这不是旷世爱情吗？严格意义上说，是富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旷世爱情，是革命第一，灵魂永相厮守的旷世爱情。主席深爱杨开慧，这种爱是和青春、赤诚以及对革命的执著追求深刻联系在一起的。

马社香：这种爱是以灵魂和生命相许的最高层次，那毛主席对贺子珍的爱呢?

朱旦华：你的问题近乎“刁钻”或带点愚蠢。爱情是不应横向比较的，或者说，爱情的横向比较有其不科学性。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都是独一无二的，主席对杨开慧的爱是独一无二的，对贺子珍的爱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认为，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那是背景、条件都不相同的革命者的爱，他们之间更多的体现在生活中的关心体贴，工作中的相互支持。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 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贺子珍终生沉浸在同主席的爱情中，不能自拔。解放后贺子珍多年在江西休养，一次我陪她看工业展览，展馆前方有座毛主席雕像，贺子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喃喃自语，也可能在和主席说话。

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句话，道出了贺子珍的心结，给我印象很深。我多次琢磨体会，从中确也参悟了一些真实情况。第一，贺子珍和主席1928年初夏结婚，当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第二，主席也是很爱贺子珍的，他们十年夫妻感情不错，贺子珍才有一种潜意识，只要她活着，主席就会等她。第三，江青一定是贺子珍离开后，才到达延安和主席认识的。一个能为丈夫和女记者多说几句话，喝几杯酒就大闹的人，如果发现其他女人有靠近她丈夫的可能，怎么会一走了之?红军时期，毛泽民和贺子珍也很熟。他从苏联回来，可能在共产国际党校里见过贺子珍。毛泽民对我讲过，第二个嫂子是个刚性子，兄嫂有时拌嘴，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哥哥总是谦让嫂嫂，也可能正是这种谦让，使贺子珍敢于干涉主席和其他女性交谈，还偏偏不愿作检讨，希望能像过去一样，最后主席再次谦让。第四，可能正因为有这种感情基础，贺子珍才会与主席分手十几年后，1949年从苏联回到东北后准备进京续缘。

“杨开慧死了，你和我结婚，我没有死，你又和别人结婚。”这可能就是贺子珍进京的心结。只有主席能解开贺子珍的心结。1959年7月，他在庐山提出和贺子珍见一面，为此还请我和井冈山老战士曾志等一起吃了一次饭，商量接贺子珍上山之事。主席在餐桌上坦然地表示，“很想和子珍见一面”。曾志是井冈山时期贺子珍的好朋友。主席很可能是想当面解释这一切，希望贺子珍能静心安度晚年。十年夫妻，几十年的战友，主席对贺子珍的爱意也令人心暖。

马社香：贺子珍与江青是否在延安见过面?江青到底是什么时候到的延安?

朱旦华：江青在“文革”中确实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我1937年“八一三”上海开仗后，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去找过江青，联系一起去延安。当时江青得肺病正在医治，准备缓一个时候动身。这样就到1937年8月下旬以后了。当时贺子珍已经离开了延安。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中央妇委几个大姐，都说江青到延安时，贺子珍早已离开。

马社香：我也曾到延安、西安、兰州和新疆等地做过一些调查。贺子珍到达西安的时间是 1937年7月。最初准备去上海治病，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才决定去苏联。毛主席曾派人前来劝说。此时，江青还在上海，尚未动身。贺子珍离开延安，与江青完全无涉。1937年11月贺子珍已到兰州。当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接到毛主席电报，请劝贺子珍返回。谢觉哉和妻子王定国多次做工作，但无论怎么劝，贺子珍执意要等飞机飞苏联，最后终于等到一架货运飞机，12月25日上午她乘机去迪化。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新疆档案馆核实，贺子珍于12月 25日中午到达迪化，飞机仅在新疆机场加油，下午即飞向苏联。

朱旦华：你走了那么多地方核实这件事，很认真。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也对我说过，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主席带口信和打电报;二是走到兰州，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到苏联后，主席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贺子珍还说过，这封信是主席写在手帕上的，是主席自己用过的手帕。主席是个情感细腻念旧情的人，他一直想挽回贺子珍。

马社香：也就是说，毛主席是在收到贺子珍这封回信后，才开始与江青正式交往。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那么如何评价毛主席与江青的婚姻?

朱旦华：1938年秋，主席和江青结婚，此时距贺子珍离开延安已一年多了。那时候，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正式结婚证，一段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段婚姻，都是合法，也是合情的。主席对江青和对贺子珍一样，也是比较谦让的。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感情也不错。我们不应该因为江青后一段政治问题，就在这段婚姻上不客观。我说几件事。

江青自生下女儿李讷之后，患上严重的妇科病，曾多次到苏联治病包括妇科化疗。1951年10月我去主席家，江青已是第二次从苏联治病回来。后来又去了两次，反复医治，效果都不大。那时候化疗没有现在先进，患者很痛苦，后遗症也大。1959年在庐山，江青曾亲口对我说：“我现在成了废人，怕风，一吹就病。一动满身虚汗，上个山差点休克了。医生嘱咐我要稍微活动，不能着凉，不能被风吹着，不能穿湿衣服。我活动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换衣服。谁也想不到我有病，还以为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了。”

其实，主席对江青的爱意，更多的体现在某些志趣相投。他俩在京戏方面都有较高的素养，人人皆知。他们之间也有诗画唱和，我说的画主要指江青的摄影作品。主席对江青认真学摄影一直比较支持。上世纪50年代亲自请石少华做江青的摄影老师，主席特地邀请石少华到家里做客，郑重拜托。听说江青早年在上海就喜欢摄影，但摄影艺术的提高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江青的摄影艺术，我不太懂，不妄加评论。

我想说一说1961年她在庐山拍摄仙人洞照片的事。那年夏天，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江青随主席上了山。江西省委在中央会议前夕在庐山上开了一个会(指江西省委1961年7月18日-29日召开的全省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会议--编者注)，散会后我没有下山，住在山上。江青曾去看过我。客观地说，那时的江青比较谦虚诚恳，没有什么架子。两人谈家常话，江青告诉我她正在拍摄庐山的云，我一听笑了起来。云，飘忽不定。自古以来写或画庐山云的，都比较多，但真正好的作品，传下来的太少了。江青说，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主席和她都非常喜欢庐山的云。1961年夏主席经常去含鄱口，看山看云，并再次抄写李白的《庐山谣》，分别赠送刘松林和庐山党委。1961年夏天，江青在庐山拍摄了很多庐山云的照片，取景角度各有特色，还给我看过。她将较好的几张放大了，放在180别墅(即庐山美庐别墅，1959年夏和1961年夏主席、江青曾下榻该处——编者注)二楼客厅桌上，其中有一张就是“庐山仙人洞”那张照片。主席有一天在书房工作后休息，走到客厅，一眼看到这张照片，就拿起来细看，主席非常欣赏这张照片的灵感。

江青曾对我说过，主席多次凝看照片，认为环绕苍松的乱云从容不迫，象征着我党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苏联对我们是重重围困啊。主席就在庐山180别墅，为这张照片题写了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并写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解放初期江青下去调研时起的化名。1961年主席还为江青拍摄的几张女民兵练兵照片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图文并茂，诗画唱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在我周边包围圈越来越紧，主席针锋相对，提出“大办民兵师”。江青能够深入生活抓住灵感，非常艺术性地反映了这一点。

马社香：我看过一些江青拍摄的这类照片，也曾先后采访过主席身边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吕厚民、钱嗣杰等诸位老师，他们对江青作品所具有的摄影艺术都比较肯定，都提到主席对江青摄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直比较关注。

朱旦华：应该感谢这些摄影家能公正评价江青摄影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该因为主席的伟大，一度拼命拔高江青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于其他考虑和需要，有意无意歪曲或贬低主席与江青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主席是一位革命理想主义和诗人气质很浓的人民领袖，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长期战略布局上，他考虑得很深远；在婚姻感情方面，他也一直在追求一种诗词唱和的崇高境界。从年轻时起，他对爱情就是追求琴瑟相偕的战友关系。他对杨开慧、贺子珍都体现了这种追求;与江青之间，客观地说也体现了这种追求。主席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

朱旦华与儿子毛远新的生活经历

选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

朱旦华 口述 马社香 整理

毛远新回北京读书的历史真相

笔者（马社香）：朱老，您和毛泽民只有毛远新一个孩子，和方志纯又没有再生孩子，怎么舍得把毛远新送到他大伯身边？

朱旦华：你一定看到社会上一些文章，有的说因为我再婚，有的诬蔑我跪倒在毛主席面前“托孤”，全都是胡扯。我和方志纯于1949年端午节在北京结婚，远新从南昌重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是1951年10月，与我再婚没有关系。至于“跪倒”“托孤”之说，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是为了更能吸引读者而编造的情节。

上个月你来采访，我告诉过你，我和老方结婚后1949年6月抱着一岁多的方荣欣南下到南昌。远新是在北京育英小学7月底期末考试后，与方玲芝一起由警卫员从北京送到南昌的。那时干部还都是供给制，孩子平日吃住在南昌八一保育院，星期天才能回家。远新分在保育院大班，每天早上由保育员送到附近的法院前小学上学，中午下课再回到保育院。法院前小学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所旧学校，条件比较差，一间教室两个班共用，每班只上半天课，加上老师、同学都讲南昌话，远新听不懂，这和北京育英小学没法比。育英小学是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的，学校的老师都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对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尽职尽责，关系非常融洽。班里的同学，大多是从延安中央托儿所一起长大，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西柏坡，又一起进京的小伙伴。所以，远新总缠着我，吵着要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

1951年9月底，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带远新到了北京。在开预备会期间，康克清大姐一见，摸着远新的头说：“开会你带个孩子不方便，孩子住我家吧。”当天，远新就跟康大姐去了朱老总家，每天吃住在“爹爹”（孩子们都这么称呼朱总司令）家里。几天后，康大姐又带远新去看毛主席。在主席家里，远新和李讷年龄差不多，两个孩子在主席身边跑前跑后，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把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家中宁静压抑的气氛全打破了。主席从康大姐那里得知远新是随我来北京开会，抓住远新的小手问长问短。

10月12日全国妇联会议结束。我临行前去中南海，先到总司令家接了远新，再带着他去看望主席，准备将远新带回南昌。主席一家见我来了都很高兴，主席亲切地问了南昌一些情况，当谈到学校教育时，我讲了远新读书的法院前小学状况，比北京育英小学条件差多了，说孩子想回育英小学读书。

主席望着远新说：“住在我这里会成为温室的花朵，还是跟妈妈回南昌，可以经风雨见世面。”远新急了，大声抢白道：“我又不住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主席故作严肃地问：“嗬，你知道什么叫温室的花朵吗？”远新摇摇头：“不知道。”又噘着小嘴嘟囔了句：“听你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句话，引得主席哈哈大笑。

江青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说：“自从岸英牺牲后，几乎没见主席笑过，今天是头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主席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留在这儿吧，可以常和主席说说话，主席的心情会好得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她穿着蓝色的布拉吉，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给人感觉很娴静。江青认为远新留在北京，能冲淡家中悲凉的气氛，对改善主席的心情有好处。我朝主席望去，他坐在藤椅上，把远新搂在胸前，把孩子的一只小手放在他宽大的手掌中，两人好像继续谈着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江青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她说：“由主席定吧。”江青回过头对主席说：“既然孩子想回育英小学，就让他留在北京吧。”

主席抬起头望着我，显然是在征询母亲的意见，我微笑着轻轻仰了一下头，表示由主席决定。主席在孩子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那就留下吧。”

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在中南海丰泽园

远新重新搬回到育英小学住下，周末同姐姐李讷一起回到主席身边。那时干部还是供给制，子女读书不用自己花钱，我就把远新留在北京，一个人回南昌了。每逢学校放寒暑假，主席就会派人送远新回南昌；开学前，老方又派人把他送到北京。

笔者：1955年7月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您给毛远新寄过学费和生活费吗？

朱旦华：主席不同意，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毛远新回到我身边

笔者：“文革”十年中，您见过毛远新吗？

朱旦华：没有。由于“新疆叛徒集团案”我被审查了八年。按照组织原则，作为有亲属牵连的领导干部，必须回避。我们一直没能见面。

1988年3月，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我和杨主席1947年在西柏坡就熟悉，那时他在中央办公厅当主任，我在中央妇委工作，经常见面。他当选国家主席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提出我的儿子在秦城监狱关押十多年了，身体不好，希望能让他出来得到及时医治。杨主席对远新也很熟悉，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不知道杨主席收到信后有何想法，但很快看见他签署的“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的批示。

1989年3月17日，远新来到南昌，住在省公安厅招待所，我当天就赶到招待所去看他。当年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现在已年近半百。我极力忍着泪水，喊了声“远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远新穿着一身旧军装，大步向我走过来：“妈妈，您来了？”我仔细打量着他，不卑不亢，话不多，显得十分坦然，微笑着，长时间紧紧握着我的双手。看得出，他还和过去一样，只是脸上多了些皱纹。他的心态好，也让我放心了。

笔者：你们当时都谈了些什么？

朱旦华：当天没谈什么。也不知道谈什么好，你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后来江西省政府给远新分配了一套住房，不远，他经常来看我，还到医院去看望方老。我们相互间对关心的问题才谈得多了。

笔者：他知道“文革”中您和方老受迫害的经历吗？

朱旦华：知道一点，但不具体。后来远新告诉我，大约是在1967年年底或1968年年初，主席要汪东兴带他到游泳池去见老人家。当时，主席对他说：“中央专案组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根据查到的档案证明，1946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变了，包括你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立案审查。”

远新一听，当时就蒙了，心里很紧张，问：“那我呢？我也是一起从新疆监狱出来的。”主席说：“你一个娃娃，小萝卜头，没有你什么事。”远新走出客厅，汪东兴正在值班室等他。汪东兴说：“主席都给你讲了吧？”远新点点头。汪东兴说：“前天，中央碰头会正式决定立案审查新疆一案。我向主席建议是不是给你打个招呼，主席就要我找你来。按党的组织原则，你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远新点点头。汪东兴接着说：“你一定要服从中央决定，和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考验。”说着，汪东兴又拿出一包材料交给他，说：“你回去认真看看。”远新点点头，接了过去。

笔者：汪东兴的谈话是代表中央、代表组织对毛远新提出要求吗？

朱旦华：我想应该是这样。后来我问过远新，主席当时还说什么了，远新说就那么几句，再没多说就要他走了。那时他在周总理身边担任联络员，具体分管东北三省的联络工作。他回到自己房间打开那包材料，全是江西一些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方老的材料。其中有宣称方志纯是叛徒的材料，但没有远新最想知道的新疆一案的具体材料。过了几个月，大概是1968年5月，周总理找他去，说：“中央决定你去辽宁工作，不再继续担任联络员。”并把一份刚刚印出来的中央文件递给他。那是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远新第一次看到他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算是军队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干部。但是，那份文件中央的批语中，首先点名批判的是马明方。在远新的印象中，马明方是原东北局第三书记，东北局当时已撤销。远新在担任总理联络员期间，经手过辽宁的很多材料，并没有多少涉及马明方的事。远新问总理：“在辽宁为什么点马明方的名？”总理说：“在中央专案组，马明方专案就是指新疆叛徒集团案。”远新说：“中央要我去辽宁工作，在辽宁又点名批判马明方是叛徒，我也是跟马明方一起从新疆监狱出来的，我怎么办？”

总理心里明白，远新嘴上说的是他和马明方的关系，实际上是说他和我及老方的关系，他到辽宁工作有不便之处。总理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在讨论有关涉及新疆问题干部时，你都采取回避。”然后，总理又笑着说，“其实，你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娃娃，送进丑子冈同志管的中央托儿所嘛，没有你的事。”

远新后来就是采取回避的方式，在省委研究马明方问题时，包括沈阳空军涉及吕黎平同志、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涉及白大方同志，他都按总理交代的方式，找借口回避了。在省委研究白大方同志审查结论前，他还打电话问过总理。总理心里明白，远新是找借口问新疆一案，实际是关于我和老方的结论问题。总理在电话中说：“新疆一案中央还没有最后结论。你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去新疆扫墓所思

笔者：您曾经说过，毛泽民给儿子起名远新，既符合韶山毛家祖谱的牒序“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又要他记住，他出生在遥远的新疆。是否可以说，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

朱旦华：新疆不仅是远新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父亲毛泽民工作、战斗、最后牺牲的地方。他父亲的墓地就在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中。

1983年，在烈士牺牲四十周年时，我去新疆扫墓，见到了许多当年一起在新疆工作、战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遭受迫害的战友；见到了当年那些我手把手教他们识字、唱歌，饱尝新疆铁窗之苦的孩子们。当那些孩子按照1946年返回延安的照片，在各自位置站立拍照时，我的心突然激烈颤动，在后一排我最熟悉的那个位置上，少了我的儿子远新。1983年他正在秦城监狱关押。我的心不由得一遍遍呼唤：远新，我的儿子，你何时能重返新疆？何时能再为你的父亲，一位忠贞不渝的老共产党员扫墓啊！

笔者：我查阅一些报刊资料，毛远新于1975年9月去过新疆为他父亲扫墓。

朱旦华：是的。远新第一次去新疆扫墓是在1975年，那次是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前往新疆的。远新对我讲过，在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毛主席曾对他说：“你，代我在泽民的坟前放一束花。不要说。”中央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集体扫墓献花后，远新又单独去了次陵园，在他父亲的坟前恭恭敬敬献上一束鲜花，他站在墓碑前，心中默默地说：“爸爸，主席一直在惦念着您，这束花是主席托我代他献给您的。”

毛泽民

2000年夏，远新偕妻女再次去新疆为父亲扫墓。他从新疆回来后对我说，在纪念馆，看到陈列的文物中，有当年国民党给他父亲判罪文件的图片，上面清晰地写着罪名是“危害民国”四个字，他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了，眼睛模糊了。

我心里明白，远新当时一定联想到他自己的判决书上所列罪名：“阴谋颠覆政府”。远新当领导干部时，毛主席还在世……

2003年9月，是他父亲与陈潭秋、林基路烈士牺牲六十周年，受自治区党委的邀请，远新第三次去新疆。他还应自治区党史办约稿，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墓碑前的思念》，这是他至今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文章寄出前，他把文稿给我看过，征求我的意见。

（朱老起身，从书桌左侧一堆材料中翻出文稿，递给我。）

笔者：您看后作了修改吗？

朱旦华：没有，一个字也没改。文稿中新疆监狱中那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他小时候我经常讲给他听的。文中引用主席对他说的那些话，在延安时主席就亲口对我讲过。远新把这些内容合在了一起。每读一次，我都忍不住掉泪。今天，请你再给我读一次吧。（详见原书）

“捍卫真正共产党人的信仰，永不改变。”这就是毛泽民烈士当年被敌人杀害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年我们在新疆监狱，面对敌人酷刑，顽强坚持斗争的根本原因。革命队伍中也有少数人，像徐梦秋、刘希平等人，放弃了真正共产党人的信仰，改变了信仰，最终成为可耻的叛徒。

笔者：您后来再去过新疆吗？

朱旦华

朱旦华：没有。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远新后来多次去新疆，为毛泽民烈士故居的修缮改造，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在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终于改建好了，现在已经成为乌鲁木齐市一个重要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朋友们的赞助下，远新请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教授，为他父亲制作了一尊铜像，赠送给故居纪念馆。剩余一点钱，他全用于定制纪念邮折。

李讷、汪东兴来家中做客

笔者：改革开放后，毛主席的孩子来过您家吗？

朱旦华：李敏身体一直不好，很少到外地。李讷来过两次。

李讷与王景清

我1997年从江西省政协离休。就在这年9月，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去井冈山学习参观，下山后专门在南昌停留一天，来我家做客。1992年李讷曾来过南昌，探望过我和远新。

记得1997年那天，李讷一进门，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亲热地叫“婶婶”。李讷穿戴极为朴素，一件灰白色的确良衬衫，黑布裤子，和南昌街头退休女工穿戴没啥区别。我笑着说：“李讷，你走到南昌街头，不要说你是领袖的女儿，就说你是北京来的干部，看衣服，谁都不会相信。”

李讷笑着说：“那才好哪。父亲就会夸奖我艰苦朴素及格了。”李讷三句话离不了艰苦奋斗。

在李讷的思想和生活细节中，父亲的影响非常深远。1987年我到北京开会，去过李讷家，一套普通两居室寓所，李讷高兴地向我介绍丈夫王景清，说他是家里“大师傅”，自己是这个家的“清洁工”。当时她家没有请保姆，烧饭做菜，王景清全包了；打扫家里卫生，则是李讷的活。平民生活，透着无穷的爱意。

李讷比远新大半岁多，身体不是很好，体虚多病。只要身体能支撑，凡是父亲生活过的地方，她都要去瞻仰，重新沉浸在父亲指点江山鏖战南北的岁月之中。西柏坡、延安、保安、五台山、南街……李讷夫妻都去了，这年又到井冈山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谈到韶山、井冈山、延安，感慨尤多。接着谈到李讷的工作。李讷轻轻地说，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都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和工作，多次请人转告问候。可她在单位里不好说话，基本上处于病休状态。

“怎么呢？”我不明就里。

“你想，爸爸是开国领袖，妈妈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我一开口，说不好就出错，叫其他同志为难。”原来是这么回事。昔日主席怀抱里的“红色公主”已发福了许多，可一开口那独特的语言，深深留下了过去“调皮”的身影，遗传了父亲毛泽东自然而深刻的幽默。

李讷前额高高的、宽宽的，我情不自禁地望了一眼客厅挂历——毛泽东主席正站在天安门城楼挥举着巨手，那又高又宽的前额，又圆又厚的下巴，目光深邃而慈祥。父女俩长得真像啊。那天我和李讷共进晚餐，突然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多重涵义。

李讷走后不久，我家又来了一位北京客人，他就是汪东兴。

汪东兴

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方志纯的老乡和老战友。他比方志纯小11岁。1932年赣东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他刚满16岁就入党参军。1933年，邵式平、方志纯带着赣东北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支援中央苏区，就是方志纯见毛主席那一次，汪东兴当时就在第十军中，不久任排长。1946年，新疆监狱同志回延安，方志纯分配到中央社会部二室任主任，那时汪东兴是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1958年汪东兴从毛主席身边下放到江西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1959年庐山会议，他和方志纯共同负责大会保卫工作。汪东兴和老方的战友情谊应该是比较深厚的。我和汪东兴在延安、西柏坡和江西工作时期，也是比较熟的。老方病重故去多年，汪东兴1997年回家乡休养，终于整理了一些冗务，前来表示慰问。

故人相见，别来无恙。汪东兴于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后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局，回到毛主席身边。1966年5月，汪东兴续杨尚昆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不久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直接主管八三四一部队，1969年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十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他积极参与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远新也在同一天被“保护审查”。1977年8月十一大，汪东兴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到两年半时间，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

辞去党的副主席十七年的汪东兴，精神良好，坐在我家陈旧的沙发上，嘘寒问暖，述说旧情。他告诉我，1995年9月，他和妻女去了一次韶山。韶山管理局和韶山市领导接待得很热情很周到。汪东兴一家参观了故居、铜像广场和纪念馆、滴水洞一号楼、毛泽东图书馆基地、毛泽东纪念馆文物库房和遗物展等。汪东兴留给韶山的题词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毛泽东《七律·到韶山》的名句……

那天，我和汪东兴在客厅合了一张影。

毛远新的新生活

笔者：汪东兴来的1997年，毛远新生活得怎么样？

朱旦华：1996年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远新的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涨到了2001年1月的1600元。2001年2月，远新年满60岁，结束了八年研究所工作正式退休了。所领导曾多次表示，希望他能返聘继续工作。受病痛折磨多年，远新需要认真治疗。所里为他举行了欢送会，从上到下对远新所做工作做出很高评价。上海市民政局为远新办了烈属待遇，每年春节，区民政局和街道居委会都派人前来慰问，在家门口贴上“光荣之家”条幅。

毛远新和妻子全秀凤、母亲朱旦华、女儿李莉

远新重新工作的单位是家国有企业。按照企业高级技术职称职工退休的标准，远新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后来涨到1600元。现在又涨到2200余元。但物价也涨了许多。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今年4月远新做了两腿股骨头手术，行动方便多了。他准备以南昌为主要居住地，照顾我。远新的女儿莉莉早已从上海大学美术设计班毕业，与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结婚三年了，小夫妻恩爱孝顺，使远新能够安心留在南昌。

选自《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纵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