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儿“掠没奚官”发生在宋明帝泰始四年，即北魏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奚官是魏晋以来管理宫廷奴婢的机关，两晋少府属官有奚官令[《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737页。]，南朝梁的奚官署属大长秋[《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9年，第806页。]，北齐奚官署属长秋寺[《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844页。]，唐代“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753页。]，是管理皇宫内侍事务的机构。如《隋书》所说，“后齐制官，多循后魏”，既然北齐官制多继承北魏，北齐有奚官署，北魏大概也有。

在王钟儿（慈庆）去世四五年前，也就是孝明帝神龟二年至正光元年（519—520）间[这一事件《魏书》在卷五九《刘昶传》和卷一一一《刑罚志》都有记录，前者记在“正光初”，后者记在“神龟中”。刘辉与兰陵长公主不和离婚又复婚家暴，前后至少两年，离婚大概在神龟二年，家暴闹大应该在正光元年胡太后被软禁之前。]，因刘昶（被刘子业逼迫投奔北魏的刘宋宗王）之子刘辉与妻子兰陵长公主积年不和，刘辉另爱张、陈二女，公主与刘辉吵架忿争，引发家暴，刘辉把公主推下床殴打，手脚并用，造成公主流产并死亡。根据《魏书·刘昶传》，兰陵长公主是宣武帝的二姐，胡太后于情于理都要为她出头。于是严惩刘辉之余，还不能放过与刘辉相好的张、陈二女及其家人，“二家女髡笞付宫”。“髡笞”就是剃去头发并施以鞭笞之刑，“付宫”就是剥夺自由，发到宫里为婢[对这个故事的详尽讨论，请参读李贞德《公主之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魏书·刑罚志》记司法官员三公郎中崔纂反对这样处理，理由是二女以奸私细过，“何得同宫掖之罪，齐奚官之役”。可见“付宫”即“没奚官”。

北魏皇宫（肯定不限于宫廷）里的奴婢，无论是男性宦者还是女性宫女，其来源多为罪犯与俘虏。《魏书·阉官传》为25名宦官立传，其中22人不是战争中俘掠而来，就是因家庭陷罪而横受宫刑。一般印象，觉得成为阉官要求年少，史料中阉官亦多见少小入宫，比如常珍奇的少子常沙弥就是一例。其实宫刑并无年龄区别，只是罪犯之家成年男性多被处死，仅剩少年入宫。宫女更不分年龄，上述兰陵长公主案件中的张、陈二女，“付宫”时都在成年，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钟儿入宫时年已三十。

常珍奇在悬瓠举兵叛魏之时，忠于建康的东徐州刺史张谠驻守团城，正在面对尉元率领的东进魏军。团城在今山东沂水，是抵抗魏军进入青冀二州的要塞之一。常珍奇从悬瓠拥众南逃时，团城也被团团围困。尉元派人劝降，走投无路的张谠只好降魏。北魏方面按对待方镇降将的一贯政策，让张谠（暂时）继续担任东徐州刺史，只是另派了一个代表北魏朝廷的文员（中书侍郎高闾）同样担任东徐州刺史，跟张谠一起驻扎团城，这种情况史称“对为刺史”，实际就是监督、过渡，最终会夺取对这个区域的全面管理[《魏书·李灵传》记李璨“与张谠对为兖州刺史，绥安初附”，以张谠为兖州刺史，且与张谠对为刺史者不是高闾而是李璨，与《魏书·高闾传》和《魏书·张谠传》不同。案《魏书·毕众敬传》，薛安都以毕众敬行兖州事，宋明帝以众敬为兖州刺史，众敬降魏，“皇兴初，就拜（众敬）散骑常侍、宁南将军、兖州刺史，赐爵东平公，与中书侍郎李璨对为刺史”。知《李灵传》误]。不久北魏召先已投降的薛安都、毕众敬入朝，张谠何时入朝不见于史，估计也在几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张谠到平城拜谒北魏献文帝时，王钟儿已经在平城宫里了。

王钟儿不知道的是，张谠的妻子皇甫氏早在很多年前就已有过同样不幸的平城之旅。不知道确切时间，很可能是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冬天那场魏军长驱直入饮马长江的大动荡中，张谠的妻子皇甫氏被魏军抓到了北方。《魏书·张谠传》记载了这场不幸：“（张）谠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就是被掠至奚官后，由皇帝赏赐给了某位宦官做女婢。“皇甫遂乃诈痴，不能梳沐。”她假疯装傻，连日常梳洗打扮都做不了，显得全无用处，也许这样就避开了更严重的凌辱。

过了几年，当南方的皇帝变成了宋孝武帝，北方变成了北魏文成帝，张谠在刘宋冀州刺史的军府担任长史时，找到机会，请人（多半是委托边境上的商人）携带上千匹丝绢到平城，四处打听皇甫氏的下落，想要赎回她。这个消息传到文成帝的耳朵里，他很吃惊，什么样的女奴值得上这么多财产呢？特地叫来看看，一看竟然是一个年将六十（实际应该是五十多一点）的痴傻老妇，不禁大为感慨：“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义。此老母复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费也。”皇甫氏南归，张谠派诸妾到边境上隆重迎接。皇甫氏回家没几年就去世了，很难说与她在平城的悲惨经历没有关系。不过，张谠没有想到的是，在妻子去世十年后，他自己也被命运送进了平城。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来看看所谓的罪人家庭男女是如何沦为宫中奴婢的。

比王钟儿小三十来岁的文罗气出自蛮人酋长家庭，她和家人世代生活的地方，在今河南洛阳以南、南阳以北的鲁阳关附近，为黄河流域与江淮流域的分水岭山地，山高林深，属于“霑沐王化”比较迟缓的地带。文罗气及家人后来也横陷国法巨网，没入奚官，女为宫女，男为阉宦。本来，文罗气这一社会阶层的女性既然没有可能为正史提及，早该如千千万万和她差不多的人一样沉入遗忘的海洋。她的幸运有点类似王钟儿，一块随她入土的石头上刻下了她人生的一鳞半爪，经研究者钩隐发微，她沉浮人世的梗概才多少为今人知晓。这就是近年出土的北魏雷亥郎妻文罗气墓志[文罗气墓志的拓片图版与录文，见叶炜、刘秀峰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第68—69页。文罗气的堂弟问度的墓志，亦见同书第248—249页。文罗气姓文，问度姓问，二字同音，都是对“蛮”的变态拟音，表明他们的身份是蛮人，因此取文取问并无不同。只是，出自同一家庭的文罗气和问度竟然采用不同的汉字作为姓氏，说明他们获得华夏姓氏的时间不太长，还不稳定。我甚至愿意假定，汉代以来蛮人酋首的常见姓氏“梅”，其实也是对“蛮”的变态拟音。这类姓氏都带有他称色彩。]。这方墓志经胡鸿解读，我们才看到一个独特的、不该沉没的故事。[胡鸿:《蛮女文罗气的一生——新出墓志所见北魏后期蛮人的命运》，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2017年，第97—111页。]

文罗气的祖父文虎龙是鲁阳蛮人酋首中较早投靠北魏的一个，是当地的一个领袖人物。文罗气的父亲去世得早，到北魏开始向南阳方向发展时，鲁阳蛮人的领导权已经转到另一个蛮人大姓雷氏手中。文罗气嫁给雷氏子弟雷亥郎，算是门当户对。随着北魏势力深入南阳盆地，包括鲁阳蛮在内的南阳周边山地蛮人开始感受到强大政权的压力，不可避免地，摩擦与反抗日益增多。于是北魏把总计上万家的蛮人迁到北方，分置于六镇与河北诸州。文罗气随家人迁到晋阳，这一支蛮人的领袖大概是文罗气的伯父、文虎龙之子文石他。他们“思恋乡廛”，不甘心被如此宰制，在文石他率领下南逃，目的是“还乡为国”，遭魏军围追堵截。《魏书·蛮传》：“（蛮人）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黄河岸边屠杀的幸存者，全部成为奴婢。文罗气的丈夫雷亥郎大概死于追杀。文罗气和儿子雷暄由此入宫，文罗气的弟弟文翘，以及五六岁的堂弟问度也都“没为官人”，即同样受宫刑成为阉官了。时在宣武帝景明三年（502），文罗气三十三岁，比王钟儿入宫时还大三岁。

文罗气的命运真是跌宕起伏。据胡鸿考证，她入宫不久，被宣武帝赏赐给了一个刘姓宦官做妻子（其实应该是妾媵），而这个宦官，很可能是我们后面会多次提到的刘腾（他和王钟儿一样，是宣武帝最信任的几个身边人之一），或刘腾的亲人。不管是刘腾本人还是刘腾的宗亲，这位刘氏宦官不仅要娶妻妾，还需要养育儿女，领养儿女可以到谯郡刘氏宗人中去寻找。文罗气的墓志只提到一个女儿，没有提到别的养子，很可能因为养子早被处刑了（刘腾的两个养子在胡太后重夺大权后一个叛逃南朝，一个流放边州）。不过，文罗气却大得这位养女的好处，因为这个养女刘贵华成了孝明帝的淑仪，文罗气一下子成了外戚。虽然刘贵华“不幸花叶早落”，很早就死了，文罗气毕竟风光了一阵子，而她仍在宫里做阉官的家人应该也得到了照顾。据墓志，她的弟弟文翘官至（中）尝食典御，儿子雷暄做到园池丞，堂弟问度也是中常侍、中尝食典御，都算得阉官中的上层人物了。

文罗气活到东魏末年，享年七十一岁，她死时弟弟文翘已先她七八年去世，儿子雷暄、堂弟问度都在邺城皇宫。丧事大概是雷暄操持的，墓志也是照着雷暄的意思写的。胡鸿说：“在文罗气晚年，应是雷暄与文翘共同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也正因此，雷暄主持刻写的墓志中，用较多篇幅写了父亲雷亥郎的事迹，且对母亲的二次婚姻表达得十分隐晦。志题中‘魏故长秋雷氏’即指雷亥郎，他是否担任过这一官职已无法求证，大长秋是宦官中的最高官职，此处更有可能是墓志中常出现的虚构。”我倒是觉得，志题“魏故长秋雷氏文夫人墓志铭记”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混杂，“长秋”指的是文罗气的后夫刘姓宦官（极大的可能是刘腾），“雷氏”才是指文罗气的前夫雷亥郎。

胡鸿还说：“与其说文罗气的一生见证了北魏洛阳时代，不如说是这个时代塑造了她曲折的人生。历史学家在关注宏大时代脉络之余，驻足体味一下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这个意思我是完全赞成的，不过我还想加一句——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正是因此，我们对那些虽为正史所排斥，却凭借墓志而幸存至今的北魏宫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