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⑥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⑦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0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选》了。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⑧，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⑨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搞了一个土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⑩
①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⑤《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⑦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⑧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⑨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⑩以上五封信，均引自毛泽东手稿。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0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选》编辑工作。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①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②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③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⑤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⑥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⑦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为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⑧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⑨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⑩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①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②愈之，即胡愈之。
③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④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页。
⑦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⑧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⑨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⑩毛泽东同长征、艾迪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①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②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⑤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⑥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⑦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⑧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⑨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⑩，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④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⑤《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页。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⑦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⑧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代号。
⑨《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当时，听完彭德怀的汇报，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毛泽东宽慰他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①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②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③”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④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⑤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⑥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⑦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合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⑧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⑨
①《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④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⑤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⑥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⑧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⑨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