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刘、张二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自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一封亲属来信。写信人是他的堂弟毛泽连等。毛泽连要求陪母亲到北京治病，毛泽东复信劝他们不要来北京。信中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又说：“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①（①毛泽东给毛泽连等的信，手稿，1951年12月11日。）随后，毛泽东寄去一些钱，让毛泽连的母亲在长沙好好治病。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②（②这里是人民币旧币，1万元旧币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以一百万元为六婶③（③六婶，即毛泽连的母亲。）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他特意在信的末尾嘱咐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陆续接待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亲友。来的时候，他都热情款待；走的时候，常常给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招待和接济亲友的钱，照例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从不用公家一分钱。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概婉言回绝。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④（④毛泽东给杨开智的信，手稿，1949年10月9日。）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①（①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②（②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③（③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毛泽东对家乡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惦念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④（④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是毛泽东外祖父文家所在的地方。）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①（①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1954年4月29日。）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一九五二年初，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又作出一个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7、168页。）
几天以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页。）
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193页。）
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在一九五三年说过：“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③（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1页。）《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
“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O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0、171、173页。）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①（①《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l页。）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②（②《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l页。）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气焰，是雷厉风行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
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约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①（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28页。）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下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③（③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手稿，1952年3月16日。）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26日。）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27日。）
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①（①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20l页。）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③（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82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指示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
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2、203页。）
从上述各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0页。）这为以后用和平的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①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页。）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