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对于电影业的萧条现象，毛泽东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他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听了赵丹的回答，又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⑩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6年12月4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14、515页。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④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⑤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⑥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

　　⑦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⑧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⑨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⑩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记录，1957年3月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页。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话的第一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再往后，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指三个五年计划内。——引者注）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作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①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②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天津。他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谈话。晚上，来到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