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④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⑤，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⑦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⑧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⑨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⑦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⑧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9年4月17日。
⑩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4月26日。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①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毛泽东又经武汉来到长沙。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而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④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⑤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0页。
②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1页。
④毛泽东对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的批注。李先念在报告中说：“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⑤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