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③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⑥，值得我们警惕。⑦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⑩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1－430页。
③见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④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
⑤“三无世界”，指“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⑥1960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邓小平的解释，退出座谈会。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7页。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
⑨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⑩以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均引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0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②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⑧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⑨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⑩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⑿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7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⑧见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⑨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对苏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系统的批驳。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页。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两个电报，请示中央。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②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⑤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⑥
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⑦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⑧”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⑨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的确，这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共产风”和其他一些“左”的错误，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毛泽东特地嘱咐值班秘书：“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十一月十五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⑩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⑾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这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1960年11月28日”⑿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①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作出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
②《杨尚昆日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页。
③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写的一段话，见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⑤毛泽东给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页。
⑦王任重日记，1960年10月26日。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15日。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60年11月15日。
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