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投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9日。）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①（①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谓砍合作社的1日账，还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账。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极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在全党立即出现反右。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②（②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已经出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绝对化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毛泽东接着说：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了，甚至是颠倒了，把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
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这是注意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教训，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表示了这样一种鲜明态度，才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几年内，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中间，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以此陷害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这次全会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②（②据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①（①《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①（①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654页。）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