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_{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_{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_{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_{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_{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_{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_{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_{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_{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_{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_{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7、28页。）}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_{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_{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_{①(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_{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_{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93—696页。)}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