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
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
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