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3—45页。)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