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_{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_{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_{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_{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_{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_{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_{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_{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_{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_{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_{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_{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_{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_{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_{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_{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_{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_{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0”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_{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