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②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③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④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⑤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⑥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⑦”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⑧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
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⑨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⑩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⑤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苏联领导人及苏驻华使馆同我联系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69年3月22日。
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⑦耿飙：《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⑧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12月12日。
⑨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⑩[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①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一九七0年六月，毛泽东约见曾教他读英文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此时下放到北京针织总厂当纺织工人），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章含之回忆说：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⑤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章含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⑦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⑧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⑨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⑩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⑿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①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②《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2页。
④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页。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⑦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⑧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⑩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⑿[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