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⑩
①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4月23日。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4月。
③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④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⑤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⑥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⑦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⑧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⑨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6月3日。
⑩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①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②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③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7月1日。
④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7月。
⑤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⑥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⑦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⑧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⑨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⑩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②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③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⑤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⑦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⑧毛泽东在王洪文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⑨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8日。
⑩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