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②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倚枕
1975，6，27”④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①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②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5日。
③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④毛泽东致加蓬总统邦戈的信，手稿，1975年6月27日。
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⑥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⑦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⑨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⑩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⑾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⑿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⑦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①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②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
③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④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⑥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⑦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
⑧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⑨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0月28日。
⑩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2日。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②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③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⑤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⑦”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⑧”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⑨”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①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3日。
②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④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6、427页。
⑤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21日。
⑦毛泽东在邓小平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22日。
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5年11月23日。
⑨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⑩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1月15日。
⑿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⒀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12月27日。
⒁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