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³⁴⁾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³⁵⁾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³⁶⁾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³⁷⁾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³⁸⁾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³⁹⁾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⁴⁰⁾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⁴¹⁾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⁴²⁾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⁴³⁾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⁴⁴⁾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⁴⁵⁾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⁴⁶⁾。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⁴⁷⁾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⁴⁸⁾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⁴⁹⁾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⁵⁰⁾。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⁵¹⁾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⁵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