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远征并未减少上海对毛的非难。雪片一样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内容都是极左的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毛也是如此)。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怒气冲冲，毛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令人惊奇的是，毛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当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1927年第五次党代会批判了他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时；在1928年他被指令离开井冈山时；直到1929年，及以后的一、两次类似的情况的时刻，他都未退党。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共产主义。
进而言之，毛不满足于建立起只包括一、二个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全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没有共产党，毛和朱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初就建立起这样的武装力量。
毛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如果说毛在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他被看作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于党的权力机构的中层。*
*第二次茅坪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负责湘赣边界地区的党务工作。在十九名委员中，毛排在第十五位。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像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众”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像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像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像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像“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
这一过失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随着1930年的过去，起始像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间奇特的拔河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李立三为红军逐渐扩大的影响也有所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力的武装。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李转向毛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一步实施他的攻击几个主要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取得了这种权力。
彭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没拿下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个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也损失不大。
*原文有误。朱毛红军从未占领过南昌。——校注
毛从进军南昌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李立三的路线已彻底破产。
离开闽赣边界去攻打南昌之际，毛对这次出征肯定也是心存疑虑。离开长汀时，他在一首词中写道：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既无百万，也很难说得上狂飙，另外，一支外国歌曲真的会使毛感慨万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