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词句浸透了毛泽东对个人使命的领悟。昔日英雄都已成过去，在新的战争年代他们不可能再成为东升的旭日。唯有毛泽东能负托起管理中国多娇江山的使命吗?
然而，《雪》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的诗词，是中国壮丽的山河使毛泽东产生了如此坚强的信念:现在的中国比4000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辉煌灿烂。
毛泽东是在努力团结所有的人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写下这首词的。他的英雄主义之梦是在把中国作为最高事业的时候，是在中国自成吉思汗以来所面临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时刻产生的。
毛泽东脑海中呈现的英雄并没有包括列宁、乔治·华盛顿或任何一位西方人物。这些英雄都是东方人，而且都已谢世。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时第二国际失败了。
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他从未犯过这类错误。1936年间，毛泽东每次给国民党发去电报的时候，都睁大另一只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全国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是既使蒋介石丢脸，又能团结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新的统一战线是真诚的吗?他当然不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共享未来，他也不相信随着战争的持续国共两党会融合而形成单一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确实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站到一起。因为双方都在全力以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抗日斗争。只要掠夺者还在中国的领土上，就不会对双方造成决定性的破坏。
毛泽东在保安时与斯诺谈话中，有一种消弭敌意的坦诚:“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掠占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6]
在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共产党……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7]
蒋介石也企求作个爱国者，然而其政治嫡宗使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民族主义。他的国民党没有扎根于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中。好像为了弥补这一点，蒋在寻找外国人做靠山。最后，蒋介石则完全背弃中国，以自怜的形象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但是，山姆大叔对中国局势鞭长莫及，也无力挽救蒋介石。
毛泽东在精明地打抗日这张牌，他也十分幸运。正当他对自己的反蒋策略感到信心不足时，日本人发起了进攻。可是，如若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抗战触动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哪一种因素或是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都不会起作用。统一战线是一种以两手对两手的游戏。不过当时毛泽东的信念也是双重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学说都是治疗中国这位“病夫”的药。因此，重视治病的良药甚于病人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希望把他的这种商标的药加诸蒋介石的身上，并已准备为此而斗争。长征期间和40年代的内战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这种对药物的选择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
在1935—1936年间，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和被迫流浪者的态度，既体现了他的精明和爱国的双重特点，也促进了他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他号召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他敦促穆斯林也这样做，以保证“突厥人的民族复兴”。
他对哥老会这样说: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毛泽东在发给这一秘密会社的传单最后说:“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理查德·尼克松未来的朋友确实无比的灵活机智。
就在毛泽东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蒋介石的一次谈话说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9]共产党人甚至比蒋介石所知道的还要近。两个月后，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蒋介石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囚徒。
1936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后果之一是蒋介石手下的军官出现了骚动。张学良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对张学良来说，到1936年秋，蒋介石的积极反共和动摇不定的抗日态度已让他忍无可忍。这位英俊而又感情丰富的将军是东北军的首领，他的军队抗日尤其积极，因为他们的家乡东北自1931年起就被日本人占领。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默契。1936年，张学良的3000名士兵顺风转向，倒向红军一边。
12月的一天夜里，张学良包围了西安北郊的一座宫殿，蒋介石就下榻在这里。他开枪击毙了蒋介石的30名随从。
灵敏的总司令穿着睡衣、打着赤脚落荒而逃——假牙也丢掉了——翻墙而去，带着背上的伤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张学良的一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暴怒地蜷缩在石缝里。
蒋介石厉声提醒这位将军说他是他们的总司令，这位军官有礼貌地鞠了躬，然后回答道:“你也成了我们的阶下囚了。”[10]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面临着微妙而棘手的选择。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泽东的目的——推动全国抗战，但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对蒋介石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泽东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以作为一名爱国者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并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做决定。"[11]周恩来说他赞成宽大处理。
正当中共领导人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好像毛泽东见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谩骂。[12]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泽东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强有力武器——这表明，他绝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泽东仍然漠视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经过十几轮会谈，“西安事变”结果以不可思议的妥协浮现出来。
蒋介石自由地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但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不过，作为回报，蒋介石放弃了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权威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这也是受“卢沟桥事变”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1937年夏末，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共产党的名称降格为它所属的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下。
毛泽东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金—每月5块钱。
蒋介石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只有以前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自身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像在西安事变时那样显示出他对蒋介石的优势。他目光远大，留给蒋介石的是权宜之计。他一直沉着稳定(看到斯大林的电报时除外)，而蒋介石则惊慌至极，像是缺乏教养。毛泽东不拘泥于形式，而蒋介石则努力抓住总司令的最后一点威风。
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绝没有把其内部纷争置诸脑后，遵义会议也没有使28个布尔什维克全军覆没。虽然没有人再企图推翻毛泽东——尽管有那么两个人沉迷于这样做——但是还会有来自各个派别的中伤。
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期间，他也就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他曾一度是“关门主义者”，以致成为毛泽东左翼的一个污点)，以及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子在莫斯科待了6年以后回国。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所在)。他们要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
毛泽东精明地把喜欢吃糖的孩子推到那门锁上插着钥匙的糖果店前——他不久就让王明担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一方的负责人，长驻蒋介石的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