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主义”的倡导者引起毛泽东的反对，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像张国焘或王明那样公开表示与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相抗衡。这些狂热分子希望把蒋介石带进法庭甚至处死，他们排除一切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否认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毛泽东对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危机感。他认为他们是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毛泽东一直对托洛茨基持怀疑态度。
很多热情的左派分子之所以热衷于“关门主义”，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陕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给普通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担心与蒋介石的重新合作会冲淡共产党的社会工程。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表示拯救国家比土地改革更重要。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的痛恨甚于对“投降主义”的敌视。
实际上，直到1941年，毛泽东对重新与国民党联合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这并非因为他从个人的角度相信蒋介石，而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已经确信未来是属于他的。但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不久就会被消灭，他一直没有把共产党的问题考虑得像毛泽东认为的那样重要。
毛泽东的抗日方法是渐渐广为人知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把中国的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不是把战争限制在狭小的圈子之内，而是把这个任务放手交给人民。
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已经按照这条路走过。现在他们跨上了一个更辉煌的阶段。出任指挥的是何种德行的人才!要利用和引导如此众多的人的情感!人民战争确实如此，它不仅指全体人口中的一部分——像十几年前那样——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
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泽东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入中国革命之中。
同国民党维系在一起并不是毛泽东独自的主意，莫斯科现在也通过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推动着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居于所有其他实行统一战线的有声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上。
置身于人民中间如鱼得水，共产党人的武装不久就增至创纪录的水平。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的人数达到40万。是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比1937年的4万人增加了5倍。
蒋介石不能与红色战士相匹敌，不能成为水中鱼。蒋介石对他们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控制，因为他们大多分散成千人左右的流动作战部队。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当国民党被日本人的进攻不断赶向中国西部的时候，共产党在北部和东部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在毛泽东的华北根据地内已有5000万人口。通过抗日，毛泽东将会击败蒋介石。
当红色战士言及解放时，普通中国人认为这是指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毛泽东这时已有自己的想法，即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苛捐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红色战士以自己的品行和他们作为贫苦农民军队的性质，将希望极大地寄托在即将到来的社会解放上。毛泽东把他的军队投入到与蒋介石一道分担的民族事业中，但这支军队的精神中蕴涵着革命的希望。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到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雄主义。八路军的弹药和给养是蒋介石提供的，但1939年以后蒋介石再没给过任何东西。除蒋介石的军队外，苏联人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中国军队以援助。八路军依靠敌人同时也依靠自己的智慧生存下去。
它的军人主要是由广大贫苦农民组成，这些农民有着固有的期待和确定的宿命论世界观。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看到一名痛苦异常的伤兵乞求药品，可是没有，她所能给予他的只有最后一片安眠药。输血根本不为人所知。服装供给是如此缺乏，以致士兵们要赤着双脚膛过结冰的小河。
史沫特莱跟随的一个连队，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小米随手可得，但是连队没有钱，而指挥员不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东西。
在这个严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当地群众的任何东西。
史沫特莱快昏沉麻木了，而这支饥饿的部队则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漫漫长夜。“他们的声音像一支管弦乐队，”她说。
所有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就像美国儿童第一次见到剑龙。他们初到西安，就像孩子一样在牛肉饼摊前排队，去轮着按电灯开关以观看灯泡在他们手指触下一闪一亮。
毛泽东这位不是军人的军人，深知军队是构成他们社会的一部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强奸等于是侮辱自己战友的姊妹。由中国受剥削者组成的八路军——并指引它为理想而斗争——毛泽东运用人民战争为他的斗争服务。
八路军的先遣队很快赢得了农民，他们像追打毒蛇一样打击日本侵略者。儿童从猪狗不如的生活中被拯救出来，给他们吃的，教他们念书，并给他们类似通讯员或卫生员的工作。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画报上毛泽东的脸庞显得十分清瘦。
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写出了很多东西，他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起枪杆子以来的最主要的军事思想。他写了《基础战术》，这成为干部的必读手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阐释人民战争意义的经典性著述。在《论持久战》中他从中国的角度对中日战争作了总体考察。[14]
他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疼时就紧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15]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毛泽东那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积满书桌。不过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其间，那些有才华的秘书开始编辑和校订毛泽东的手稿。
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里的炭火烧了一个洞，而他正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
编辑好的文章送发到刘少奇的窑洞及其他领导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毛泽东的军事论文充满生气，具有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本能敌视。
他坚持，在作出判断之前要有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嘲笑那些以偏概全而认识不到问题全貌的人。左翼分子总是想一步登天，他劝这些人要有耐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突袭(弱者对抗强者的少有手段之一)，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二元论: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持久与速决，集中兵力与各个击破。
毛泽东重提他首次在1927年使用的著名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是说军事可以支配政治。相反，毛泽东坚信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军队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毛泽东在30年代就已认识到，在中国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要想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即使毛泽东在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他眼睛总盯着超出枪杆子的东西。毛泽东是反战的勇士，然而他认为在他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对政治合理性的真正检验。
他揭示出了战争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做的，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些什么呢?”
他善于把共产党军队的弱点转变成优点:“反对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战。”
他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认为战争要有战略防御阶段:“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入战争。”
他高瞻远瞩且自尊自大:“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到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日军大举进攻，大片的中国领土将沦陷。毛泽东对这种损失并不惊慌。诱敌深入是有益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将犯错误，他们将被同仇敌忾的广大民众所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