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时间较长，双方相对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这将削弱敌人使第三阶段到来。这时中国人能够进行反攻，并以大规模的常规战代替曾有战略地位的游击战。
在1937-1945年期间，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只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第二阶段并不是削弱日军的唯一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为在30年代民族危机的关头不像20年代主要是小股势力的农村游击队时期。
他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努力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辩地论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他对西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美国和英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泽东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泽东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解放的泛亚运动。印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所想像的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泽东此时同外国人没有过多的接触，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就更少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是毛泽东迄时为止打过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恩——毛泽东对其印象不佳且关系不融洽。但是毛泽东在43岁和44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则与此不同。
中国有一种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外国人的传统。11世纪时，耶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企图使一些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可是他们却慢慢地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外国人参与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20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3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泽东的窑洞接受“会见”。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从院子里捡了一小块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晚上，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可毛泽东对此像是没有看见。
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三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总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也同样回访她——她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甚至教毛泽东跳舞。史沫特莱回忆说:“我转交给毛泽东一张纸条，希望他来聊聊天，他一会儿就到了，带着一包花生。”
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毛泽东精明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他;同时，通过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埃德加·斯诺成功地扮演了这一双重角色。
在1936年夏及以后，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颇有才华的冒险家一起度过数百个小时以后，毛泽东破例与一位外国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在炎热的夏天作长时间聊天时更舒服些，毛泽东曾当着斯诺的面——还有林彪——脱去长裤。
在《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诺透露了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故事。在30年代，毛泽东还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斯诺作品的中文译本有助于毛泽东在本国提高知名度。
毛泽东也通过与斯诺的交往逐步了解美国，这种了解的重要性几年之后便显示出来。
在30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他并不幻想一位外国人会和他一起分享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但是他相信外国人会理解他的目标，否则就不会告诉一位美国人他自己的生平经历——这在中共领导人中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不寻常的。
在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炒辣椒。当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权位不断上升时，他妻子的处境却在恶化。
三个孩子的出世使她从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人物变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贺子珍瘦小的身上还留有20块弹片，这是长征途经贵州时留下的纪念。她已变得骨瘦如柴，而且受精神失常的困扰。
1937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吃晚饭。客人只有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还有吴丽丽，一位漂亮的女演员。昊丽丽性格开朗，涂着口红，留着长发，在这种前共产主义的环境里仍“上海”味十足。
未待夜临，小筵便开，毛泽东与吴丽丽共酌，相依把盏。
然而，不是吴丽丽，而是另一位姿色稍差却更为钟情的女演员给毛泽东以新的感情波涛。[19]
一天，毛泽东在艺术学院作演讲。在听众里面，在给干部保留的单独一排座位后面，而离前面最近的地方有一位刚从上海来到延安、长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女子。她使劲地鼓掌，提一些很受人欢迎的问题，并在演讲结束后又私下里向毛泽东请教一些“理论问题”。
毛泽东并不是蓝苹所亲近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但自从在艺术学院的那次会面以后，她再也不需向其他人抛出彩球了。
蓝苹——这并不是她的原名也不是她最后一个名字——出身于贫苦家庭(在这方面，她不同于贺子珍，也不同于大多数中共著名人物)。她在一个经常用铁锹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父亲手下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她设法在上海的剧院里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同时也经历了有如瀑布一般激情的罗曼史。和很多来自东部城市的青年艺术家和学生一样，她听到西北的情况时很激动，她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延安新生活的挑战而去的。
她与毛泽东的相遇相识使人们想起1928年在井冈山附近的一次青年团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摆脱了早期孤独的生活。但这两个女子表现自己的方式并不相似。
蓝苹相当漂亮，尽管缺少贺子珍的温柔贤惠。她有一双聪明的黑眼睛，而且她能老练地分配自己的感情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不无缘无故地把自己抛出而不取得更大的回报，在为个人获得名誉和权力的斗争中她会把网撒向更大的范围。
毛泽东轻快地走向了他的第三次婚姻，这虽然有困难。事情是在康生的协助下，康生是蓝苹的山东同乡，刚好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国。像是猫头鹰般的影子的康生是位艺术爱好者，善于耍弄诡计，总是作为毛泽东的黑暗一面不时起着关键作用。他是毛泽东的安全主管，总是巧妙地安排蓝苹与毛泽东接近的最初通路。蓝苹后来说，她攀附毛的“过程的每一步”都是随康生推动的。
中央委员会就毛泽东与蓝苹的事情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位有野心欲求的女演员是何许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被迫给她让位?康生应蓝苹的行为习惯耍起手腕来。
毛泽东本人决意已成。他威胁说要“回到老家当农民去”。党对此默认了，只提出一个条件:蓝苹只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不能参与政事。
这桩婚姻当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兴奋:毛泽东这位来自农村的男子，欣赏中国的传统，现致力于政治和战争。蓝苹这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无视中国古代经典，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个人生活发生危机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曾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
他忽然把话题从世界风云转到爱情上，他问阿格尼丝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对她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背诵了一首写给他的牺牲于7年前的妻子杨开慧的诗。
这种个人表白对毛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毫无疑问，这表达了他内心的某些价值冲突(啊，可惜纯正的史沫特莱小姐不能进一步激发毛的感情。她的心思都在吉普车、绷带和纳粹主义上)。
与此同时，蓝苹似乎已经认定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手段。她为自己选好了一个更雄伟的新名字—江青，其意是“绿色的江”，不过，根据它的音还有第二个意思:“清澈的水”。“绿色的江”似乎更合适。这个女人城府很深，令人捉摸不透，犹如猫一般冷艳这个短语所说:具有魔法般的魅力。
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娶了贺子珍的妹妹做第二个妻子。毛泽覃第一次结婚是在1925年，他的妻子在1930年与杨开慧和毛泽建一起被捕。尽管毛泽覃的妻子后来被释放——国民党认为他与毛泽东相比是一条小鱼，因此他的妻子比杨开慧的结果要好——但是毛泽覃没有再和她联系。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他于1935年被杀害。
但贺怡作为家庭的影子在1937-1938年间重新露面，她再次结婚并来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对毛泽东“遗弃”贺子珍很恼火。这无助于事。贺怡的丈夫被派到华南工作，贺怡则被安置在延安。或许这是平息吵闹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对夫妇反对毛与江青的结合。
自从1927年毛泽东在韶山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后，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母亲在1930年被杀害后，党组织和外婆家设法把他们抚养大。可是，作为“共匪”的后代，他们过日子真是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栖身，并在庙外贴一张招牌:我们讲故事，一次一分钱。
奇怪的是，他们在30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用的是他们母亲的姓。不过，假定毛泽东不在世或外婆没有收养他们，他们这样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1936年，共产党地下组织与两个孩子取得了联系，他们乘船到达马赛后不久，康生就从马赛护送他们到莫斯科上学。后来他们回到延安，岸英与父亲一起生活，岸青因显露出精神病迹象而在一个农民家庭休养。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状况没什么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发现自己被送进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40年代末，她又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泽东再次见到她好像是10年以后的事。此外再也没有见过她。
莫斯科没有利用过贺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苏联的出现，来批评毛泽东对待她的态度。
到了1939年，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年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毛泽东又一次不费力地处理了正式手续的问题。没有什么地方记录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的确切时间——江青说首先提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甚至也无法确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时间。然而，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事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婚姻。
毛泽东的新婚妻子的独断专行似乎从给新生女儿取的名字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李讷。李是江青本来的姓;讷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员的名字的谐音。’多少年中，江青总是过于自信。不过，在与毛泽东生活的最后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1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从莫斯科的学校写信给他们的父亲告知学习情况，毛泽东在1941年1月回信时说:“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