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16]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排斥“为艺术而艺术”[17]，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当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他的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时，知识分子即进行了抵制。
毛泽东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他嘲笑“独立呼吁”[18]，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略之争。“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上的齿轮(毛泽东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19]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泽东的发明。学习是改造世界的武器，他年轻时在长沙初露头角，那时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还不能像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入新社会的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那些学究不要忘记更简朴、更艰苦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为有用。他安抚农民，因而这几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没有这种必要用类似的方法。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毛泽东对延安的文艺界宣布。
换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王实味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成了文艺界整顿的主要目标。他试图在延安这片天地中发扬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被毛泽东的新的精神集体主义所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实味被安全机关处死。
年轻时的毛泽东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合适武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向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去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创作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
在40年代，人们不会毫无怨言地轻易接受这些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泽东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泽东主义已经诞生，很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
1942年以前而应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制定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泽东首要关心的问题。东京“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因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介石不仅不再给毛泽东的边区以援助，反而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力进行下去?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层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张国焘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他于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21]他的军队在西康的荒山野岭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泽东静静地等待张国焘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上演了。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节目所引起。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令张国焘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焘的说法，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焘的儿子来演张慕煮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国焘脱离延安投入国民党的事业，毛泽东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国焘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泽东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张国焘，张国焘一直待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日事业。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助下，他仔细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到1942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而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这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中国。
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深感不安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3]在延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方法，他利用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张——撰写政治文章。40年代，毛泽东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闪耀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中。
然而，毛泽东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既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
毛泽东在命名为《实践论》的论文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但是他仍执著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他在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