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可能战胜蒋介石，不管马歇尔怎样作为，即使让他自行其是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作为政治领袖来造访白宫，而不只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像中，美国所受的震动将会小一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5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56岁时去了苏俄。他在其后25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会这样痛苦地陷人泥潭，也不会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能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就等于控制未来。为了这个，语气强硬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两大国际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使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而莫斯科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泽东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巫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地的安全保证，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斡旋，毛泽东就不应该前往。毛泽东告诉刘澜涛，他打算带着开放的心态去重庆。“签订协定这是以我的人身作保。”他对刘少奇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也告诉那些在延安参加完七大准备回去的同事:“回前线去战斗，不要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的仗打得越好，我的安全越有保障，与蒋介石的谈判就越能成功。”
1945年8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则写了一首诗。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戴上帽子。当他戴着太阳帽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毛泽东的目光警觉而冷峻。自1938年日本人攻占汉口，重庆就成了国民党的基地。重庆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山城，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景观。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舒适房子里，蒋介石调派了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这是18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进入一个城市。
就像1927年在武汉，他的来到是合法的。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他，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毛泽东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过去的对手。对所有这些人他都显示雍容大度，表现出爱国热情，与之互赠字画。毛泽东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了《新华日报》[14](这是他发表在主要刊物上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山河的热爱，都感受到毛泽东自身的使命感。
已逾20载未晤面的蒋介石、毛泽东握手了。
一个看起来衣冠肃整，另一个则不修边幅。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暗淡无光，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据说，当时蒋介石显得紧张而毛泽东则镇静自若，这不一定确实。像毛泽东那样嗜烟的人绝不会内心完全镇静，尽管毛泽东当时尽可能慢悠悠地吐着青烟。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静是因为他知道他能以智慧取胜，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及个性)终将会战胜蒋介石。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毛泽东坦诚相见，蒋介石则阴遮阳盖。
43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蒋介石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的签字则是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本质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掌政权吗?如果组成联合政府的话，红军真的就会遣散吗?但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地区边界的划分问题达成了一致。
当两人同时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宴会上的其他人关注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脸上却无一丝笑意。
回延安前夕，毛泽东作为客人应邀出席观赏京剧。戏演到中场时，有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的汽车遭到子弹的袭击，毛泽东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地，已经毙命。周恩来面色煞白，他找来蒋介石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抗议。
毛泽东仍坐在座位上。他喜爱京剧——尽管取得政权后他对之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举行告别招待会。毛泽东忘了他的汽车遭受袭击的事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杯祝酒:“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自剧场一面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岂能彼此信任?毛泽东不会相信蒋介石，“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他回到延安后说。[16]他的重庆之行就是走曲折的路，他并不认为与蒋介石谈判就能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不得不对蒋介石以礼相待。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内战，毛泽东似乎不愿被看作是反对和平的人。
并且他去重庆也在于显示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泽东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更为重要。
中国和世界暗示，蒋介石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1亿人口，并有100万军队听其指挥。
“天无二日，”蒋对他的部下强调。[17]可是毛泽东的行动已证明中国的天空会对这两个太阳作出选择。
毛泽东蔑视蒋介石，他不久就总结说:“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然而，他在重庆的时候掩藏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谈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自1927-1937年就一直同蒋介石这个人作战，现在又是如此。另一些人则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蒋介石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周恩来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动中，一切事物都不能只从表面作出判断。现在是真实的，但是未来也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须得迁回前进。
1946年初，马歇尔再次来到延安，这是他为缩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碑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19]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调解仍抱有希望。同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认为有可能找到一条直路，因此马歇尔发现周恩来是一位更为直率和诚实的人。
毛泽东对此不抱多大幻想。与一年前不同，他显得更独立。
像一位演员一样，他已演完在谈判中的角色。
在向马歇尔祝酒时，他的话肯定带有讽刺的味道:“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马歇尔虽在云里雾中，倒是诚心诚意地想摸索出一条捷径。
飞机在延安机场就要起飞时，他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什么时候蒋介石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毛泽东回答，声音像从远山中传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说了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毛泽东再也没有会见过美国官员，直到经历了三场战争和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之后。
一切调解都失败了，马歇尔不久即离开中国。到1946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双方都撕毁了协定。
毛泽东知道，“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
其后的三年在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收效极大，他的政治预言使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奇妙魔术师能从帽子里变出大量的兔子来。
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在土地政策上和取得政权的时间上——但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削弱整体战斗力的对立。行政上的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对胜利的头昏脑涨。
1946年，国民党掌握着整个华南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在北方力量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军的三分之一，武器则是其五分之一。
第一年，当蒋介石全面进攻时，毛泽东采取的是防御。到1947年初，世人确已相信共产党像过时的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特别是在3月份毛泽东放弃延安后更是如此。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希望坚守该城决一死战。莫斯科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并眼见共产党的失败就要来临。
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牵挂。他说延安“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但最终毛泽东在离开之际冒着被轰炸的危险仍不愿走，“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吃着饭，而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为他这种胆量焦急。
彭德怀顾不得许多从毛泽东手中夺走了筷子，并冲着他吼道，“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终于站了起来。“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悠悠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蒋介石在胜利中飞到延安，任意毁坏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再有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里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再一次扛起枪。这一次，他骑着一匹精壮的马，吸着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优质香烟，他有收音机和较好的电话系统。
他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成了固定的习惯，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是这样，其他领导人全都调整其作息时间以与毛泽东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