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流动生活使毛泽东的体重有所减轻，虽然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并不坏。通常他能吃到肉，有小米，可能还有萝卜和白菜。有一周的时间断过粮，只得喝榆树叶熬面糊。“味道鲜美，”周恩来文雅地对工作人员说。喜欢辣味的毛泽东不知是何评论。
他用电报发出具体指示。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工作——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小分队的指挥员执行他的命令——很少有时间去面对高山沉思。
毛泽东的生活与长征时期相比不再那么俭朴了，但他的领导方法更加正规化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密室里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秘书们匆匆从他们的窑洞跑进跑出，用收音机了解前线的战况。
他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留在身边，全家人关系亲密，在一起奔波。
毛泽东这时候没有产生新的基本思想，也没有写诗，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没有一首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只是为别人的诗续上几句。一天早晨，一名警卫员看到东边黄河上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兴写了一首诗，可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毛泽东听他朗读之后说:“可惜没有结尾。”说着就拿起笔在后面加了三句。
由于毛泽东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化名—李德胜，意思是“离得胜”。
他同一位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乡聊天，这位姓王的老汉正要把一个木盒子劈开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讲解电磁波的原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他告诫道。王老汉答道:“不会的，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自己拥有权力的感觉，他的文章开始代表中国说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蟠龙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棵大树下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里面传来女播音员那爱憎分明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的时候声音冰冷，谈到毛泽东时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就叫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一些像她这样的广播员。”
如果能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毛泽东总是在黄昏时分走出窑洞，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手中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他仍然缺乏学外语的天赋，可是在1944年和1945年间与美国人打交道使他想学美国语言。一个战后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正在形成。
有一部论文集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不恰当的比较，说周恩来更兢兢业业。“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按照北京的标准，这是尖锐的评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张国焘——暗示过毛泽东缺乏毅力。
毛泽东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撤离后就占领了延安，并在那里摆宴，他曾声称不拿下毛泽东的司令部就不结婚。
毛泽东的人马不足2万，而胡宗南却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使胡宗南战线过长，并牵制了其他战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敌人。
毛泽东的军队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毛泽东并不在意土地的得失，在与胡宗南周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常给围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故事。他鼓励警卫员写日记以提高写作水平，并亲自给他们修改。
胡宗南的23万人马四处分散。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当胡宗南被诱上钩时，毛泽东开始出击了。他说:“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1947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人民解放军用他对付胡宗南的战术，在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26]毛泽东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结果确是如此。“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国民党有大片的土地。”1947年，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声言，“在华北，70%的农民都倾向于共产党”。
在离开陕西到华北的路途上，毛泽东在五台山的寺庙停留了两天。毛泽东向方丈询问两位有名的退伍军人在出家后的详细情况，细听方丈述说五台山的历史、佛事活动，并对方丈保证:“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蒋介石在东北有了惨痛的教训，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扛进山里。蒋介石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农村包围了城市，人战胜了武器。
在城市中人心已倾向毛泽东，这是他的又一有利的条件。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这是新的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这一运动是反蒋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什么也不给人民。
身居农民窑洞，毛泽东距这场小型五四运动很远。不过他善于因势利导，而不是完全投入知识分子先锋的这些活动中。这同1919年一样，当呼唤新世界的呐喊此起彼伏的时候，他正在孔夫子的出生地沉思。而在1935年，当学生运动在北平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时，他正在遥远的延安。然而，毛泽东在1947年立即就看到城市反蒋浪潮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当然是指武装斗争。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灵活多变。他从未反对这种正面阵地战，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强大了。形势急转直下，厮杀不是在毛泽东的解放区进行，而是在蒋介石的国统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局势有如电影镜头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掠过中国这块屏幕。与蒋介石的预测相反，每一新画面都显示蒋介石的国民党受到重创。蒋介石的半数军队在坚守防御阵地……“共匪”作为祖国的儿子为国家而战……蒋介石对他的一个刚丢掉一半军队的将领大发雷霆……毛泽东在沉思，面部表情像如来佛般地泰然自若……蒋介石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泽东漫步于乡间小道。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但毛泽东在1948年的风暴中不可能安闲地离开中国。于是，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赴河北见毛泽东。“斯大林有点像杞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来检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大程度，中方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将信将疑，因为几个大的艰难决战使他们已极度衰弱。
在河北，在一次国民党利用特务派飞机投弹空袭时聂荣臻救了毛泽东的命。听到B-25飞机的声音，聂将军跑进毛泽东的房间要他躲进防空洞。毛泽东正要穿上蓝色花纹的睡衣躺着。聂荣臻做他的工作，但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要毛泽东到防空洞中去，毛泽东拒绝不去。聂荣臻命令卫士抬着担架到毛泽东的卧室，放在毛泽东的身边。聂荣臻和他的两位警官将毛泽东轻轻地抬人担架，卫士们抬起这超过他们两人体重的担架跑进了防空洞。炸弹如雨点般地落下。一块弹片正好落在院子里毛泽东所在的房子里。毛泽东一时无言表达对聂荣臻的感激之情。后来，聂荣臻逮捕并处决了两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出卖毛泽东，提供了炸弹袭击的目标。
拿下东北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直取北平。这使蒋介石相信毛泽东无力取北平。但毛泽东之所为有其原因。这是为了让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休整，并使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更加陷人混乱。同时，这也使林彪和他的指战员能够包围住50万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地区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吃掉。
与国民党预料的正相反，人民解放军推进至天津先攻克了一些小城市——几乎是用德国人的效率拿下的。如果李立三和奥托·布劳恩不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时一定会欣喜若狂。可惜他们曾在错误的时间里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早已离开了决斗场。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击败蒋介石的胜利所抱的期望值要比毛泽东低。“我们不会失败，”1946年彭德怀将军坦率地说，“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共应暂时满足于把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按照这一慎重的理论，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仅与斯大林的意见相违背，还有可能引起杜鲁门的干涉(1948年，美国有1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
1948年的毛泽东嘲笑了这种悲观主义论调。
1921年，毛泽东和萧瑜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曾对萧瑜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至五十年”内取得政权。他在1946年夏季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1948年春，他谈到了“1951年7月”。1948年下半年，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结果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
蒋介石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满纸温情的信件从南京发出来了。可是目前毛泽东不愿意分享权力，他的言辞犹如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毛泽东给南京唯一的真正答复是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南京陷落不久，整个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即兴赋诗，首次笔落诗成。诗中，他写到钟山像巨龙一样蜿蜒于南京以东。历史上南京被描绘成虎踞龙蟠之地。“人间正道”是地道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但紧接着的后半句改变了孔夫子的意思。因为孔夫子从来不提倡用政治的力量带来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毛泽东读过《伊索寓言》，他从中找到“以怨报德”的逻辑来辩解。“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毛泽东引用农夫临死时的一句话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在这种决战的时刻，毛泽东无须以猴的精灵施用任何计谋，楚霸王自取灭亡在于他怜及敌手。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
毛泽东的胜利是对蒋介石的当头一棒: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问，“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毛泽东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47年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成为人们敬畏的人物。
毛泽东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四幅伟人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其顺序是按照西方的字母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已经把中国置于世界强国之林。
到1948年，毛泽东感到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在谈及国民党准备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发号施令:“这是不能容许的。”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置身于世界的竞技场。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的后花园，派了一艘叫做“紫石英号”的护卫舰在长江上游游弋，军舰上靠岸后，水兵们叼着雪茄拥入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中的英国大使馆。
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此时已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人开炮重创了“紫石英号”，23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卫舰像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101天，因为它的舰长拒绝签署文件承认“侵犯中国水域”。
英国下院对此怒发冲冠。丘吉尔称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泽东以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中任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讲话了。
毛泽东在一次声明中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一今天看来符合逻辑的声明，当时却激怒了英国。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在毛泽东接近政权边缘时要求他放弃努力。斯大林后来承认:“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准确地预感到一个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而且要超出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四个大人物的预料。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应归于1948年超级大国没有发出信号，欢迎他进入他们的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