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仍被某种神秘气氛所笼罩。在这张白纸上没什么可写的——毛泽东把中国民众比作一张白纸。毛泽东遇到了难题。再说，这张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并不是纹丝不动的。
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11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14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1949-1950年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责备过人。
只要细心阅读毛泽东写的东西便知，“新民主主义”是他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9]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指一个阶段，而不是新社会的固定模式。他绝不隐瞒，随之而来的是向“社义主义的过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要达到一个阶段的目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内容丰富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种过渡方法。一方面，在谈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用“人民”来代替“无产阶级”。这不是变换手法。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有更广泛的意义，其理由是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是因其敌人大多不是中国人。“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对而言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专政”也不是原文照搬马克思的意思。他的取意是将之作为重新铸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很从容地宣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键在于，由于时间不同，“人民”的含义也就有所变化。
毛泽东的阶级目标也非常明确。开国庆典由他升起的国旗上，红色的旗面点缀着五颗黄色的星，有一颗星比其他的星都大。天安门广场上闪耀的这五颗星代表着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互相合作的五个阶级，但是最大的一颗星代表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以后，毛泽东打点行装准备作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访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们10多年前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毛泽东，这位56岁的马克思主义者，5.5亿东亚人的首领，要去与斯大林谈论未来。70岁的斯大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从莫斯科返回紫禁城后，毛泽东可能对自己写作《别了，司徒雷登》感到后悔，因为这次到寒冷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我最终还是签了。”
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他没有兴趣欣赏苏联人的芭蕾舞，也吃不惯在中国人看来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鱼片和肉片。
毛泽东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斯大林还没有摸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分量。“又一个铁托”，这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49年对毛泽东的诅咒，他还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甜菜浓汤和伏特加酒——使毛泽东在重压之下又一次病了起来。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的命运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入校的小学生，他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班上给它找一个位置，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在一起。他希望新中国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并且有所进贡。
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是独特的。他感到，他开的这一枪会在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回响几十年的时间。要让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自豪感与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不是蒋介石的世界——相一致颇非易事。
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候着，他好多天不见毛泽东;又因斯大林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泽东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他。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
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3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国比波兰大20倍，并且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40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3亿美元贷款中削减了6000万。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为了得到贷款，这是丢面子的事，而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他希望得到的贷款是10倍于此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是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受到的批评。在北京，人们传阅着一份小册子，标题是《为什么要倒向一边?》。还有人公开地反对与斯大林联盟，他们甚至提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14]
毛泽东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更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泽东远不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老练——就像赫鲁晓夫一样。
毛泽东所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他的嘴中不到12年就化为乌有。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早有所料:“我说过是这样吧。”
当斯大林问及毛泽东此行目的时，毛泽东说:“我要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大使馆得到解释后，莫斯科摸准了毛泽东的脉:他所要的条约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对中国实实在在。斯大林同意并希望同毛泽东签订作为结果的条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是党的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所以斯大林应该同周恩来签约。斯大林屈尊同周恩来签约，于是两国的外交部长签订了这个条约。
苏维埃中国不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吗？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曾问过毛泽东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战口吻答道:“如果这种事会发生的话，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那里买火车票。”然而，1949-1950年的毛泽东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并且他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
毛泽东对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泽东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己，但他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毛泽东有很多理由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放弃蒋介石之后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蒋介石不放。但是至少可以说，在1948年，斯大林为中共对付蒋介石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与杜鲁门和艾德礼相比，斯大林可以说是毛泽东较好的朋友(猜疑总比敌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24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位承认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但却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获胜的人。
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反对中共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未来的能力。在斯大林强掠沈阳的工厂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治了这座城市。
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赫鲁晓夫战战兢兢地告诉斯大林，中共不愿意外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建工厂。“这肯定伤害了毛泽东，”这位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的人深有体会地说。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意不满意，不过他发回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毛泽东对斯大林绝没有文字上的许诺，正如他对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尊重莫斯科达到令人难解的铁心程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1950年，毛泽东降低他认为自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免给斯大林罩上阴影，这对毛泽东固执的脾气来说是少有的。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将于1951年交付印刷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60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另一方面，他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领导人。
这两者都值得深思。毛泽东敬慕斯大林，同时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加葬礼，毛泽东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多年后，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们也开始剥去他的外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公开批评斯大林。不过他在1956年11月告诉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有三次写文章称赞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次是在他逝世之后(1953年)。所写的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是不得不说这些事。”
毛泽东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两部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赋予了集群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毛泽东试图给农民以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让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他们在封建主义辉煌的大厦中一样。毛泽东无意把中国变成杰弗逊式的小农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几乎像宗教的皈依一样，因为这一步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枷锁，成千上万的地主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很多被处死。
这是一场风暴而不是气候的变化。风暴过后，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国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主和平等——毛泽东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消除旧中国的各种弊病，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监督保护。
思想意识至少被语录统一了起来，中国终由“人民”掌权，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定的用语——这本书在1951年印刷了200万册。如果说不是灵魂的话，至少语言已经归于一致。
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