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1927年，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屎尿都碰了委员。”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在柜台上。
直到1948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控制华北已有5年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要一位文盲老太太谈谈她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活到73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话才作罢。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21]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23]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谈到士兵转业复员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入的两个地区，毛泽东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术占领)。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境与朝鲜接壤的地方。
再者，从1950年春季开始，毛泽东对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采取赞同态度。“我们将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他准备冒将中国军队投入朝鲜战争的风险，只是与莫斯科联系交涉需要时间和条件。自1948年以后，斯大林迫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人朝鲜战争。“给朝鲜提供帮助，对于你(中国)是可能的，”当中国军队准备人朝时斯大林对周恩来说，“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进入朝鲜，但他处于复杂的形势卞，在行动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撑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但非得毛泽东协助行动不可。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躏。从1945年起，这一链条上又多了一层联系: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入中国的门阶。
如果说，毛泽东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500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场。[28]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上的。周恩来的警告通过印度而发出，其意图是作为防御中国将派人入朝。在美军于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而使之不利于金日成之前，在美军确定地要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深深卷入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谋略，认为中国军队入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金日成。到9月，毛泽东通过电报问彭德怀是否已准备好12万军队“灵活使用”，他对朝鲜战局了然于胸。在仁川登陆前，毛泽东将他的25万军队集结在鸭绿江。所有一切都有待于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泽东的军队入朝，苏联将提供武器装备和舆论支持。美国军队于10月1日越过鸭绿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先对中国军队介人迟疑不决，现在迫切需要。骰子掷出去了。“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毛泽东手里举着一份斯大林的电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高层会议上说。当毛泽东参与行动时，斯大林给予军事援助方面的支持。
随着干涉的深入，毛泽东断定对金日成革命武装的支持维系着他自身与斯大林的关系，并且思想观念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并不寻求同美国打仗，在参与金日成驱赶南朝鲜军队的时候，他假定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告诉过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华盛顿在毛泽东准备解放台湾时将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况是，毛泽东对朝鲜大规模的干涉没有顾及北京下属同事的诸多怀疑，并缺乏苏联的舆论支持。他之所以下决心部分是担心朝鲜冲突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他从苏联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有非常强烈的干涉意图:“总之，我们将要并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在着手领导朝鲜诸战役时，毛泽东一连五天中发出不下18次的电报以具体指导在前线的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不得不每两小时清理一次。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泽东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则常与一位金发的俄国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毛岸英于1946年回到中国。毛泽东断定他有足够的书本知识但不懂得做农活。所以毛岸英离开延安，来到陕北的一个村庄干农活。他学起掏粪，把粪装入袋中然后用驴子把它驮走。
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儿子学会了他自己当学生前不得不做的农活。在毛泽东对待毛岸英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待他的影子。
岸英碰到了一位姓傅的娇美姑娘并想同她结婚。毛泽东不顾江青为儿子作的介绍，予以反对。“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他说道。他又抱怨道:“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后来在西柏坡，毛岸英遇到了另一位姑娘，要同她结婚。毛泽东认可了，但等到事情刚开始他又制止结婚，说是那姑娘不到18岁，太年轻。父子俩激烈争吵过后，毛泽东气得发抖，毛岸英则号陶大哭。毛泽东问他的卫士:“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
毛泽东感到他的儿子不仅要学养猪，还要学打仗，他让彭德怀将军把毛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俄语翻译。一天，美国飞机轰炸设在小山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军司令部。炸弹径直投向司令部，大多数参谋人员被炸死，尸体血肉模糊。毛岸英英勇牺牲。听到这消息后，毛泽东整天不吃不睡，只是坐在沙发上吸烟。
在经历了拉锯战之后!哪一方都无力统一朝鲜。到1952年这场战争可能使得毛泽东怀疑签订停战协定是否明智。
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
如果毛泽东没有在朝鲜参战，中美两国可能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也可能于60年代在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发生一场战争。然而，朝鲜战争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儿子的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战争使中国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毛泽东在1952年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
朝鲜战争的其他阴影更长久，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地位。1950年秋的一天，两位仍在北京居住的美国人[32]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附近看到很多人挤在宣传栏前。宣传栏里贴着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双周刊上摘录的文章，中国人在看这些文章时显得群情激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幅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柯里尔》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这两幅地图都在美国印制，都是在毛泽东出兵朝鲜之前出版的。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被割断，就像电力中断一样。对“绅士们的世界”——毛泽东讥讽美国的叫法——采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1950年尚是生活的一部分，到1951年则成为“颠覆”行为。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介石更加亲近，这在6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泽东在作出决定进行干涉之后，他发电报给中国新闻处负责人胡乔木，令他收回任何有关在一定时期内将要解放台湾的舆论。“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
毛泽东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华盛顿很多行动又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泽东考虑亚洲问题的重心。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泽东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33]然而，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泽东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一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如此。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如果毛泽东不把他的25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到中国，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定可以说，不卷人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20年——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式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推动阶级斗争以致将经济建设放在不适当的地位。
多年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及了这次战争:“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
毛泽东回忆起他准备让北朝鲜做战后重建的方法。“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国帮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自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
胡志明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到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越南革命予以慷慨援助。胡志明告诉毛泽东，他需要罗贵波，罗贵波是毛泽东以顾问的名义派往越南的，但负起了充分责任，并参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必要时还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告诉胡志明，决定一定应由越南人自己来作出。胡志明告辞后，毛泽东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道李德(奥托·布劳恩)吧?”罗贵波确实知道这位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毛泽东接着讲了一大通道理: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吸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贵波说，“好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知道亚洲共产主义中的民族力量，朝鲜给了他丰富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