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见外国大使时，毛泽东的礼仪官员要他穿上深色西装和黑皮鞋。毛泽东拒绝了，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衣、旧裤子，一种折中方案是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没有谈话，毛泽东和大使只是交换了国书。然后，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毛泽东和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就爱国主义与和平作了简短交谈(与此同时，另外六位随行人员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
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发现自己从另一个门走了出来。“我觉得不应当问毛泽东任何问题，他像是一尊神。如果你有什么实际问题，应当去找周恩来。”
毛泽东似乎的确把自己视为亚洲(而不是西方)来访者的君主。有的人喜欢他这样。缅甸总理吴努说:“他看上去慈祥宽厚。”[34]但有人悻悻察觉出这位中国老人的傲慢。“毛从来没与我谈论过天国，”莫诺努图说，“但我认为他肯定信仰它。”[35]尽管那些喜欢毛泽东的亚洲人的报道经过竭力烘托，但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屈尊俯就，迷惑一下来访者。
在50年代，毛泽东很少注意非洲，也很少会见非洲人。只有一次他把中国与非洲大陆相提并论，就是当他得知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将对那里的华人产生歧视时，他支持黑人抗议该法案的行动。
1955年秋，毛泽东接见了自抗日战争以来到访的第一位日本人。几周内，他又接见了两个日本代表团。毛泽东正以新的姿态对待日本。在以后的20年中，毛泽东会见日本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客人都要多。
5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希望日本左派能执政，他过于乐观了。整个亚洲并不会随着中国的沸腾而沸腾。到1955年，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开始与任何日本人握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为的是想让东京的天平倾向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蒋介石断交。
1956年年中，毛泽东曾向日本提议签订一项包括中、日、美三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
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在70年代当毛泽东联合日美反苏时，“太平洋条约”已在精神上达成默契，只不过没有形成文件罢了。
毛泽东没有会见任何美国人，因为杜勒斯咒骂他，“封锁”他(让人好笑的是，美国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封锁一个世界上最自给自足的大国)，并且预言他的政府将“垮台”。毛泽东不时地会见苏联官员，他要与俄国人安然相处不得不这样做。
正是通过亚洲舞台(还包括一些属于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毛泽东树立起了自己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的舞台上，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只待在幕后派周恩来去传达路线方针。
中国曾受尽欺压——这与亚非其他国家命运相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也同样是有色人种——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也没有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建立起这种稳固的关系。
万隆会议时代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他的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毛泽东脚踏着两只船。他开始打第三世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做不到这一点。总有一天这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打第三世界这张牌时小心翼翼。
作为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领导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毛泽东在第三世界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但在50年代毛泽东并不以此来对抗莫斯科。他不说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力量中的最重要力量，他也不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新发源地，这些思想是后来才提出的。
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很少说话，有时干脆什么也不说。但是，当他单独与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则以绝对的权威来处理事情。毛周的这种关系为世人称奇。有一次，吴努(他的诚实使他显得不是天真幼幼稚是莽撞冒失)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国‘竖犯”缅甸边界发了一大通牢骚，毛泽东平静地解释时周恩来则坐在一旁沉思不语。吴努的同僚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对他不利。
第二天，当周恩来陪同吴努一起去北京机场时，吴努诚恳地问:“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吴努，”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我很尊敬您。"“没关系，”周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许多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都被毛泽东的隆重接待弄得激动万分。这些领导人一踏上中国土地，首先看到的就是从机场进入市区时，两旁悬挂着高达30英尺的他们本人的神采奕奕的肖像。当天早晨的《人民日报》早已告知亿万中国人，来访者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所有来访者，保证其名字出现在报纸头版的热烈欢迎的文章里。
来访的领导人从未见过像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那样如此壮观的场面。毛泽东的巨幅塑像架在引导着游行洪流的彩车前部，塑像的手向前伸展好像是要去触摸正在凌空飞舞的彩色气球。这些外国政治家的心绪也同气球一起飞舞腾空。
盛大宴会照例举行。对来访客人国内经济的发展给予援助作出了许诺。最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极大荣幸，使来访者欣喜异常地回到自己的小国。
监狱生活—如尼赫鲁一样，许多人在那里待过数年—绝不是这样。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似乎都不乐意看到，北京能与它的亿万民众和谐共处。
1956年秋天，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来北京见毛泽东。苏加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们相互拥抱，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他们一起站在一辆帕卡德敞篷轿车上，车子像乌龟般的缓缓驶人北京市。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群众致意。苏加诺像个小学生的样子，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
到处都充满了泛亚友谊。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绝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礼炮鸣过23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落座于天安门城楼上，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在下面开始接受检阅。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潮花海，令人目不暇接。太阳好像也来增彩，将光辉洒向欢迎的队伍。据说动员了50万群众…[38]
在前一天晚上近8点钟，就有一位妇女在紫禁城附近西单街上挨院串户，每到一家她就以清脆的嗓音通知:“苏加诺总统明天到达北京，政府已决定动员50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妇女是这一地区不拿工资报酬的居民委员会成员。
在一家住户门口，她特地这样具体布置:“你们家有四口人。居委会希望去两个，下午两点之前到西单街，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巷子的出口东面。你们要等到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才能离开。”
这种欢迎场面不仅仅是因为太阳才有了光彩。
西单大街的居民们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想呢?在50年代，感情并不是根本点，它锁定在爱国热忱中。那是爱国的场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个都有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因而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印度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尼赫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是一个现代人——不像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在1949年，毛泽东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泽东以极大的敬重之情，热情洋溢地赞扬尼赫鲁反抗英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谈到核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断却令尼赫鲁大为震惊。毛泽东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可能。”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种自信像其他的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泽东又进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文明的进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208页，一半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尼赫鲁在1954年间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关于战争的看法两人截然对立。尼赫鲁对国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毛泽东只是对国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
在处事方式上，这两位领导人大相径庭。毛泽东认为尼赫鲁讲话哆唆——中国人发现印度人总是这样，毛泽东在20年代就发现M.N.罗易有此毛病。尼赫鲁则认为毛泽东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主张与印度友好相处。他尊重列宁把德里看作未来世界革命枢纽的论断。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缺乏那种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建立稳固关系的冲动，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尼赫鲁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不能在一起走得很远。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是以“黄种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事实上，许多大国的公民都有种族优越感，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更是如此)。在历史上，中国很少走向世界去寻找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是到了19世纪才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这不仅是它的自我认识，也是在地理上的现实存在。
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他这个人。他出生在山区而不是沿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不是在大城市度过的。
这位主席的革命生涯是从中国内地开始的。
他是从延安而不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与斯大林不一样。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的翌日，他像所有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此不能理解。毛泽东50年代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他在30年代末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稳步发展。
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开始故步自封，倾向于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
毛泽东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亲身的经历。赫鲁晓夫在1959年对美国的访问，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的非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到震动。而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经历。
毛泽东非常了解外部世界。他不断地读书，在50年代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位——甚至包括戴高乐——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超过毛泽东。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个主要方面，对科学技术、政权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更替他不甚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对外政策只是为着单一的目标，即使新中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国外的事务一概不感兴趣。
他对每个国家(除了苏联)的态度都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至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他的同事:“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
在生活方式方面，毛泽东是以一位农夫来过皇帝的生活。他可能想吃有蛆浮在上面、冷却了的蘑菇汤而责怪护卫，然而在与另一位职员谈话时则暗示他自己俨然“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慷慨大度主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献好。做好的猪肉虽肥，摆上了桌子就是上品。毛泽东从不梳理他自己的头发，不把书放回书架，不是自己穿袜子，不使用房门钥匙，不吃未经专门的食物品尝师事先品尝过的鱼，也不亲自拨打电话。
毛泽东不可能轻易得到放松。他不怎么欣赏音乐，不怎么打牌，也不频频出席宴会。中国传统戏剧倒不时能打动他。他第一次欣赏川剧时是如此入神，戏至高潮时他眼睛盯着舞台，以致香烟快要烧尽而烫伤他的嘴巴。游泳和跳舞是他最喜爱的娱乐。舞会发端于延安并延续至50年代。有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有一些则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中南海的舞会由于有职员和家人参加而气氛温馨，毛泽东的孩子和保安局负责人叶子龙的孩子特别喜欢参加成人的舞会，她们要么邀毛泽东跳舞，要么邀请朱德跳舞，当音乐声起时狐步舞即跳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