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怀疑（1956—1957）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1968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运作规则。自解放以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像在非斯大林化的时期那样受到震荡，他喜忧参半，小心谨慎。

　　1954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成。权力得到巩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是年秋在与赫鲁晓夫相处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1955年，他开始感到:他可以加快马力实现某些宏伟目标了。

　　然而，他在1956年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

　　1955年年中，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形势时，疾言厉色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1]他认为，农村出现的将是一场风暴，像他在1927年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争论的问题是怎样推进农业集体化，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根据同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事业。5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正被引导着进行集体劳动以取代各自单干。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第一步是大约每10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同小农所有制相比没有很大改变。下一步便是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公有制。^[2]

　　对毛泽东来说，这令人心情激奋。自50年前反对父亲的压制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土地问题。现在，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他认为，只要使农业集体化，就能牢牢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刘少奇就曾对农民说过:“从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3]1954年，筹备起草新宪法期间，另一位高级官员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过去，共产党依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会主义。”^[5]

　　由于农业部拖后腿，毛泽东不得不把精明但脾气暴躁的亲信陈伯达安插进农业部任二把手，以便执行他的路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却在筹划着解散合作社!全国67万个合作社中有2万个因为办得不成功，已被强令解散。这些人的行动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他们认为，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到农业机械化时才有意义。

　　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农业部作了篡改并拖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50年代的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够对那些妨碍他行事的人加以屠杀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只能进行诱导和利用。一天晚上，他会见了80位上海工商界领袖。^[6]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共产党把他们称作“民族资本家”。考虑到他们有爱国之心，同时也需要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一直允许他们自由经营。

　　为了使这些企业界巨头们不受拘束，毛泽东语调缓慢，如叙家常。“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这群忐忑不安的听众，“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他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他不相信，有怀疑，所以，他来到了大城市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然，如同脱毛凤凰，这些资本家，已经嗅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可见，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也在探索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形式。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泽东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极为厌恶地摆摆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着，毛泽东要周恩来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与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毛泽东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少奇相同)，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7]

　　且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是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泽东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当时，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刘少奇一直主张的观点。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当然，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过程。在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1955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闪耀。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1955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落下之前，毛泽东也是鼓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松绑，他称知识分子是结束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农一块骨头。1956年2月，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的人被看作是遭社会抛弃的)。

　　向富裕的王国奋进要想成功，需要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这两种人都将被诱导着去“舔掉背上的辣椒”。

　　但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在毛泽东所要建立的社会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1956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长长的讲话满载着方针政策，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回归。

　　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直将翅膀夹紧，现在他要展翅欲飞了。

　　文章题目暗示，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手泽东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种形象的概括。离开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毛泽东自身具有的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经济依旧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泽东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毛泽东所说的“渔”喻指工业生产，“泽”喻指人民生活。

　　毛泽东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这是惊人之言，乍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的发挥了:“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 他还把这种道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泽东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从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彭德怀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他自己不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