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1956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会加速，这将成为整个中国60年代的关键。

　　他阐明他自己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正值东欧硝烟弥漫。就在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他那新的温和路线的讲话后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便传来了。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I2]

　　两年后，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3]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先前，毛泽东曾在私下里诅咒过斯大林并且在公开场合发泄过。现在，他在《人民日报》的一篇600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用自己的机智把内容弥合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6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四次接见了苏联的官员的来访，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到10月，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不安。

　　毛泽东曾在4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这就是他对每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来访者所讲的主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的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14]

　　这难道不会给中国的斯大林投下一层阴影吗?毛泽东没有公开提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他对于非斯大林化的主要优虑所在。当然，还有些理由已足以使他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例如，关于反斯大林一事，莫斯科应当事先与他交换一下意见。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的恶魔，那么，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么长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自己即使不是“帮凶”，也是“傻瓜”。^[15]

　　但无论何种指责，都同他在中国的最高权力相比无足轻重。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不过他当前的角色是中国的斯大林。

　　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他们亲耳听到赫普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振聋发聩的攻击。朱德同意对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指责，邓小平则心存疑虑，要等候毛泽东的指示才作出反应。于是他们把赫要晓夫的报告内容发回北京。结果，政治上笨拙的朱德又一次说话失误，而精明的邓小平则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自由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可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这一口号不是毛泽东本人思考得出的。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16]这是一个大胆的评论。(事情挺多的!刘少奇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毛泽东主动撤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欧洲的非斯大林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的行动早于他们。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泽东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而新的图景正在考虑之中。

　　毛泽东作为虎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果，作为猴则想知道他受到敬爱的程度。

　　毛泽东说，可以让“美国之音”和蒋介石讲话出笼。^[17]刘少奇插话说，新闻报纸应当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以使其更加独立。

　　他建议，要给记者以较大的自由度，保证他们有高工资，“甚至可以比毛主席的工资还要高”^[18]，这样，他们才会“讲真话”。

　　许多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毫无顾忌地谈出了内心想法。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中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19]。这种反对一党专制的叫喊，便是在毛泽东四周突然开放的百花园中普通的一朵。

　　第二朵花差不多也是普通常见的，这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生活实行严密控制，作家们要求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毛泽东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只想激怒这位苏联人)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赫鲁晓夫否定了它。

　　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20]赫鲁晓夫声称:“毛泽东也认为这一口号可能不适合于苏联。”

　　这确实是一种毛泽东主义的口号，它反映了毛泽东性格中的两重性。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蔑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赞成列宁的观点(赫鲁晓夫也赞成列宁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在早年深受“学阀”之苦。但与列宁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21]这是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的信条。对于斯大林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争夺权力，要纯而又纯。对于毛泽东来说，处理好统一战线内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眼前的敌人。

　　斯大林把他在战争时期与美国和英国的结盟看作是统一战线，他的目的只是要打败希特勒及其帮凶，并不试图去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泽东与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有双重目的:一个是打败日本，另一个是在与蒋介石共处的同时削弱他的势力。

　　毛泽东采取一种比斯大林更温和、更有耐心而且从根本上不妥协的政治技巧。即使是在掌权时，他的这种导师气质从未消失过。

　　1956年岁末，毛泽东说出了他理应在多年前就想说出的话: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内打击他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弟子。毛泽东没有早一点说出来，表明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还是非常敬畏的。

　　尽管为时过晚，但将其摆明不愧为巧棋一着。他鞭打斯大林这具僵尸，就为自己作为正确的中共领袖罩上了一圈美丽光环。

　　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23]在1956年炎热的夏季，大规模的示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香花也许确实已变成了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政策有所贬低。^[24]文章说，毛泽东的号召有点像“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

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右二)、语言学家胡愈之(右三)、数学家华罗庚(右四)、社会学家费孝通(右五)等在一起交谈。(1956年2月)

一个阿飞在上海的一所弄堂里论证了这种区分是何等模糊。

　　当他企图强奸一名妇女而被抓获时，他竟不以为然，并愤怒地向警察质问:"你来干涉是什么意思?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与你无关。”警察只好疑惑地离开了他。

　　与那些敢于直言要求议会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这些在基层广泛蔓延的怀疑主义态度更使毛泽东感到失望。

　　毛泽东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少奇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在195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区分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性，像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阴云，在毛泽东余下的20多年里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费孝通的怀疑是明智的。到1957年末，许多学者在几个月前还满怀希望，妄自尊大，直言不讳。现在，他们却在打扫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都是一些没有大胆直言的人)隔壁的厕所。丁玲(她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冷时热)当时在擦洗作家协会大楼的地板。

　　毛泽东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25]口气已变，调子明显降低，似乎含着哀叹。在未修订的二月讲话版本中，毛泽东绝没有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这个粗糙的、未修订的版本中隐藏着非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在1956年乐观地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家庭。当时毛泽东认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26]，但后来他又改变了思想。在他往后的年月里，这样的阶级斗争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开展一次，不管“阶级”是否真正存在。

　　毛泽东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但是且慢，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人的药方。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他们也不像毛泽东在1955年底有那么一种活跃的心情)。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有好处。

　　即使1957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让步时，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毛泽东在2月份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结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

　　毛泽东未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消失在1957年的冬雪之中。他促成社会制度的改造并获得成功。土地集体化了，新的精神面貌正在农村兴起。这些变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

　　但是，毛泽东在构建政治制度方面却没有这么成功。他冒着风险征集反对意见，然而又把它们抛在一边。结果便导致了一个谨小慎微，甚至沉闷的知识界。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双百”运动只是毛泽东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之曲折道路上所发生的第一个波折。毛泽东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确定的目标。“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他对他的同事说道.“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权。”

　　在1956年的紧张时期，毛泽东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尽管首都五六月份的气候要比武汉更宜人。他不顾同事们的阻拦，下水游泳。

　　一次在广东游珠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着急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护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游完珠江后，毛泽东提出要游长江。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当地渔民下过这条水流湍急的大江。毛泽东的下属同僚都感到担心。邓小平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他要去游泳，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还是去了。"两位负责安全警卫的队长先被派去武汉试水，他们想，在长江游泳对毛泽东是不安全的，因而想阻拦。然而其中一人说了谎，说江水适应主席去游。反对游泳者被毛泽东斥为“白痴”并让他“滚蛋”。

　　同时，毛泽东出行长沙去游湘江。早几年他就知道，他的一名卫士被水蛇咬过，不过毛泽东倒幸运，他乐陶陶地从江中爬起来点起一支烟。在长江，武汉军区陈再道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颇有名声的司令员，当他为毛泽东准备下水游泳打前哨而奋勇探索、跃入凶猛的江水中时差点溺死。甚至周恩来和林彪都试图劝阻毛泽东去游长江，可是他不听任何人的。他从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汹涌的黄色江水中。为了避免陈再道试图逆流而游的错误，毛泽东只是顺流而下。他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发，游到汉口登岸，花了两小时时间。^[29]身上还滴着泥水，他就坐了下来品尝起有名的武昌鱼，然后挥毫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

　　毛泽东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大为孔子所感染，他的游泳确乎有点想使自己跻身那显露个人精神价值的传统统治者的队列中。毛泽东为旧的模式注入了新的手法。古代帝王是通过优美的书法，或远离色欲的高雅来显示其精神价值，但他们从未使用过游泳方式。

　　从《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下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绪所系仍是经济的发展。他提到了在扼守武汉的长江两岸的两山之间建造一座大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