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这首词并不是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唯一迹象。在写了这首词之后几个星期，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玉英。在与陈的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从有关这次谈话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泪水在毛泽东的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说:“为什么不每年来北京看看?”他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掩饰他真正的心衷:“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毛泽东对待陈玉英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其他人尤其不同。他帮助她入座、起身，当她下台阶时又温和地说:“小心点。”对这位女佣来说，她视这种特殊待遇为当然。她以稍带抱怨的温和口吻说:“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43]
江青已于这年的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到北京，她的身体仍然不佳。毛泽东带着她去各地巡游，但事情总不尽如人意:南京天气过热，青岛又太潮湿，使她患了感冒。毛泽东只好打发她回北京，自己则待在青岛这个北部港口筹划着发动一场“反右”运动。
在其82年的生涯中，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同时也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莫斯科派了两架图一104飞机去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宋庆龄以及毛泽东的医生乘一架飞机，其他中国党的领导人乘另一架飞机。
在莫斯科机场，毛泽东热情称颂苏联。但在访问过程中，他又几次巧妙地使用了“人民”这个词，来避开说是莫斯科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
毛泽东觉得他有资格摆点架子。当然，他已准备好要谈一些赫鲁晓夫不赞成的观点，但是又同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要以团结为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同一些东欧人士后来抱怨的那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间拔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毛泽东冲着庆祝会发火，便装做不喜欢克里姆林宫的豪华。
他看了看为他下属安排的房间后，便叫来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与一位医生住在一间适中的房间。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他对李越然说，“请他们给调一下。[47]年轻的李越然不大同意，惶惑之中，他只有去找杨尚昆来交涉，好让毛泽东仍住在这间原属叶卡捷琳娜皇后的富丽堂皇的卧室。毛泽东拒不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的马桶。在应邀观看芭蕾舞剧时，他到得迟，走得早，还对表演指指点点。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
毛泽东拜谒列宁墓时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尽管这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摆脱了他身上的全部乡土气息。当他开始对留学生演讲时，他问有多少学生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结果，面对这些中国听众，他得通过一个翻译把他的演讲从湖南话译为普通话。
毛泽东拉着哥穆尔卡的手去拥护以苏联为头子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首的，”他对波拉说，“我们需要一个首。”[49]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召集会议，他争辩说，只有苏联才有力量为首。哥穆尔卡在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咕噜着走开时，对毛泽东坚持要共产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的做法甚为“失望”。[50]南斯拉夫不喜欢毛泽东那样效忠于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他在国内执行的“双百”方针，和赫鲁晓夫一样，他被匈牙利事件吓着了。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有双重的意义。就在他飞往莫斯科前的两个星期，苏联人已达成一项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得到一颗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也许不会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仍然需要苏联在军事上的帮助。但是毛泽东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他非常轻蔑地谈到核武器，与1954年他对尼赫鲁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使苏联人和东欧人都大为震惊。“东风压倒西风。"[51]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久就风行起来。毛泽东的意思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那些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人感到，准是几天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一到达莫斯科机场就发表讲话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开始进入新纪元。”中国五四运动对科学的追求仍在毛泽东的心中闪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只要有了人造地球卫星，就能够蔑视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私下里，毛泽东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如果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有分歧的话，那么在国防战略上他们更有着根深蒂固的异见。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抗击，而应该后撤。"[52]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
“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泽东是意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撤到斯大林格勒。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只得向毛泽东解释，那次由于希特勒的入侵所导致的撤退是被迫的，况且，如果再发生战争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核武器。
“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毛泽东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这使我们想起两艘战舰黑夜里在三条航线中交臂而过的情景。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弱处提出，要打败入侵者，必须重视战略防御，但苏联人并不这么想。
毛泽东不害怕核武器——当然，他对核武器知道得要比赫鲁晓夫少一一他认为，只有当你害怕它时，它才可怕，如果你不怕它，它也就吓不倒你。
总之，毛泽东是在尽量利用时间，建立一个至少能与美苏抗衡的强国是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尽管还要走很长的路——阻止美苏联盟反对中国，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比毛泽东明显粗俗的赫鲁晓夫甚为惊讶。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在核战争中生存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若干年后，人们就会生出比以前更多的娃娃。”赫鲁晓夫正好坐在孙中山遗孀的旁边，当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她大笑。
赫鲁晓夫则一本正经地说:‘他应当注意他的用语。”毛泽东经常表现出这种粗俗随便。赫鲁晓夫也有他自己粗俗随便的方面，例如，他把江青称作毛泽东的“绣花枕头”。（见KR(LT)，p.290。）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到他的许多中国同事。据赫鲁晓夫说，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高岗就是典型的一例，“你甚至不能在毛泽东的面前提到高岗的名字”[53]。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北京一直经历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是把这些经历当作过去的往事向赫鲁晓夫提起。
大概只有一位同事是毛泽东真正欣赏的。“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毛泽东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54]他指的是邓小平。事实上，这位顽强的四川人后来三起三落，两次是因为毛泽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而罢黜了他，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在玩笑声中告诉毛泽东，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毛泽东问谁可以代替他，赫鲁晓夫说，将由柯西金取代他。
“柯西金是谁?”毛泽东问。他从未听说过柯西金，就像赫鲁晓夫对邓小平一无所知一样。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边攀谈起来，柯西金后来确实取代了布尔加宁。
9年后，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
毛泽东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号召团结，这既照顾到他的听众也不满于他的听众。他引用一句古话来进行解释。“中国有句古语，”他对这些共产主义头领说，“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当毛泽东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与西方势不两立的好战立场的代表时，他的内心也升腾起另一种忧虑。他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动摇和衰减。“我看有两把‘刀子’，”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后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这表明毛泽东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57]（见316Mao:ABiography）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在信仰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对此问题，毛泽东悬而未答。在毛泽东以后的19年余生中，对此问题的态度虽然几经变化，但他一直未做出彻底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