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郭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左三为李井泉。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50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
度过艰难的1957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他在1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他在岂江里游泳(岂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41]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50]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7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
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从1956年就开始的“百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8]“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9]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10]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000名建设者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8个小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距毛泽东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起身，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当时丁螺和水蛙仿佛占取了那片令人沮丧的土地。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送瘟神》就以水、发展和大自然的赞美展开这般想像，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青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1956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基调不同。毛泽东摆脱了羁绊。
毛泽东对惊讶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毛泽东以猴的精明持不同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15]
毛泽东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乱是美好事物的助产士。
有一天，毛泽东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6]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17]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泽东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思想。
实际上，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1958年，迷信变成了各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