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与毛泽东会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11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
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
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与他的意见不一致。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同意将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瑞卿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主张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瑞卿。罗瑞卿从六层楼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害的高级领导人。
罗瑞卿的自杀没有成功。不久，红卫兵开始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刑拷打。罗瑞卿拖着裹着厚厚的绷带的伤残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体育馆，去接受2万名红卫兵的“审判”。
打倒罗瑞卿之后，毛泽东更要树立林彪。因为林彪与罗瑞卿1965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罗瑞卿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他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阵营，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林彪与罗瑞卿的观点相去甚远。林彪自己的路线完全忠实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世界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将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与苏联)，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海、北京一样。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是穷兵黩武，其实并不是。与刘少奇和罗瑞卿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是稳健的:柯西金的不做声可能会使毛泽东想起1941年9月的一件事，当时，苏联官员追问毛泽东，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毛泽东则顾左右而言他：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境，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后来向斯密特总理作出的对美国在越南表现的评论十分惊人。他时这位德国领导人说:“如果美国在丢掉5万士兵后就放弃越南的话，那么它就谈不上强大。”
毛泽东、林彪路线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苏联阵营中中国只能屈居第二。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中国就成了第一类，同时又甩掉了联盟关系的包袱。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民难免接受欧洲中心论，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可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道路。
未来的颜色是黄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借鉴之点。
与此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投向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南部城市，而毛泽东对越战却显得出奇的镇静。这使美国人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国魔鬼式轰炸机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
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战略观点。在6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苏联的威胁在上升，而美国的威胁在下降。美国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败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说明。
1965年秋去上海时，毛泽东写了一首锋芒毕露的词——《鸟儿问答》。一只鲲鹏和一只燕雀发现它们正置身于战火之中。
燕雀被吓呆了: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而鲲鹏却有着不同的气质。它怀疑地问询在哪里可找到藏身的地方。燕雀念念不忘“仙山琼阁”。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容易上当的小鸟是在骗局中寻找安乐窝，轻信“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克里姆林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鲲鹏最后说道: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无疑是用以反对苏联的，但它也道出了事物格局的变化和更迭。一种长期一贯的哲学观点——不只是战略总结——引导着毛泽东制定新的外交路线。
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于1966年初到中国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会谈。日本共产党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谈及莫斯科时常常用“修正主义”这一代名词。然而，他们担心美国会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并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此也十分热心。
在北京，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毛泽东此时远在广州，这是为了避开上海的三月天气。他发出指示说要在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国内地去香港时会见他们，而这对北京的一些人可能是不祥之兆。
毛泽东当时住在一个安静的温泉疗养所，附近是广州郊外山中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日本人来广州后，山笋听到毛泽东说话也会被震慑。
这位日本人鞠躬刚刚完毕，毛泽东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他首先指责了公报草案，并对邓小平及其他赶到南方参加会见的高级领导人发怒道:“你们这些在北京的软骨头。”这位来游说的日本人看到这场景，惊呆了。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和“苏修”，日本人拒不同意。毛泽东于是说，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公报终归作废。
为了进一步孤立宫本，毛泽东还敦促日本共产党把武装交给日本人民，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一令人难堪的会见结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也引发了毛泽东对北京异己分子的新攻击。宫本离开不久，他就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毛泽东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政敌名单上添加了一些人的名字，他与邓小平之间的距离迅即扩大。
离开北京期间，毛泽东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只红屁股猴子，名叫孙悟空。它建立了丰功伟绩。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阎王殿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种应付困境的法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泽东的姓)，将毛咬碎、吐出，然后再说声“变”，每一根小毛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毛泽东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泽东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泽东的心态。1966年，毛泽东把这一充满想像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
到1966年年中，毛泽东已作好复出的准备并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握有孙猴王那样的奇异法术。
毛泽东接见了可信赖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借此让中国人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闻媒体说。
毛泽东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演习。年轻人可能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观点影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那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乃至他在1966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真理。他们是地道的新中国的产品，不是已证明他们的“真理多”吗?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箴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而下。
毛泽东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
